1955年12月10日，在哈佛大学的杨联陞给胡适写信，信里提到《道藏》中现存的《老君音诵戒经》，可能就是传说中太上老君给寇谦之的那部《云中音诵新科之诫》。杨联陞说，这个故事暗示了5世纪初道教的重大改革，而《云中音诵新科之诫》和寇谦之清理“三张伪法”有关。他询问胡适有什么看法，胡适收到信后，很快就给杨联陞回信，热烈地回应说“你挑的题目，我特别赞成”，并且“希望能看见你给这个‘清整运动’多做点表彰”。胡适对道教是有一些研究的，他写过《真诰》的考证文章，看过号称第一部道教史的《长春道教源流》，并且认为道教史很重要，他作这个判断绝不是随口应酬。于是，在此后几年里，胡适和杨联陞在书信中反复讨论，由杨联陞陆续写成《老君音诵戒经校释》等文章，大体上揭开了中古道教史上那一场静悄悄但相当深刻的宗教改革史。而胡适和杨联陞反复讨论的焦点，就是公元5世纪，北方的寇谦之与南方的陆修静（406—477）分别推动的道教改革运动，即“除去三张伪法”，也就是对过去道教中不合礼法行为的激烈变革。在1960年代杨联陞写成的《道教之自搏与佛教之自扑》《道教之自搏与佛教之自扑补论》中，他还特别考证了一个例子，就是在这个运动中渐渐被革除的“涂炭斋”。

前面讲到道教的这三方面，都和“礼乐文明”冲突。在中古文化史中，如果说主流文化是向阳面，表现着普遍的规则和秩序，那么它们仿佛是背阴面，呈现出的是普遍的欲望和混乱。如果我们接受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的说法，文化是一种传统和习惯，而文明是一套规则和制度。那么，这种“文化”就和“文明”冲突，这些文化和习俗也就是传统，为什么不被规则和制度，也就是所谓“华夏礼乐文明”所认可呢？

让我们先回头看一看，华夏文明那一套规则是什么时候，是怎么确立的？让我们长话短说。一般都公认，殷周之间是华夏文明大变革的时代。这一点当然要提王国维的贡献。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说得很清楚，从殷商到西周就是一个野蛮到文明的转型。据说这个文明，就是给华夏政治文化立了几条最重要的规矩。第一，“立子立嫡”，第二，“庙数之制”，第三，“同姓不婚”。其中最重要的是建立了“嫡长子继承制”，形成了明确有序的“宗法与丧服”“封建子弟”“君天子臣诸侯”。王国维的这一篇论文，据我考察是1916年他在写《先公先王考》这篇论文的时候，归纳和思考出来的，原来就附在《先公先王考》后面作为“余论”，几个月之后才抽出来加以扩充并单独成篇的。我在日本看到王国维送给内藤湖南的手稿，手稿上就有这篇“余论”，可是，国内除了最早的《广仓学宭丛书》本《先公先王考》之外，绝大多数王国维的著作里，《殷周制度论》和《先公先王考》都是分开的，包括最新也是最好的《王国维全集》本也是这样，没有一点说明。

回到殷周之际形成的这个新文明，王国维说，因为有了这些改革，区分上下、嫡庶、内外的礼乐制度就建立起来了。在古代中国人看来，礼乐制度就是普遍文明。《殷周制度论》中说，有了这套制度，就能“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如果我们把一部古代华夏文明史，看作是这一套伦理规则、道德观念和法律制度的逐渐确立，那么，所谓“华夏礼乐文明”就是从这里推衍出来的。它的基点是嫡长子制，规定了父子作为家庭、社会甚至国家的主轴。而从这里延伸出来的伦理规则，最主要核心，第一就是血缘家族之内，要长幼有序，内外有别；第二就是这种家庭的孝，延伸到国家的忠，建立了家国秩序；第三就是不再完全听命于鬼神，而是通过象征性的礼乐，强调仁义礼智信之类的伦理道德，并且延展出一套礼法制度。

