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到达东京不到一个月，便遭逢新冠肆虐。一开始，还可以在研究室、图书馆、食堂、住处四点一线行走，渐渐地，东京大学的图书馆不开了，食堂也关门了，连本部栋2号楼我的研究室，也被劝告尽量少去。于是，大多数的时间里，我都只好待在那个位于汤岛神社之下、“学问之道”尽头的住处读书。那八个月里，我决心少看过去常看的日本中国学著作，而主要阅读日本学者有关日本史的论著。这是因为，我越来越感觉到，在问题意识、学术关切和叙述方式各方面，其实我们做中国本国史的人，更接近日本做日本本国史的学者，阅读日本史的各种论著，也许能得到更多共鸣和启迪。特别是，如果能把两国历史相互参验，或许更能感受到研究本国史时彼此心情、问题和路径的异同。当然，我毕竟是中国学者，读日本史的论著，心里想的仍是中国史的问题，所以那些日本史论著，就成为日后我在亚洲史背景中重新理解中国史的资源。

2020年9月回国后，我就把我的所读所思所想，写成这样一篇论文《什么是传统中日政治文化的结构性差异？》。这里我先要感谢《清华大学学报》，《清华大学学报》慷慨地一次性发表了这篇近七万字的长文，这在国内刊物中是不多见的。我也要感谢日本的辻康吾先生、永田小绘女士和新井孝重教授，他们在我这篇长文发表之后，很快就把它翻译成日文，把中国学者的中日传统政治文化比较观介绍给日本读书界。我也要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郑庆寰先生，在他的鼓励下，我把这篇长文加上阅读日本史论著的几篇短札编成附录，于是就有了这样一本小书。最后，我也要谢谢石岩女士，感谢她能看中这本书，愿意为这本小书做编辑。

葛兆光

2023年11月1日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