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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董少新：近代早期东亚海域与物质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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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导言：近代早期东亚海域与物质文化交流　董少新／1

· 专题论文 ·
宋代素馨、茉莉名实辨——社会知识史的视角　周湘／11
从“洋红”到“胭脂虫”：18—20世纪中文文献所见美洲红色染料的命名与认知　严旎萍／47
鼻烟壶的形成：容器、习惯与身份　陈博翼／67
18世纪中英檀香木贸易中的定价问题探析——以英国东印度公司档案为中心　李干／83
沉香传说：占婆天依阿那仙女形象在越南王朝国家的演变　叶少飞　黄先民／111
晚清民国福州外销茶盒研究　黄忠杰　陶林琛／128

明代陶瓷在东亚海域的流转及其影响　钟燕娣／154
郑和下西洋与明初瓷器海外贸易　陈宁　刘雨婷／175
15—16世纪博多商人与东北亚的陶瓷贸易　成高韵（GowoonSeong）／186
伊万里瓷器与东亚海域　董少新／200
青花贴塑八仙盖碗的流行与接受问题研究　李璠／224
由“指针”导向的城市视野——一件东西城市瓷盘上的跨洋航路与家族版图　刘爽／259
“纸护窗棂已策功，玻璃更比古时工”——广州应用平板玻璃历史考略　金国平／284
“华人艺术家”与殖民地图像制作：《谟区查抄本》民族志图像研究　李晓璐／300
置彼异邦：普朗克“阳伞夫人”图样研究　戴若伟／334
马戛尔尼使团画师笔下的中国人物　陈妤姝／372
交错的形象：1755年伏尔泰版《中国孤儿》的戏剧服饰与布景新探　谢程程／391
18世纪荷兰罗也订制广州外销画研究　江滢河／421
中国航海博物馆藏外销通草船画初识　单丽／439
莅海图说——清代中外海图中的交流　郭亮／467

箕子墓与朝鲜王朝箕子文化建构　王鑫磊／484
16世纪葡萄牙曼努埃尔建筑的代表作：托马尔基督骑士团修道院　顾卫民／507
15—17世纪东亚交聘、贸易和战争中的日本刀　朱莉丽／525
越境的金襕袈裟——中日唐物交流及其政治意义　康昊／548
东亚海交的微观镜像：元禄武士朝日重章的异域空间　许益菲／562
近代早期的江西吴城镇——基于全球史与文化史的考察　何安娜(AnneGerritsen) 著　胡涵菡 译／578

· 学术述评 ·
广州早期行商陈芳官考——清代广州十三行行商研究之三　汤开建　李琦琦／599
沉船中人类遗骸保护的法律研究　王晶／621
古琉球海外交流史研究：史料与现状　中岛乐章(NakajimaGakusho) 著　吴婉惠 译／635
寻找失落的木帆船：从许路《造舟记》谈起　刘璐璐／655
跨生态的互动
——托马斯·爱尔森《珍珠在蒙古帝国：草原、海洋与欧亚交流网络》评介　聂希贝／675

