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4日课程由朱溢研究员主持，上午课程由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明学院汲喆教授主讲。主题为《从封禅到投龙：沙畹的中国圣地政治学》。

汲喆教授首先梳理了法国汉学的发展历程。16-18世纪传教士汉学提供了很多知识，但传教士汉学具有明显的宗教目的，接触的主要是上层精英，重视儒家，对于中国其他宗教不够重视。法国大革命后政治对宗教的限制和反教权运动影响了法国传教士汉学的发展。19世纪的中国研究被称作学术汉学（职业汉学），以雷慕沙、儒莲等为代表，雷慕沙重视原始材料特别是佛道材料，希望对亚洲文明采取一种有历史意识，非歧视性的看法。但这些法国汉学家从未到过中国，研究路径仍需改变。沙畹作为第一位全才的汉学家，现代法国汉学的奠基人，不仅多次前往中国实地考察，也将人文社会科学新方法、新观念融入汉学中，为汉学发展注入了源头活水。

汲喆教授

汲喆教授回顾了沙畹的学术生涯。沙畹原本打算研究中国哲学，后决定转向史学，1889年第一次来华，1890年即翻译了《史记·封禅书》。汲喆教授援引张广达先生讨论指出，沙畹是从政教关系出发探索古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从空间和时间两方面整体性研究中国人的世界观。

接下来，汲喆教授讨论了沙畹的泰山研究方法。《泰山》一书出版于1910年，被誉为中国神圣地理学的开山之作。沙畹不仅强调史料，也强调实地考察。在《泰山》中，沙畹几乎网罗了所有能找到的文献，并综合运用了多种不同类型的史料，把传统名山纳入宗教史和政治史脉络中研究。

沙畹将泰山视作一个复杂的治理装置。作为宗教和政治圣地空间，泰山具有四个层次，一、作为山岳神灵；二、奖惩的功能；三、独特的封禅礼仪；四、围绕泰山的一系列神祇。泰山集中展现了中国古代天人关系与政教关系的交错。泰山的祭礼同时呈现出物质的再生产与外在环境的安全、人的再生产和道德秩序的稳定、权力的再生产与政治秩序的合法化、象征的再生产与意识形态的普遍化四个层面的功能。

《泰山》一书还收录了最能体现沙畹社会学贡献的作品《社》。沙畹对泰山和社的研究涉及一个共同主题：政治与社会如何以宗教的形式在空间中组织起来。通过对“社”的分析，沙畹详细讨论了社会组织的空间关系如何依靠一套宗教性的等级体系标识出来。这些讨论体现出社会学关心的许多基本问题，特别是在社会学意义上政治组织和宗教组织的对应性以及政治组织和意识形态如何联系在一起。沙畹对“社”的研究改变了欧洲对中国原来的想象。

最后，汲喆教授还介绍了沙畹有关投龙简的研究，这项研究可能与泰山研究有承续关系。从资料上讲，沙畹可能正是在搜集泰山相关资料时看到了有关投龙的记载。从问题意识上讲，沙畹对封禅、泰山、社、投龙、禹迹图、华夷图、苏州文庙四大宋碑等材料的关注，体现出一以贯之的研究方法和问题意识。沙畹始终关心意识形态在空间中的编排，或者说是权力主导下神圣性的空间生产机制。沙畹将实地考察、文献整理和社会科学理论结合在一起，奠定了现代法国汉学的基础，其所开创的圣地政治学深化了对中国天、地、人、神关系的理解。

柳幹康《禅宗的崛起及其发展》

禅宗8世纪在中国崛起，并传遍了东亚，20世纪以“ZEN”闻名世界，时至今日仍具有巨大影响力。禅宗究竟如何崛起？在唐宋时代教义又有怎样的变化。为回答上述问题，柳幹康教授将讲座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聚焦于武则天时代禅宗如何崛起。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有强烈的正统性需求。柳幹康教授以神都（洛阳）、神岳（嵩山）的塑造以及明堂的修建为例，讨论了武则天树立正统性的宗教手段。武则天利用三教树立正统性，佛教也成为其中重要的一环。

