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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研究院

转载 | 朱溢：宫城空间与南宋日常政治运作

作者：朱溢


来源：《历史研究》2025年第6期



摘  要：南宋宫城居于临安城南端，内部却坚持面南背北的传统格局。由于包括空间条件在内多重因素叠加，南宋前殿常朝频次不高，日常朝会重心移至后殿。从奏事班次大幅缩减和实际运作看，君臣面议政事的常规渠道趋于弱化。在选德殿、祥曦殿、延和殿等内殿举行的引见活动，部分弥补了君臣在外廷日常朝会上的沟通不足。听政制度与宫城空间的反复调适，塑造出南宋宫城独具特色的日常政治空间。在中国古代，日常政治空间变动与皇权盛衰之间并非简单对应。
关键词：宋代政治  都城  礼制  宫殿史


中国古代都城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以都城规格营建而成，另一类由地方城市直接升格。前一类都城的行政功能、礼仪功能、军事功能及其空间需求，都能通过事先规划得到满足。后一类都城不易大规模拓展，难以为上述功能匹配应有空间，相关功能实施不得不有所变通，南宋临安就面临这一困境。近年来，学界通过考察礼仪场所、朝廷衙署、文教机构，对南宋临安的都城功能与城市空间的紧张关系进行了探索。


临安宫城同样面临复杂的空间问题。对曾经在东南地区流亡、始终面临强大军事压力的南宋政权来说，将原来的州治用作宫城，不失为务实的做法，不过临安宫城的特殊之处也由此形成。王化雨指出，临安宫城存在依山而建、绝大多数中央机构位于宫城以北、宰执衙署远离皇帝等特点，并将其与御前文书运行、选德殿奏对结合起来研究。任石从宫城诸殿的功能出发，考察日常朝会中作为听政前奏的朝参。在她看来，由于宫城布局改变、空间缩小等因素，南宋的朝参出现衰退迹象。朱溢认为，临安宫城地理位置不佳、周围环境复杂、相关设施不全、内部规模狭小，对其建设和使用构成很大制约，突出表现在礼仪功能的落实上。


上述研究各有价值，但是也留下了有待追问的议题。朝参是听政的前奏，那么作为日常朝会的核心环节，听政有无受到宫城空间特性的影响？施行状况如何？选德殿奏对与日常朝会存在怎样的关联？回答这些问题，有益于加深对南宋日常政治的理解。皇帝主要通过上朝听政、批复章奏行使政治裁决权，文书运作随着官僚政治的发展而愈显突出，面对面议政却始终无可取代，在面临重大决策时，更是非此不可。比起章奏处理，听政活动对空间因素也更为敏感。本文通过对外廷视朝、内殿引见的考察，旨在揭示宫城空间与日常政治之间的张力。

一、南宋临安宫城的空间构造


临安宫城的内部状况，在过去的论著中已有涉及，主要表现为各个宫殿概况的梳理。若止步于此，则不足以确切理解整个宫城的空间布局，故而有必要采取结构性分析，方能对其与日常政治的复杂关系进行有效探讨。而要准确研判临安宫城的空间结构，对“后殿”指代对象的细致探讨就无从回避。“后殿”在文献中频繁出现，又是南宋日常朝会的主要举行场所，然而前人对其误解颇多。有鉴于此，有必要对“后殿”所指先作考证。


（一）“后殿”辨析


北宋开封宫城的外朝有正殿大庆殿、正衙文德殿，主要承担礼仪功能。日常朝会的地点在内朝：常朝主要在内朝前殿垂拱殿举行，有时由另一座前殿紫宸殿分担；常朝结束后，皇帝时常在后殿崇政殿或延和殿继续处理政务，称为“后殿再坐”；皇帝若在假日受朝，则径直在崇政殿或延和殿视事，称为“假日后殿坐”。


南宋初年，因与金朝和战不定，朝廷在临安宫城建设上投入十分有限：“时行宫外朝止一殿，日见群臣，省政事，则谓之后殿；食后引公事，则谓之内殿；双日讲读于斯，则谓之讲殿。”绍兴十一年（1141）与金朝达成和议后，为了使朝会制度走上正轨，宋高宗于次年在宫城南部兴建两座前殿，东侧“射殿”主要用于各种礼仪活动，大朝会、朔望朝参也在其列，常朝在西侧垂拱殿举行。