后记　李庆新／681
征稿启事／683
Manuscripts／685


导言：近代早期东亚海域与物质文化交流

文 | 董少新

   2021年11月6-8日，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联合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海洋史研究中心、中国航海博物馆共同主办了题为“海洋与物质文化交流——以东亚海域世界为中心”学术研讨会。来自国内高校、科研机构和文博单位的34位学者在会上宣读了论文，就会议主题展开了为期三天的讨论与交流。本辑《海洋史研究》便是此次会议论文经修订和评审后的集结。我作为会议召集人之一，受《海洋史研究》编委的嘱托，撰写本辑导言。我进入东亚海域史研究领域时间不长，知识储备有限，以下仅就近代早期的东亚海域和物质文化交流谈谈自己的粗浅认识，以向学界请教。
   一 什么是东亚海域
    受“东亚”这个概念的影响，“东亚海域”往往被限定于东海以北、日本海以南的海域，涉及中国、日本、韩国、朝鲜等国家。我们则认为，东亚海域是北起鄂霍次克海，向南经日本海、黄海、东海、南海，直至爪哇海，东达新几内亚岛，西到马六甲海峡的一片以海洋为中心的广阔区域，包括完整的东北亚和东南亚海域。葛兆光先生用“东部亚洲海域”来指称这一海域，以与传统的“东亚”做区分，[1]不过“东部亚洲海域”的英文表示仍为Maritime East Asia，中文仍可简称“东亚海域”，因此我认为与其如此，不如仍用“东亚海域”这一概念，并将其内涵扩大。如果我们看绘制于16世纪末或17世纪初的“塞尔登地图”，其范围从日本海至爪哇海，并以航线连接南北各地，这正是我们所说的“东亚海域”的范围。明代虽无“东亚海域”这个词，但似乎已有“东亚海域”的观念，而这一观念与元代以后逐渐形成的“东西洋”概念基本符合。张燮《东西洋考》中除了包括南海周边外，也将日本收入在内，只不过被列入“外纪考”中。因此钱江、龚缨晏等学者将“塞尔登地图”命名为《明代东西洋航海图》甚为有理，[2]而以现代的术语称此图为《东亚海域之图》或亦无不可。
    东亚海域东边是堪察加半岛、库页岛、日本列岛、琉球群岛、台湾岛、菲律宾群岛、摩鹿加群岛、大小巽他群岛组成的岛链，西边则是亚洲大陆的东部（从白令海峡一直到马六甲海峡），两者之间从北到南是一片狭长且连续的海洋，联通着东北亚和东南亚各国。这一片海域被大陆、半岛和群岛包围，也有学者称之为“亚洲地中海”。[3]除了中间连续的海洋，东亚海域还包括大小岛屿、半岛、大陆以及冲积平原、山地、森林和河流等多样的地貌。东亚海域的另一地理特征是季风，秋冬的东北季风和夏季的西南季风每年定时在东亚海域吹拂，成为贸易船只在这条狭长海域南北往返航行的主要动力，同时也是该海域内部交流的前提条件之一。另外，超长纬度跨越造成东亚海域气候和物产的多样性，从热带雨林的香料到高寒地带的毛皮，可谓应有尽有，这是该区域内部互动的又一动力。在这样的地理条件下，东亚海域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从采集、渔猎到发达的手工业和商业，从原始部落到帝制国家，既共存于此，又互通有无。
    一个区域内部是否有频繁的交流、互动和相互的影响，是判断该区域是否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历史空间的基本条件。地貌、气候、物产、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的多样性，再加上有规律的季风，使东亚海域数千年来内部交流与互动越来越频繁，这是东亚海域成为一个独立的历史空间的基础，并形成有别于其他区域的独特运作体系。
   在这一体系中，不仅有物产和人工制品的流通，更有人口、文化、宗教、艺术、思想等方面的交流。东亚海域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族群、语言、文化、制度和宗教，纷繁复杂的程度超过地中海世界。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通过贸易、战争、使节、移民、僧侣远游等形式，不同区域的文化经由海洋而实现了跨国传播。东亚海域内的不同族群和国家在各自的历史文化中均受到本区域的其他文化之影响，这种影响对很多东侧岛链以及东南亚的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发展和文化特征产生了关键性的型塑作用，没有这片海域，则这些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将会十分不同。
二 什么是东亚海域史
    既然东亚海域是以海洋为中心的、跨越国界的独立历史空间，则东亚海域史就是这片以海洋为中心、为纽带的区域的发展史。东亚海域史是区域史（Regional History）而不是国别史（National History）。以往学界的一些研究范式，例如“从周边看中国”[4]“亚洲背景中的日本”[5]等，其研究的重心仍是落在某一国家上，从更广阔的背景中来观察该国的历史，其归根结底仍是国别史。而东亚海域史研究的核心对象是这片以海洋为中心的区域，而非这一区域的任何国家或民族，注重的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东亚海域的发展和变化。