武则天通过两种佛经获得了双重形象。5世纪翻译的《大云经》提及“舍是天形，即以女身，当王国土”。武则天通过僧人注疏，为自己塑造了“弥勒下生”的救世主形象。达摩流支于693年翻译的《宝雨经》则记载“实是菩萨，故现女身，为自在主”。以此为基础，武则天以“金轮”为中心反复更改尊号，成为佛教理想的“转轮圣王”。

正是在这一宗教和政治环境下，以神秀为代表的禅宗逐渐崛起。柳幹康教授充分利用8世纪的碑铭、墓志铭和灯史，反思了传统禅宗史研究中“南顿北渐”的定说，还原了禅宗的谱系、教义和在洛阳的传播网络，重建了当时禅风。在谱系和教义上，除《楞伽师资记》略有不同外，几乎所有资料都主张继承五代法系，弘扬顿悟空法的禅门，当时并无“南顿北渐”的教义之别。在信仰分布上，结合城市考古和复原研究，可以将墓志铭与洛阳城具体里坊空间对应，从而观察禅宗在洛阳的影响力。

柳幹康（Yanagi Mikiyasu）副教授

对于武则天晚年皈依神秀的原因，柳幹康教授认为禅宗受到推崇可能与薛怀义等宠僧失势后武则天的政治诉求有关，皈依神秀也能巩固武则天的金轮圣王形象，此举还有利于武则天整合并将禅宗教团纳入国家宗教体制。此外，柳幹康教授还对禅宗之“禅”与“封禅”关系做出了推测。

讲座第二部分聚焦于唐宋时期禅宗的发展。柳幹康教授首先在时间和空间上梳理了从唐到宋禅宗发展的脉络。随后，柳幹康教授将视角集中于大慧宗杲（1089—1163）及其“看话禅”之上。“看话禅”在禅宗教义上具有划时代意义，是禅宗持续至今的实践法，也对宋明理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柳幹康教授系统分析了大慧宗杲的悟之构造及其渊源流变。大慧的修行法是将意识集中于无法理解的公案之上，正因其无法理解，才能去掉一切烦恼，在思量不到的地方一念破而开悟。在开悟之后，大慧认为悟后存在两种修行方式，“渐修”和“顿修”。“渐修”是在顿悟后继续修行逐渐消除悟后仍残有的烦恼，“顿修”则是根据佛心自然而然做佛陀的行为，即说法拯救众生。大慧的实践理论与他自己的修行经验高度契合。“看话禅”为禅宗修行提供了完整的实践过程。

最后，柳幹康教授结合自己的研究经验，提出我们今后的研究需要如下两点：一、要有跟之前研究不同的看法。二、要看全体，不能只看部分。以讲座所涉及的“看话禅”为例。此前研究基本都只看话禅，几乎没有讨论悟后实践，即使分析悟后实践，要么只看渐修，要么只看顿修，没有都看两修的。只有聚焦前人所忽略的问题，并充分关注思想的整体面貌，才能取得新的突破。

吴义雄《近代早期中西交流中的史观问题及其思想背景》

吴义雄老师指出，史观反映的是人们对中西交流关键问题的基本认识，对于理解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问题，剖析欧洲中心主义在中国历史问题上如何体现，都会起到推动作用。近代早期——鸦片战争前约半个世纪的中西交流，在延续天主教传教士所塑造的早期交流成果的同时，又叠加了中西贸易迅速发展催生的新的文化需求与矛盾。由此产生的商人—传教士组合，共同酝酿和表述了这一时期中西交流中的史观问题。

吴义雄教授

近200年积累的中西贸易矛盾随着1830年代前后中英多次交涉失败而激化。英国认定问题根源在清朝的观念和制度。英国“自由商人”（free traders）群体联合英美商界及新教传教士形成“对华激进派”，主张通过武力迫使“中国向西方开放”。为论证诉求正当性，激进派代表如马地臣（James Matheson）、戈登（G. J. Gordon）、林赛（H. H. Lindsay）重构中西贸易史，将清政府的港口管制、行商制度与文化差异解释为“系统性压迫”与“文明侮辱”。然而，吴义雄教授也提醒我们关注中西交流史中被边缘化的温和视角。例如，美国商人亨特（William Hunter）与英国医生唐宁（Charles Toogood Downing）在其著作中记录了广州口岸中西互动中诸多温情脉络与日常协作。