垂拱殿落成后，在此举行常朝的频率却不高。其中既有夏季炎热、雨雪沾湿、自然灾害、金使来访等事项的干扰，空间因素也不能低估。宫城在都城南端，内部却坐北朝南，造成垂拱殿远离城市中心，百官上朝行程遥远且路况不佳；因为德寿宫（后称重华宫）的存在，君臣向太上皇问起居也影响常朝的正常举行。前殿常朝取消时，大多由后殿视事代替。


绍兴十二年后的“后殿”指哪座宫殿？满志敏猜测，“后殿”的前身，是前文提到的那座绍兴初年在不同场合分别被唤作后殿、内殿、讲殿的“主殿”，不过他并未提供史料佐证。任石认为，“后殿是区别于外朝垂拱、崇政二殿的内朝殿宇”，包括祥曦殿、延和殿、选德殿等。这一看法混淆了后殿与内殿，经过下文的讨论，两者之间的区别将会清晰明了。


本文针对另一观点进行辨析。绍兴十三年二月，高宗下诏：“今后遇假日坐后殿，止就常御殿。”韩冠群据此认为，“绍兴十二年之后，前殿、后殿均指垂拱殿”，“假日坐后殿和常朝所御殿系一个殿宇”。这一判断存在问题。在高宗朝，后殿不是指垂拱殿。绍兴三十年三月，閤门在为皇子赵伯琮安排朝会起居事宜时提到：“依仪制，亲王赴垂拱殿并后殿起居，合于宰执大班后入。”可见，后殿、垂拱殿是两座不同的殿宇。前引诏书中的“常御殿”其实不是常朝所御的垂拱殿，最有力的证据莫过于下面一则史料。在北宋，举行正旦大朝会时，皇帝首先在垂拱殿接受枢密院、閤门等官员的起居称贺，然后前往大庆殿接受百官朝贺。该礼仪移植到南宋临安宫城时遇到难题，大庆殿由“射殿”翻牌而成，与垂拱殿东、西并列，与北宋宫城内垂拱殿位于大庆殿西北方有明显差异。绍兴十四年十一月，高宗下诏，“大朝会，常御殿权设垂拱殿，免驻辇，设帘，止设倚（椅）子。称贺班绝，过大庆殿后幄”。《宋史·仪卫志一》对此事亦有记载，“绍兴十五年正月朔旦，以二殿经涂与东都异，乃以常御殿为垂拱殿”。两相对照可知，常御殿被临时当作垂拱殿。常御殿既非垂拱殿，也不是“射殿”。因此，无法根据“遇假日坐后殿，止就常御殿”的规定，将后殿与垂拱殿等同。


既然是由“常御殿”承担假日后殿视事，若要了解“后殿”所指对象，仍要从对“常御殿”的解析着手。两座前殿启用前，就有“常御殿”的记载。绍兴九年十一月，礼部、太常寺向高宗建议冬至不御殿，“皇帝于禁中遥拜渊圣皇帝，更不御殿。群臣于南宫门外遥拜讫，次宰执率百官僚诣常御殿拜贺（表）称贺”。绍兴十二年十一月，礼部、太常寺对即将到来的冬至、正旦作如下安排，“皇帝于慈宁殿贺皇太后，如宫中之仪，讫，次于禁中遥贺渊圣皇帝毕，更不御殿。宰执率文武百僚诣常御殿拜表称贺”。绍兴十年九月，高宗举行明堂亲享前，“文武百寮（僚——引者注）诣常御殿奏请皇帝赴斋室”。以上三件事情发生时，临安宫城中仅有一座重要宫殿，即满志敏所说的“主殿”，此殿理应是上引史料中的“常御殿”。