    东亚海域史不是东亚史，[6]尤其不是东亚几个国家的历史的简单拼凑。东亚海域史注重的是该海域内部的相互联系、交流和互动，研究的是东亚海域自身的运作体系及其演变。以往学界归纳的各种“圈”，如“儒家文化圈”、“汉字文化圈”、“筷子文化圈”乃至“朝贡贸易圈”等，都无法涵盖整个东亚海域，在阐述整体的东亚海域史的过程中，这些范式都是不适合的。
    东亚海域史也不是双边关系史或某一国家的对外关系史。从中国出发的双边关系史本质上仍是中国史，从日本出发的双边关系史本质上仍是日本史，东亚海域史在方法论上是“去中心化”的，无论是在该海域中长期占有笼罩性地位的中国，还是表现最为活跃、最为多变的东南亚区域，都不是东亚海域的中心。东亚海域史的唯一中心是东亚海域本身。
    东亚海域是一个历史舞台，数千年来无数人在这个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悲喜剧。东亚海域史研究需要借鉴年鉴学派“长时段”（longue durée）的方法，考察地理环境在漫长历史时期对东亚海域社会、人文的塑造，再在此基础上研究东亚海域的社会史和政治史。东亚海域的社会史和政治史主要研究这一历史空间中的人、物和事。与海相关甚至以海为生的人在东亚海域范围内占据着总人口的多数，群岛、半岛上的人民自不待言，即使是在大陆上，滨海社会中的人也与海洋息息相关。这些人包括渔民、海商、海寇、海洋贸易商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海洋贸易和海事生产的管理者、海洋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经海路旅行的宗教、知识、技术的传播者和使节，以及海洋文化、信仰的创造者、传承者和信奉者，等等。从海洋史的角度可以将所有这些人称为“海人”。与海洋相关的物亦极为丰富，包括海洋物产（如鱼类、海盐、玳瑁），作为贸易商品的各地不同物产（如胡椒、茶叶、金属），作为商品或礼品的各地手工产品和艺术品（如丝绸、陶瓷、牙雕），用于加工海洋物产的各类工具，用于航海的各类工具（船只、罗盘、火器），服务于航海的码头及配套设施（如商馆、船坞、库房），与海洋信仰有关的建筑、雕塑、图像（如妈祖像、三保庙），与海洋物质文化和知识传播相关的各类文本，等等，我们或许可以将其统称为“海物”。位于东亚海域史最表层的，则是各个历史时段发生于这一历史舞台上的“海事”，包括战争、劫掠、海防、海贸、海洋政策的颁布与实施、不同国家之间的交涉等。
    东亚海域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应该形成了某种特别的体系或运作机制，但这种机制到底是什么，我们目前其实还没有研究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机制与某一国家的对外政策或贸易制度是完全不同的。因此，东亚海域史研究的另一个重点，就是要揭示东亚海域运作机制的形成过程、内容、特征和演变，并呈现东亚海域总体的历史发展脉络。东亚海域不是一个虚体，而是一个实际存在的历史世界；东亚海域史不是一种理论框架的构建，而是对东亚海域历史世界的书写与呈现。东亚海域通史（整体史）的书写需要建立在丰富的断代史、个案研究基础之上，而以往的国别史、双边关系史、朝贡贸易、汉字文化圈等框架下的研究对东亚海域通史的书写都极具参考意义。但东亚海域史书写的重心仍是落在该区域不同国家、族群的交流、互动，以及通过交流、互动形成的网络及其发展演变上。
 三 东亚海域史的近代早期
    布罗代尔在研究地中海世界的时候，考察了地中海与大西洋、北海海域的关系，以及地中海与沙漠地带的关系。一个整体的、独立的历史空间，并不意味着是一个封闭的历史空间，而是会与相连的其他历史空间发生长久的关系。东亚海域与印度洋区域相邻，且长期受到印度洋区域的影响，来自印度洋区域的物质文化、宗教、习俗、语言、思想和移民经过马六甲海峡进入东亚海域。这一影响大致可分为两部分，一是来自南亚的影响，主要是佛教、印度教和印度物产；二是来自西亚的影响，主要包括阿拉伯文化、波斯文化、伊斯兰教和西亚物产。
    对研究对象加以分期，是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书写东亚海域史也需要将其分为不同的历史阶段。这一工作截至目前尚无学者深入讨论。历史分期标准不同，则有不同的分期结果。东亚海域史的分期，既可以考虑其自身演变的阶段性，也可以其所受到的外来影响作为分期依据，还可以把自身发展特征与外来影响因素加以综合考虑。这里无意对漫长的东亚海域史做全面的分期，只是想尝试提出将16-18世纪视为东亚海域的近代早期阶段（early modern period）的看法。这一看法既考虑到16-17世纪东亚海域自身发生的变化，也结合了欧洲人进入东亚海域后产生的诸多影响。