但最终，以“压迫”与“侮辱”为核心的史观成为主流。1834至1836年间出版的彼得·奥贝尔（Peter Auber）《中国：政府、法律和政策与中西关系史纲》、郭士立（Charles Gutzlaff）《中国简史》与德庇时（John Davis）《中国人》等三部作品建构出来的历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成为早期中西关系史的标准叙述。在特定背景下建构的早期中西关系史由此进入中国史知识体系，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历史认识。

吴义雄教授进一步指出，这一史观在西方内部也面临着理论上的张力与逻辑挑战。激进派强调清政府的“排外主义”违反“普世交往原则”，是造成冲突的根源。然而，他们面临一个根本难题：如果一国基于其制度与文化传统选择限制外来接触，另一国是否有权以武力强迫其改变？在援引国际法作为合法性基础的过程之中，激进派亦面临阐释困境，故而最终转向“文明等级论”，宣称国际法只适用于“文明国家”，而中国则被建构为一个“半野蛮国家”，因其“停滞不前”“文化封闭”而不具备完全主权。

在这一背景下，新教传教士主导了对中国知识体系的批判性重建。吴义雄教授在讨论中聚焦于西人对中国上古史的真实性再评估，主张“重写中国史”这一问题。郭士立（Charles Gutzlaff）、小德经（C. L. Joseph de Guignes）等持“层累造史”之说，旨在解构中国文明的古老性，呼应“停滞的文明”之殖民话语。然而学界如麦都思（Walter Medhurst）援引“岁差”原理，通过天文学实证反驳郭士立；欧洲汉学家格鲁贤、克拉普罗特等人也纷纷反驳“古史虚构论”，强调中国史官秉笔直书传统与系统性史学传承的可信度。围绕《尚书》等上古文献可信性的不同见解，为这一争论赋予了浓厚的学术色彩。在这场争论中出现的相关观点、文本批判方法与实证理念，可与20世纪中国“古史辨”运动相对照。

吴义雄教授进而指出，19世纪以来西方的“文明史观”和“进步”观念，深刻影响了“中国近代史”的观念的形成。在西人的有关论述中，中国开始被置于统一的线性历史的阶梯之上，并被判定为处于“停滞落后”的位置；而西人则将其在中国的作为，解释为推进和引导中国进入“发展”“进步”的轨道。在这种观念下，构成了19世纪后期西人观察和评论中国现状与未来的基本框架，并在媒体、外交文书与学术著作中被不断重复，并最终沉淀为系统化的“中国近代史”体系。1923年，宓亨利（Harley F. MacNair）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文中国近代历史文选》，标志着西人“中国近代史”论述的体系化成型，其分期起点设定为鸦片战争，强调中西交往中的“进步—挫折—再进步”循环。这一叙事体系虽然根植于19世纪对华激进派的政治与宗教诉求，但也由此产生了一种具有深远影响力的中国近代史论述。

章毅诚、夏德明 Cultural Practice as a Way of Thinking History: Staging China in Global Crises of the 1920s and 1930s

（文化实践作为一种思考历史的方式：20年代和30年代全球危机中的中国大舞台）

下午的课程由德国哥廷根大学东亚系研究员章毅诚（Harlan David Chambers）、教授夏德明（Dominic Sachsenmaier）主讲。章毅诚研究员的演讲聚焦于中国思想者如何在全球危机背景下，将文化实践与游击战争结合，构想并演绎一种新的历史逻辑与社会经济形态。他以1936年田汉创作的话剧《阿比西尼亚女儿》为引入，指出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将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视为中国自身命运的镜像，并以戏剧想象回应“历史是否注定”的问题。由此，章毅诚研究员提出的问题是：文化实践是否可能介入历史进程？如何在极端战争与剥夺条件下，通过群众性文化参与，重塑经济与社会关系？