两座前殿启用后，有关“常御殿”的记载不止见于前引绍兴十三年二月的高宗诏书。绍兴十四年五月，金朝因为宋高宗的生日天申节而遣使来贺，南宋要为该使团举行宴会，御辇院在筹办期间提到“今来集英殿大宴，若自常御殿坐集英殿，即无辇路通过”的困难。绍兴三十一年九月，高宗在宫城内举行明堂亲享，“礼毕，就常御殿庭，宣制书赦天下”。两座前殿投入使用后，始终未见那座曾经的“主殿”被拆除的记载，既然如此，“常御殿”的所指对象应该不会发生变化。


在文献中，绍兴十五年后“常御殿”的名称趋于少见，而“后殿”之名开始出现。绍兴十五年十月，高宗在诏书中规定，“自今后遇后殿坐日并驾出，御马权免入殿，至于殿门外排立”。绍兴三十年二月，高宗下诏：“军头司见趁赴后殿起居祗候军员，今后遇忠佐，并作一班起居。”绍兴初年高宗在此“日见群臣”时，该殿即称“后殿”，因此“后殿”之名渊源有自。不过，两份诏书中的“后殿”是俗称还是正式殿名，尚无法断定。


“后殿”成为正式殿名，不晚于淳熙六年（1179）。该年“四月二十四日，知临安府吴渊乞择日盖造后殿。上（孝宗）曰：‘朕止欲令修，而左右皆以此殿年深，木植有损朽处多，不可不盖造。’至七月讫工，诏知临安府转一官”，可见该殿此时已被称作后殿。更重要的证据是，知临安府吴渊事后上书辞免转一官的待遇，孝宗为此下发的诏书名为《赐朝奉郎试尚书工部侍郎兼知临安府吴渊辞免修盖后殿了毕特转一官不允诏》。可以明确，此时这座宫殿的正式名称是后殿。


淳熙六年后殿的重建，对其功能的维护至关重要。“射殿”、垂拱殿在淳熙二年、三年时进行过修缮。淳熙六年，孝宗继位后第一次亲享明堂，成为后殿重建的契机。按照前例，此次明堂亲享事先确定“大庆殿作明堂殿行礼，后殿作文德殿致斋”的方案。后殿此时已见衰朽，宰相赵雄等人表示：“此殿乃昕朝听政之所，及将来大礼，陛下于此宿斋，而朽蠹不葺，臣子之心安乎？”后殿只是偶尔用于明堂致斋，因而此次重建更有利于其发挥“昕朝听政”的作用。竣工前夕，周必大在《后殿上梁文》中还专门提到“听朝决事，兼汴都延和崇政之名”。可见，该殿集北宋的崇政殿、延和殿于一身，始终以听政决事为首要功能。


针对孝宗时期的后殿，韩冠群认为：“淳熙年间，宋孝宗在垂拱殿之后修建了后殿，后命名为延和殿。故后殿再坐，多转至延和殿举行。”这一看法不确。淳熙八年八月，孝宗“诏以后殿拥舍改作延和殿”，可见延和殿由后殿附属建筑改造而成。不仅如此，在《思陵录》中，“延和”和“后殿”是分开记载的。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淳熙十五年五月十七日，“延和奏事，呈太史择御后殿日分。上令用二十七日”；七月十四日，“不御后殿，就延和奏事”。延和殿与后殿显然彼此独立，而且《思陵录》对殿宇名称的记录非常具体，尤以“延和”、“后殿”为多，进一步证实“后殿”是正式殿名。


在孝宗为高宗服丧期间，后殿与延和殿在使用上区别明显。最初，孝宗择期在延和殿与少数重臣见面。延和奏事只是最低限度满足了君臣面对面议政的需求，而不具备常朝应有的礼仪功能，更何况大量官员被排除在外，因此仅被视作过渡措施。依照孝宗原先的表态，他应该在高宗神主升祔太庙后举行前殿常朝。后来，孝宗打算彻行三年之丧，垂拱殿常朝变得遥遥无期。淳熙十五年四月，宰臣王淮等人只好提出折中方案：“傥（倘——引者注）陛下未欲临正衙，坐垂拱，自可间御后殿。”从规模看，后殿更适合用于群臣朝见君主，权礼部侍郎尤袤等人上奏时，对两个宫殿作了比较，“延和地步窄隘，难以排立侍从、史官、管军、御带、环列、禁卫等”。为了举行御后殿仪式，閤门提议“御后殿日分，令太史局选日，主管禁卫所照日常后殿窠差班直、亲从共三百人排立祗应”，孝宗决定将班直、亲从减为150人。可见，后殿是皇帝不御前殿的情况下举行简化版朝会时所用，延和殿则用于皇帝与少数臣僚见面。