    16-18世纪是东亚海域自身发生剧变时期，也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期，在多个方面表现出独特性。以目前的认知，我们把这一时期东亚海域的重要变化总结为以下几点。第一，民间海商（海盗）势力空前强大，他们由各国海民组成，长期活跃于海上，游离于各国政权之外。[7]从嘉靖大倭寇至郑氏台湾政权覆灭，亦商亦盗的民间海上势力成为东亚海域舞台上最活跃的角色。第二，中国与日本的官方关系断绝，日本脱离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自建以日本为中心的秩序，并因扩张野心而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在东亚海域造成严重影响。第三，从澳门开埠、隆庆开海至康熙开海，再到四口通商和十三行体制的建立，东亚海域的“互市”逐渐超越“朝贡”，成为中外贸易的主要形式。[8]第四，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等西方国家先后进入东亚海域，加入东亚海域固有的贸易体系之中。这些欧洲国家在东亚海域占领了马六甲、马尼拉、巴达维亚、台湾等贸易、殖民和军事据点，又在中国、日本获得澳门、长崎等商业口岸居住权，经营东亚海域内部的转口贸易。第五，葡萄牙人、荷兰人经印度洋东来，西班牙人经太平洋西至，东亚海域从此拼接到了全球体系之中，自此东亚海域成为全球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东方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开始了对欧洲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进而在世界近代化进程中发挥独特作用。第六，这一时期东亚海域范围内发生了多次规模大、持续时间长、影响深远的战争，主要包括万历朝鲜战争、明清战争，也包括清朝收复台湾的战争、西洋各国之间在东亚海域发生的历次冲突等，东亚海域的传统格局因此而发生改变。第七，东亚内部出现离心力大于内聚力的情况，各国从这时开始发展道路渐行渐远。无论是中日官方关系的中断，还是西方国家的东来，都对传统的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秩序和朝贡体系产生冲击，最终这一体系在19世纪走向衰落和终结，东亚海域自身以及区域内的诸多国家也在19世纪和20世纪步入现代转型的轨道。
    基于上述理由，我们认为16-18世纪可以被视为东亚海域史的近代早期阶段。如果这一看法成立，则东亚海域的近代早期阶段与欧洲的近代早期阶段大约处于同一时期。在全球近代化进程中，欧洲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包括东亚海域各国、各地区的亚洲在这一进程中的作用被忽视了。我们认为，全球的近代化是欧洲和世界各地共同推动的历史进程，而东亚海域在其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且这一作用亟须从学术角度予以研究、揭示和肯定。东亚海域所发挥的作用，首先体现在欧洲对东亚物质文化和精神文明的吸收利用上，东亚文明从而成为欧洲自身向近代迈进的诸多推动力之一；其次，自16世纪开始，东亚海域自身也开始了近代化的进程，包括晚明商业、手工业的发达，资本主义萌芽，新儒学的发展，开海政策的实施，日本的统一，明清易代在东亚海域的冲击等等，都是这一东亚海域近代化进程的表现。在这样的认识之下，一些传统的概念便需要我们重新检视。例如明清时期的中国、幕府时代的日本和李氏朝鲜是闭关锁国的，只有在西方的冲击下古老的东方才能走上近代化的道路；包括东亚在内的亚洲大部分地区属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相较于西方的海洋文明是停滞落后的。这些产生于19世纪的欧洲中心主义观念，如果从东亚海域的近代早期史角度看，都存在严重的问题。
四 东亚海域物质文化交流
    本次会议以“海洋与物质文化交流——以东亚海域世界为中心”为主题，集中探讨东亚海域内部及其与其他区域（尤其是欧洲）的物质文化交流史。物质文化最广义的定义，可以包含一切与人有关的自然物和人造物，甚至包含人的身体，物质文化史研究也因此而包罗万象，其中物质文化交流史是重要的组成部分。物质文化交流史主要研究物质文化的跨区域传播、演变和影响。贸易是物质文化交流的主要途径之一，贸易利润是推动物质文化交流的主要动力。
    地理环境的多样性造就了物产多样性，而社会生产力发展程度、风俗习惯、思想观念等的不同，也使人造物千差万别。这种多样性和差异性是物质文化交流的前提条件。因此就有了摩鹿加群岛的香料向北进入中国、朝鲜和日本，向西被运至南亚、西亚乃至欧洲的千年传播史，也有了美洲与欧亚非的“哥伦布大交换”。利润驱使物质跨越了戈壁、高山和海洋，促使长距离交通线路的形成。长距离交通线路分为陆路和海路，从贸易商品运输的角度而言，陆路和海路有着重要的区别。陆路贸易主要依靠人力和畜力，运输的货物量少，整个路程会经过多个不同政权控制区，需要多次缴纳关税，使货物成本大幅增加。相反，远洋帆船的载货量远超陆路驼队，且在长程贸易过程中经过的税口少，甚至可以从出发港直达目的港，大大降低了成本。低附加值的金属制品、日用品、粮食等均可通过海路运输，只要量足便有利可图。因此我们看到，自唐中叶以后，海上贸易逐渐后来居上，大批运送陶瓷器这样的重且易碎的商品的航海活动越来越常见。