章毅诚（Harlan David Chambers）研究员

为解答这些问题，本场演讲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章毅诚研究员指出，20世纪30年代中国思想者将游击战从纯粹军事手段重构为“世界历史形式”，将其视为全球危机下的一种经济建设实践。艾思奇提出，游击战的胜败并非由技术决定，而取决于“扩大民众参与”的组织模式。这一思想与毛泽东持久战理论在抗战后期深度呼应，将游击区域作为政治、文化、经济实验的前线。

第二部分，章毅诚研究员关注到了游击区的文化实践。他讨论了一系列文化项目的出现，特别是“群众写作”项目——“一日”的创作，如1941年的《冀中一日》。文化工作者在极度不稳定的游击区组织群众书写“某一天”，不仅记录经验，更通过写作赋予“时间”以新的价值结构，使“识字”“命名”“劳动”成为自我表达与社会变革的手段。

第三部分转向游击区创作文学的叙事形式与历史逻辑。以《吕梁英雄传》这一最初以连载形式发表的叙事文本为例，其结构本身即体现“游击化”特征：由群众口述经验演化为集体书写，再现了游击战术、报纸媒介、合作生产等多个层面如何交织塑造“新日常”。其中的“地雷叙事”，反映了游击文学之中常见的“叙事反转”技巧，不仅在叙事扭转了战局，也炸毁了“历史发展的单一路径”历史逻辑，将历史视为一种“群众性”的合作创造。

讲座最后，章毅诚研究员指出，游击创作作为20世纪30至40年代一种文化实践，拒绝将“国家建设”作为历史终点，而主张从农村社会的不均衡性中，发掘历史变革的多重可能，也启发我们重新思考什么是“历史”。讲座结束后，学员们就“文化实践协调机制”、“语言建构与叙事策略”、“文化表达与历史意识”等问题与章毅诚研究员进行交流。

接下来是夏德明教授的演讲，围绕“文化实践能否成为一种历史思维方式”这一核心问题展开。他结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研究成果与当代全球政治文化现状，探讨了历史观念的变迁及其对当今世界的启示。

夏德明（Dominic Sachsenmaier）教授

首先，夏德明教授强调，一战长期以来被视为欧洲中心的冲突，近年来学界愈发关注其“全球性”。非西方军队——如南亚殖民军、非裔美军、中国劳工等——在战争中的角色逐渐被重新纳入叙述，体现了帝国体系下的全球动员与战后社会变革。这种全球史视角也促使我们重新理解战争的起始与终结，超越传统的“1914-1918”框架，将其置于更长时段、更复杂的地缘结构中。

夏德明教授进一步指出，巴尔干半岛、乌克兰等地区在两个“二十年代”均体现出由局部冲突激发全球介入的特征，反映出全球热点的连续性。与此类似，朝鲜半岛等地区在百年间持续成为大国角力场，凸显地缘政治中“地方—全球”双重维度。

在思想史方面，夏德明教授回顾了过去三十年思想史的研究转向：从“伟大思想家”到“思想的社会背景”，以及由欧洲中心的观念史向全球史的转向。他强调，应将思想置于特定社会、经济、制度环境中考察，理解为何某些概念、人物获得影响力。例如梁启超等人如何在社会转型中重新构想“国家”“社会”等概念，并参与现代意识形态建构。

概念史方法由此应运而生，不再仅关注术语的起源与定义，而是将其视为政治与社会冲突的战场。如“自由”“平等”“社会”“文明”等核心术语，在两个时代中都呈现出持续争论与语义转变，其变化可映照政治格局、意识形态转向与社会想象的演变。

在讲座的最后，夏德明教授强调，通过将文化实践视为思考历史的方式，结合全球视角和概念史工具，学者可以更全面地理解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与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的思想文化与政治环境。对历史关键概念的跨时空比较，有助于揭示当代世界的持续挑战与转型动力，为今天的学术研究和社会理解提供深刻启示。