（二）临安宫城的外朝与内朝


“射殿”、垂拱殿、后殿在临安宫城属于外朝。嘉泰四年（1204）三月，宁宗因为临安大火而避正殿，丞相陈自强领衔请求宁宗御正殿：“愿仍旧贯，出视外朝。”绍定五年（1232）十二月，皇太后去世，“群臣凡七表请听政，从之。诏：外朝大典，不敢轻改，宫中自服三年丧”。可知两座前殿处于外朝。岳珂如此叙述自己经过天章阁的缘由，“珂叨与班缀时，间自和宁门入，趁外朝则过其下”。临安宫城的门户区分使用：百官参加前殿常朝时，从正门丽正门出入宫城；参加后殿视事时，则从北门和宁门出入。岳珂从和宁门进入大内，是为了参加后殿视事，被称作“趁外朝”，因而可以确定后殿被归为外朝。


临安宫城的外朝范围，可置于两宋宫城的结构差异中考察。开封宫城的外朝有正殿大庆殿、正衙文德殿，外朝以北分两部分：东部有东宫和内廷服务机构；西部是内朝宫殿区域，包括用于前殿常朝的垂拱殿、紫宸殿和用于后殿视事的崇政殿、延和殿。帅克提出，内朝宫殿区内还有作为君主私人空间的“禁中”。朱溢指出，两宋宫城空间结构的相似之处有，南宋“射殿”与垂拱殿东、西并列，与北宋紫宸殿、垂拱殿的相对位置一致；南宋后殿像北宋崇政殿、延和殿那样分担日常朝会的功能。最大的不同是南宋宫城没有大庆殿、文德殿的建筑实体，因此在空间结构上相当于北宋宫城的内朝，但又将后者的外朝功能整合进来。不过，临安宫城的外朝不可能缺失，只是其与内朝的构成明显有别于北宋。临安宫城的前殿和后殿，虽然对应北宋内朝的殿宇，在南宋却成为外朝的核心建筑。


在南宋，内朝与“禁中”同义，与北宋的情况有异。乾道七年（1171）会庆节时，“金使乌林答天锡入见，金主婿也，骄倨甚，固请上（孝宗）降榻问金主起居，上不许，天锡跪不起，侍臣错愕失措。（虞）允文请大驾还禁中”。宁宗朝发生过类似事情：“金使入见不如式，宁宗起入禁中，（谢）深甫端立不动，命金使俟于殿隅，帝再御殿，乃引使者进书，迄如旧仪。”金使一向是在由“射殿”临时更名的紫宸殿朝见南宋皇帝，由此可见，两则史料中的“禁中”即为内朝。魏了翁在奏文中提到“今陛下便殿讲幄之暇，深居禁中，澹然无营”，此处“禁中”同样是内朝的意思。


祥曦殿是内朝标志性建筑。绍兴二十八年，“禁中已复营祥曦、福宁等殿”。周必大《龙飞录》对祥曦殿有简要记载，“今面西，常日但为行廊”。祥曦殿在孝宗统治初期由行廊临时变更而成，考虑到该殿后来使用频率颇高，不应总在行廊和宫殿之间来回切换，一个独立、完整的宫殿理应是其常态。


值得关注的是，内东门司邻近祥曦殿。淳熙十四年十一月，孝宗下诏：“皇太子可令参决庶务，以内东门司为议事堂。”杨万里的记载是：“上欲遂服，令皇太子参决机务，乃于祥曦殿西序设幄次，命曰议事堂。”两相对照可知，内东门司在祥曦殿的西厢。议事堂毕竟是临时设置，此地后来很可能恢复为内东门司，至少在南宋末年，内东门司还是位于祥曦殿附近。在北宋，内东门司管理着通往内廷的唯一门户，其勾当官是皇帝最信赖的侧近侍臣。从南宋内东门司的空间设置，不难看出祥曦殿的重要性。