大家知道，在西汉时代，汉人李陵、苏武在匈奴，虽然做奴隶，却并没有被杀死，但那些所谓蛮夷在汉人打过去之后，却遭到残忍处理。现在大家特别爱听的“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这句话，其实就包含着一个并不文明的历史故事，表现了汉族大帝国主义的残忍传统。这句话原作“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出自《汉书》卷70《陈汤传》。说的是西汉建昭年间，西域都护甘延寿和副校尉陈汤上疏说，虽然匈奴大部分已经臣服，但还有郅支单于一部还没有臣服，躲在“大夏以西，以为强汉不能臣也”。所以，在建昭三年（前36年），他们率领军队远征康居（今中亚的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打败了这一支匈奴，“斩郅支首及名王以下”，据说一共杀了一千多人。得胜回来后，他们建议把这些斩下的首级，悬挂在长安槀街的蛮夷邸，“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也就是威胁居住在长安的异族人。这方法很野蛮凶狠吧？虽然当时丞相匡衡等人反对这种做法，觉得春天应当是掩埋尸体的季节，但车骑将军许嘉、右将军王商却引用《谷梁传》中孔子在夹谷之会上杀优施“首足异门而出”的故事，建议“宜悬十日乃埋之”。朝廷终于决议赞同——在这个故事中，可以看到大汉帝国不仅远征异域与异族，而且也曾用悬首示众之类的残忍方法，威胁帝国内部的异族，而且这种残酷的做法，居然原来也有儒家孔子的依据。

其实，记住光明让人自信，可是记住黑暗却让人警醒。就像我们提到二战时欧洲的纳粹集中营，提到中国“文革”的荒唐历史，提到1990年代非洲卢旺达的胡图族和图西族残杀，能只记住历史上的光明吗？胡适鼓励杨联陞对佛教道教的自扑与自搏做研究，恐怕就是出自这个“晾晒背阴面”的思路。因为胡适很早就把这种古代中国的背阴面和现代中国的文化缺陷连在一起。1925年，胡适对中古佛教极端的修行和自残就有严厉的批评，说佛教用自己的身体涂满香油“然后自燃其身来献祭”，这种“宗教狂热”是“大乘佛教最恶劣的面向”；二十年后的1945年，他在哈佛大学的演说中，更特别提及殷墟发掘的一千多具陪葬的骨骸，说古代中国频繁祭祀和以人殉葬，说明那个时代“人心都已经钝到视这种极其残忍的行为为平常的程度”，怎么能够“期待他们在思想或宗教上会开窍，以至于变更与改革这个宗教体制”？这话其实很有道理。

这里，请允许我进一步讲一些我的想法。过去，我读张灏的文章《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很有感受。他所谓“幽暗意识”，是“正视人的罪恶性和堕落性，从而对人性的了解蕴有极深的幽暗意识”。它是“发自对人性中与宇宙中与始俱来的种种黑暗势力的正视与省悟：因为这些黑暗势力根深蒂固，这个世界才有缺陷，才不能圆满，而人的生命才有种种的丑恶，种种的遗憾”。具有这种“幽暗意识”，不是说认可黑暗，而是为了克服它，所以对现实人生和社会常常有“批判的和反省的精神”。

▲余英时手书《寿张灏八十》中“幽暗已成千古患”句及自注“幽暗指其‘幽暗意识’之名作”

这就是东西方后来走向不同的背景之一。我想借用“幽暗意识”这个词，来联系中古时代文化史的“背阴面”。虽然看起来，经历了秦汉西晋的政治、制度与文化的“统合”，华夏文明大方向已经确立，共识也已经达成，其实，这表面社会的“向阳面”，遮蔽了深层文化的“背阴面”。这些阴暗面在充满乐观精神和理想主义的知识人那里，总觉得它不是华夏文明，终会被主流的文明所掩盖，被精英的教化所克服，因此，在儒家知识人为主书写的传世文献中，往往就像报喜不报忧的政治宣传，总是到了“坏事变好事”，才记载这些野蛮、丑陋和阴暗，是如何被克服的，因此文献只留下乐观和明亮的记忆，却始终不直接记载这些丑陋的、阴暗的甚至是野蛮的现象。这导致了传统儒家对于“黑暗势力”或者“野蛮行为”的漠视或者淡化。其实，“歌颂虽然没有风险，粉饰虽然增添光彩，但它并不能引起戒惧和警惕”，因此，在当时的精英阶层中，以为这一切都已经被克服，而在后世的历史理解中，以为那个时代已经很文明而且文明已经很同一。