谭凯《唐宋历史研究之数字方法与概念范畴》

6月28日的课程由青年副研究员邢云主持。上午的课程由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历史系教授谭凯（Nicolas Tackett）主讲，主题为《唐宋历史研究之数字方法与概念范畴》。谭凯教授在研修班课程中，介绍了数字史学方法及其在历史分析中的应用。他首先讨论了数字史学方法的长处和特别之处，指出新方法可以解决传统方法无法处理的问题。接着，谭凯教授通过三个例子详细介绍了社会网络分析和地理信息系统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包括如何利用墓志铭数据构建社会网络、如何通过地理空间划分分析政治权利分布等。

谭凯（Nicolas Tackett）教授

第二部分，谭凯教授指出数字人文在方法上与计量史学存在本质性的差异。传统计量方法依赖固定分类标准进行统计分析，本质属于验证性分析；数字方法通过机器学习实现探索性分析，能发现未被预设的关系模式。以社会网络分析为例，计算机算法可自动识别家族聚类，通过最小编号原则建立谱系关联。具体操作中，当发现两个人具有父子关系时，系统会将整个家族统一归并为最小ID号代表的集群。

这种差异在数据验证层面表现为：传统统计结果需人工核对表格数据，而数字方法通过可视化网络和开放数据库实现透明化验证。研究显示，70年代计量史学衰落的重要原因是统计错误难以被有效核查。当时的研究者花费大量时间“证明很明显的事情”，而数字方法强调数据库开放共享，便于同行复核。

第三部分，谭凯教授提及了历史数据库构建中的关键问题。例如数据的源管理原则。数据库建设需平衡现成数据与自行采集数据：前者节省时间但存在覆盖盲区，后者完整但耗时（需1万小时级别投入）。以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为例，其包含多源数据但存在收录标准差异，使用时需明确各子库的采集目的和覆盖范围。特别要注意：时空分布不均、时代覆盖差异、阶层代表局限三个要点。

陈继东《日本视角的可能性：晚清中国佛教和思想形成的契机》

下午的课程由日本青山学院大学教授陈继东（Chen Jidong）主讲，题为《日本视角的可能性：晚清中国佛教和思想形成的契机》。陈继东教授在导论部分介绍了日本视角在研究中国近代史中的重要性，特别是通过中日佛教交流史和近代中国思想史的视角。他指出，无论是中国近代佛教，还是近代思想，在其形成过程中都受到了来自日本的影响，因此如何看待这一事实是近代中国历史研究不可回避的课题。此外，他指出就其所研究的晚清中国佛教、近代中日佛教交流以及近代中国思想三个领域，都关涉与日本的关联性问题。他介绍了杨文会作为近代中国佛教的先驱者，在振兴传统佛教的同时，与日本学僧南条文雄等深入交往，成为近代中国佛学研究的新起点。他还提及净土眞宗东本愿寺僧小栗栖香顶来在华留学与传教的历史，对其在中国传教目的以及对中国佛教的革新主张做了阐述，并分析了武士道在梁启超思想中的影响，以及梁启超据此对中国思想传统所作的反思和创新。最后，陈教授总结了日本视角在近代中国研究中的潜力和可能性，强调了通过日本自身的语境和历史脉络来审视中日关系的重要性。

陈继东教授

陈继东教授在课程的第一部分对学术史以及相关的问题意识做出梳理和回顾。他指出，抗日战争80周年与甲午战争120周年的历史节点表明，近代中国与日本的关系具有不可分割的特殊性。对近代中国的考察都应将日本因素纳入研究视野。汪荣祖、葛兆光等学者在1990年代已开始关注中日思想互动问题。陈继东教授的研究继承并发展了这种学术传统，特别聚焦于佛教交流与思想史领域。另外，在研究方法上存在沟口雄三与山室信一两种大的研究框架。沟口雄三的“作为方法的中国”主张从中国内在逻辑出发，强调历史连续性而非外部冲击，认为近代变革源于中国自身历史脉络中的潜在因素。山室信一的“作为思想的东亚”提出亚洲近代化的“日本冲击论”，认为日本因素通过内部交流与连锁反应产生独特影响，不同于西方冲击的强制性，属于东亚内部主动选择。