    历史上，对于东亚海域与南亚、西亚的贸易和交流而言，有陆路和海路两个选项，但对于东亚海域内部而言，地理条件决定了其贸易和交流大都要通过海路进行，除中朝、中越之间有陆地接壤而外，其他岛屿国家与半岛国家、大陆国家的贸易和交流不走海路便无法开展。在数以千年记的漫长历史长河中，东亚海域内形成了复杂的海上交流网络。在东亚海域网络中，既有纬度相仿的岛链国家与半岛、大陆国家的横向线路，更有多条通达南北的纵向线路，纵横交错于以海洋为中心的区域内。东西南北之间物产的差异性通过海路交通而形成了互补性。东南亚的香药早在汉代以前已进入中国，并在宋元时期达到鼎盛，[9]中国的手工产品也长期出口东南亚。本辑中周湘《宋代素馨、茉莉名实辨》、叶少飞《沉香传说》、钟燕娣《明代陶瓷在东亚海域世界的流通与消费》、朱莉丽《15-17世纪东部欧亚交聘、贸易和战争中的日本刀》和康昊《金斓袈裟与“日本国王”》等文，均可从物质文化的个案视角管窥古代东亚海域纵横交错的网络。
    近代早期的东亚海域，内部的交流更为频繁，欧洲人的到来不仅融入东亚海域既有贸易网络，从事该区域内部的转口贸易，而且通过他们的西向和东向的远航，连通欧洲和美洲，从而将东亚海域网络拼接到全球网络之中。东亚海域的商品和物质文化，是吸引欧洲人东来的主要动力，这里的香料、丝绸和陶瓷被大量运至东亚海域以外，从而成为最畅销的国际商品，而美洲的白银及农作物也进入东亚海域，改变了本区域的贸易和农业生态。因此本辑的另一核心议题是近代早期东亚海域与西洋的物质文化交流。其中既有东亚海域物质文化的西传，如江滢河《18世纪荷兰罗耶藏广州外销画册初探》、陈妤姝《马戛尔尼使团画师笔下的中国人物》等文，也有欧洲、美洲物质文化的东传，如严旎萍《从洋红到胭脂虫》、陈博翼《鼻烟壶的形成》诸文；很多论文都讨论到某一类器物或物质文化现象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表现出的复杂性，包含某一器物上体现的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和层累影响，或某一物质文化符号在东西之间的回环流动，如刘爽《由“指针”导向的城市视野：一件东西城市瓷盘上的跨洋航路与家族版图》、戴若伟《普朗克“阳伞夫人”图样研究》和李璠《青花贴塑八仙盖碗的流行与接受问题研究》等。
我们此次学术研讨会可被视为2009年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合办的“世界史中的东亚海域”国际学术研讨会[10]的延续，旨在从物质文化的角度进一步认识作为一个独立历史空间的东亚海域，并希望通过收入本辑的论文与日韩学界和欧美学界对话。近代早期东亚海域史有着极为丰富的内容，也有极为丰富的多语种文献、器物和图像资料可供研究参考，绝非一两次学术会议能够全面探讨。希望此次会议和本辑论文能够引起更多学者对东亚海域史的关注，更希望中国学界能持续开展研究个案，长期进行多语种基础史料整理工作，不断展开国际对话，并能够提出有见地的理论和方法。唯其如此，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东亚海域史》（按照布罗代尔的风格，或许也可取名为《东亚海域与万历时代的东亚海域世界》）才有出现的可能。
[1] 葛兆光：《亚洲史的研究方法——以近世东部亚洲海域为中心》，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年。
[2] 参见龚缨晏：《国外新近发现的一幅明代航海图》，载《历史研究》（2012年第3期）。
[3] [法]弗朗索瓦·吉普鲁：《亚洲的地中海——13-21世纪中国、日本、东南亚商埠与贸易圈》，龚华燕、龙雪飞译，广州：新世纪出版社，2014年。
[4]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从周边看中国》，中华书局，2009年。
[5] [美]罗纳德·托比：《亚洲世界中的德川幕府》，柳一菲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年。
[6] [美]罗兹·墨菲：《东亚史》（插图第4版），林震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
[7] 村井章介将此类人称为“境界人”，参见村井章介：《中世日本的内与外》第六章，康昊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
[8] 岩井茂树一反费正清等学者对朝贡贸易的强调和解读，在明清史中发现了“互市”的重要性和地位。参见岩井茂树：《朝贡、海禁、互市：近世东亚五百年的跨国贸易真相》，廖怡铮译，新北市：八旗文化，2022年。
[9] 林天蔚：《宋代香药贸易史稿》，香港：中国学社，1960年。
[10] 该会议的论文集后来结集出版，见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世界史中的东亚海域》，中华书局，2011年。



发布时间： 2024/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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