可是，这些充满了混乱、野蛮或者荒诞的宗教现象，正如我们前面说到的，只有在宗教之间的彼此竞争中，在政治敌手的互相揭发中，才留下若干记载，让我们发现中古中国的所谓华夏文明，原来并不是那么普遍和深入，在文明的背阴面，其实还有很多非华夏礼乐文明的另类现象，他们当然可能来自异域宗教，比如佛教和三夷教，但也可能来自草根的本土宗教，如我们前面说的道教，甚至也可能就来自古代中国主流文化中，那些还没有被礼乐文明抹杀、克服和提升的成分。可是，在历史叙述中，它们总是被掩盖或者被淡化，其实这类现象或者事件，不仅在当时有着某种揭开帷幕，让人看到真相的作用，在后来的历史叙述中，也恰恰有着催人警示和反省，客观看待历史的意义。我想举一个大家都熟悉的例子，孔飞力在《叫魂》里就反复提及“盛世”这个词，一般历史学家提到乾隆时代就会想到“盛世”，但他说“所谓盛世是一种惯用的说法，常被人们当作德政的护符，用来装点官方文件”，他的这本书第二章标题就是《盛世》，但他恰恰要说的是，在这个盛世的背后，“在黑色妖术的掩饰下，发出了非如此便不能为人感知的关于未来的警告”。

我总在想，按照张灏先生所说，“幽暗意识”的淡漠，使得儒家始终有一种乐观和理想，以至于忽视了民主制度对权力的约束，也忽略了法律制度对恶欲的限制。那么，如果后来我们写的中国文化史，总是高调谈论历史上传统文化的向阳面，比如国家凝成与民族融合（而不记载国家分裂和民族冲突），比如文治政府之创建（而不是以杀戮开疆拓土），比如思想学术的理性表达（而不是沿袭传统任意放纵），比如礼乐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而不是逃避制度的各种陋习），如果我们的中国文化史、中国文化概论之类的著作，总是津津乐道谈论官僚制度、科举制度、思想学术、绘画音乐、棋琴书画、文字书法，歌颂什么“独创性”“悠久性”“涵摄性”“统一性”，而不是去发掘历史上文化的背阴面，原来有那些根深蒂固的风俗习惯，那么，我们不仅不能理解向阳面的礼乐文明如何与民众生活传统中的文化习惯搏斗，逐渐形塑传统中国社会，更是会忘掉我们传统内部，其实有很多非理性的、幽暗的、丑陋的甚至是野蛮的东西。失去警戒与畏惧，就会沉湎于所谓中国文化举世无双、源远流长、伟大优秀这些非历史的乐观的自我想象中，从而衍生出一种沾沾自喜、无端自大的心理。可以顺便说到，我在和朋友谈论这个话题的时候，曾经也讲到当今的困惑，从古代到现在的历史叙述、新闻报道以及政治宣传，都有一种倾向，就是把这些背阴面掩盖起来，看着这些文字文献，大家都以为，历史上是莺歌燕舞阳光灿烂，一直要到积重难返最终崩溃，也就是改朝换代才重新书写，而重新书写的时候，又习惯性地归咎历史，声讨前朝。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政治史上，总是“终点纠错”而从没有“半途纠错”，总是到了改朝换代才改弦更张，而不能在延续过程中自我反省的原因所在。

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陈寅恪所说的“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

让我们回到杨联陞和胡适讨论的天师道“清整道教”这个问题上来。

▲胡适（前排中）与杨联陞（后排右一）等合影

道教由俗而圣，终于成了一个皇权认可的合法宗教。但是细看它的历史，它确实既有追求神圣一面，也有迎合世俗一面。这让我想起西方学者保罗·约翰逊所说，人类漫长的宗教史中，“有贞洁神圣，有狂欢宴飨，也有斋戒断食，有豪饮烂醉，也有禁酒忌荤，有歌舞作乐，也有庄严肃穆，有活人献祭，也有拯救生灵……宗教竟然如此两极对照”，这里所说的“两极”，也许在大多宗教中几乎都如此，用道教的话来说，就是一面“邪僻祆巫之倒法”，一面“盟威清约之正教”。

杨联陞和胡适的努力，为我们揭开了始终被遮蔽的道教史中“邪僻祆巫”的一面，让我们从这里开始思考，是不是在中古文化史中要重视这种背阴面？认清这种自身文化史中的背阴面，我以为，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学术的，让我们了解自身文化史中不止是理性、文明、和谐，其实也有残忍、野蛮和暴虐，它未必是蛮夷或宗教文化带来的，其实也是汉族中国自身传统中就有的，文化史研究只有兼及两面，才算说明了自身文化如何进于文明的过程。另一方面是思想的，只有正视传统中向阳面和背阴面的同时存在，才会真正认识到“文明”，也就是逐渐形成的规则和秩序是何等的重要。而所谓传统和习惯，也许有时候并没有那么光明和伟大，倒是需要用现代文明，对它进行所谓“创造性的转换”，以适应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