在课程的第二部分，陈继东教授提出从佛教交流的个案研究视角切入，例如净土真宗僧人小栗栖香顶的传教活动。1873年，他的传教目的从传统的“求法巡礼”转变为战略性的“开宗传教”，建立东本愿寺上海别院标志着新型传教模式生成。同时，小栗栖还通过《中国开宗前景》《北京护法论》提出了他的净土眞宗中国传教的方案，如设立鸦片戒、废除女性缠足、推行孔子教，建立现代传教组织。陈继东教授还讲到小栗栖以文明优越性为理论支撑，主张改革中国佛教的寺院制度，提倡近代型佛教教育，并试图与藏传佛教合作，最终构建印度、中国、日本三国佛教联盟。

第三部分的讲述围绕“知识重构与权力政治”展开。陈继东教授指出，在《大藏经》编纂的过程中存在激烈的国别竞争。小栗栖香顶声称发现五台山藏有梵文原本经卷，引起在牛津学习梵文佛典的南条文雄注目，促成其师马克斯·缪勒等欧洲学者介入东亚佛典搜寻与考察。欧洲学者则通过掌控梵文研究主导经典诠释权，折射出知识生产中的地缘政治博弈。中国方面，许灵虚等居士在受到日本缩刷大藏经的刺激下，决意编纂新的《大藏经》，计划收录梵文原著及其解题，既为抗衡欧洲学术话语权，回复中华佛教的权威地位，亦借以回击儒家对佛教经典虚造的质疑。

第四部分，陈继东教授提到有关本次课程讲述内容的研究启示与学术史定位。首先他论及近现代化研究相比以往研究的三大突破：在理论层面，陈继东教授提出“双重方法论”整合路径，实现内部连续性研究与外部影响分析的有机统一；在史料挖掘层面，首次系统整理19世纪中日佛教精英跨国交流网络，重构被忽视的文化联结；在研究范式方面，证明文明传播具有非线性特征，日本在近代东亚语境中兼具“中间体”与“主体”双重身份。其次，他也提到了方法论上的反思。例如研究的局限性在于日本视角可能强化二元对立框架，需警惕将中日关系简化为单向影响。陈继东教授也呼吁未来可以尝试建立“三极研究”视野，纳入南传佛教及东南亚在佛教现代性形成中的角色。

课程考察

讲座之外，文史研究院还组织了为期三天的课程考察。

6月25日晚，研修班学员观看了纪录片《投龙：从山川祭祀到洞天福地》。投龙，这一古老的仪式，将写有谢罪、祈愿的文简，与金龙、金钮、玉璧等器物用青丝捆扎，投入山川。纪录片中，从先秦时期山川作为国家疆土象征与自然之神，承载着主水旱、证盟约、消灾去病等神圣功能，到秦汉时代“五岳四渎”祭祀体系的构建，再到东晋投龙仪式的诞生，以及唐初其与帝王本命信仰、洞天福地理论结合成为国家祭祀，直至宋明时期的演变，完整且清晰地展现了投龙文化的发展脉络。纪录片完整呈现了浙江省博物馆策划一场投龙展的全部过程，也让学员们对沙畹的投龙研究有了更深刻的体会。

研修班师生田野考察

6月29日，学员们先后走访上海嘉定顾维钧纪念馆、嘉定孔庙两处历史文化遗迹。顾维钧纪念馆坐落于嘉定区西大街，是在顾维钧先生祖宅基础上修缮而成的区级文物保护单位。纪念馆建筑为典型的江南传统民居风格，粉墙黛瓦，庭院清幽，氛围庄重肃穆，核心定位为展示顾维钧先生的生平事迹、卓越外交成就与深厚爱国情怀。嘉定孔庙始建于南宋嘉定十二年（1219年），享有“吴中第一”美誉，是江南地区保存较为完好的县级孔庙之一，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存建筑主要为明清时期重建，规模宏大，规制严谨，体现了传统文庙建筑的典型格局。

7月1日，在朱溢、邢云两位老师的主持下，学员们分为上下两场分别进行课程报告并提问点评，授课老师也参与其中，现场气氛热烈。下午，研修班结业典礼正式开始，由朱溢研究员主持。

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葛兆光就宗教史研究进行了发言，具体如下：

葛兆光教授

回溯历史，1923 年，矢吹庆辉出版的《三阶教研究》具有里程碑意义。该著作利用敦煌新资料，揭示了中国历史上曾存在宗教与政权的激烈冲突。尽管当时学界对此书存在争议，但随着时间推移，其学术价值愈发凸显。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宗教在皇权控制下较为平和，缺乏像欧洲神权与王权、日本公家与武家之间那样激烈的对抗。然而，《三阶教研究》以详实的资料和深入的研究，打破了这一传统认知，让我们看到中国历史上宗教与政权冲突的真实存在，只是由于文献材料的缺失或掩盖，这段历史被长期忽视。

以道教为例，在汉末的研究中发现，道教并非如传统认知那样完全匍匐于皇权之下。东汉末期，道教一方面试图扮演官方行政机构的角色，管理百姓、维护社会秩序；另一方面，其组织“36方”的准军事化，形成了强大的力量。这种与政治皇权的潜在冲突，在过去鲜有人提及，但却深刻影响了当时的社会格局，是中国早期政教关系的重要体现。如果佛教和道教在当时都形成了足以与皇权对抗的巨大组织力量，中国历史的走向或许将截然不同。葛兆光教授认为此类事件可视为历史“关节”。这些关键事件具有两大显著特征：其一，它们在当时具有强大的冲击力，深刻影响了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其二，它们如同基因一般，对后世的政教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例如，中国古代形成的政教关系模式，一直延续至今，塑造了中国宗教与政治权力相互关系的独特形态。如今，中国的佛教、道教等宗教与政治权力之间已不存在对抗的可能性和意愿，这一现状正是历史发展的结果。

政教关系一直是国际学术界的重要议题。研究发现，只有那些与国际学界共同关注、且与其历史研究相关联的问题，才能成为有效对话的主题。在宗教史研究领域，尽管宗教的教义、组织、人物和历史演变等方面也至关重要，但政教关系因其涉及更广泛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层面，超越了单纯的宗教范畴，成为国际学术界更为关注的焦点。

这一发现对我国学术研究具有重要启示。历史上的“重大关节”在当时会具备极其强大的冲击力，也会对整体历史走向乃至当代社会产生深远而不可磨灭的影响。然而，此类重要“关节”的缺失也导致长期以来学术界对相关史实的认知与考辨存在偏差。葛兆光教授提醒年轻学者，选择研究课题时应着重寻找“历史的关节”，并充分考虑其国际视野和对话潜力。通过挖掘具有历史关键意义的主题，将研究课题的意义提升到与国际对话、竞争的层面，超越自身专业和研究领域的局限，才有可能在国际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即陈寅恪所谓“预流”的学问。这不仅有助于个人学术成就的提升，也能推动我国学术研究与国际接轨，促进不同文化和学术背景下的思想碰撞与交流。

自2011年以来，文史研究院已成功举办十余届夏季研修班。研修班旨在拓宽学者的研究视野，促进学术交流，构建一个相互支持、紧密联系的学术平台。通过共同探讨和学习，鼓励学员们突破专业壁垒，探索更具深度和广度的研究课题，为学术研究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青年学者应不断回顾历史，挖掘那些被忽视的关键事件，以更广阔的视野审视宗教与政治的关系。这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历史发展的脉络，更能为当代社会提供宝贵的启示。

章清教授

随后，由文史研究院院长章清教授对本次研修班致辞。章清教授首先对合作机构和教师表达了诚挚的感谢，尤其提到任课教师的高强度授课负担。同时，章清教授希望本次研修班诸同仁能够通过研修班建立长期联系网络，共享资源与信息，解决材料获取地域限制问题。随后，学员们彼此交流了参加本次研修班的感想与收获，并对主办方热情周到、充满人文关怀的工作表示感谢。最后，由章清教授为各位学员颁发结业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