祥曦殿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其殿门代表着内廷、外朝的分界线。绍兴三十二年六月，孝宗在由“射殿”翻牌的紫宸殿即位后“还内”，当高宗迁居德寿宫时，孝宗“步出祥曦殿门，冒雨扶驾勿肯止”。可见祥曦殿门是外朝与内廷的界线所在。淳熙三年南郊亲祭后的景灵宫恭谢礼仪分两天举行，完成第一天在前殿、中殿的朝献后，“皇帝归斋殿，以俟还内，如来仪”，对此有小字注释：“乾道九年正月二十五日诏：‘自今后，每遇驾回，入祥曦殿门。’”淳熙十二年，这一礼仪为期三天，第一天同样结束于“皇帝归斋殿，以俟还内，如来仪”，对应的小字注释是：“依已降指挥，驾回，入祥曦殿门。”可知“还内”与“入祥曦殿门”等同。


正因为祥曦殿门是外朝与内廷的分界线，祥曦殿往往成为皇帝外出的起点、回宫的终点。为抵御金军南侵，高宗于绍兴三十一年十二月开始亲征，次年二月结束时，“至祥曦殿，上降马入宫”。乾道二年十一月、四年十月、六年十二月三次教场大阅，都始于从驾臣僚在祥曦殿向孝宗问起居，止于孝宗在祥曦殿下马。淳熙六年九月，孝宗完成明堂大礼后，“升丽正门，肆赦毕，乘辇还，祥曦殿降辇”。


与宫城南部一样，宫城北部有一部分不属于内朝。学士院就是如此，“学士院至禁庭有一街之隔，既不便于临幸，又不频于宣唤”。乾道三年七月，孝宗下敕，庄文太子下葬后，“内中内人还内，经由入和宁门、北宫门并内东门”，和宁门是宫城北门，那么北宫门、内东门有可能是内朝北界。陈世崇介绍大内，在“入宁和（和宁——引者注）门，左进奏院、玉堂，右中殿、外库。至北宫门”后，叙述宫殿、内侍机构，也暗示北宫门以南是内朝。


不过，内廷与外朝并非全然界限分明，延和殿最能说明问题。延和殿由后殿附属建筑兴修而成，两殿距离很近。就地理位置而言，延和殿不属于内朝，因此个别记载就没有把延和殿视作内朝的殿宇。孝宗为高宗服丧期间，“每御延和，并同大祥之服，而袍以白。禁中则白巾布衫腰绖”。绍熙元年（1190）三月，起居郎兼权中书舍人诸葛廷瑞上奏：“近日以来，内殿及延和殿不时引班，多不报本省，有妨修注。”


然而，延和殿在大多数情况下被当作内殿。淳熙十四年十一月，朝臣奏请恢复前殿常朝，正为高宗服丧的孝宗批答，“可自十八日内殿引辅臣及上殿班，俟过祔庙，勉从所请”。十八日，孝宗“初御延和”。后来，他将这段经历称为“以布素视事内殿”。光宗绍熙三年三月，“帝疾稍愈，始御延和殿听政”，朱熹在通信时提及此事，“闻已御延和，非久当出视外朝也”。可见，他并未将延和殿视为外朝的宫殿。此后，朱熹在复信赵汝愚时说，“窃闻清跸已御外朝，尚书首奉延访”。此信写于绍熙三年四月，“清跸已御外朝”就是“非久当出视外朝”的后续。绍熙末年，光宗长期不去重华宫看望太上皇孝宗，一日朝会后，朝臣向光宗施压，“上遂入延和殿，众又随之，至福宁殿，上甫入门，内侍阖之，众皆恸哭而退”。事后光宗非常不满，质问参与其中的罗点，“何得辄入宫禁？”大臣被挡在福宁殿门外，因此“辄入宫禁”指他们跟随光宗进入延和殿。从功能定位看，延和殿确实更多地被视作内殿，与选德殿、祥曦殿等殿宇共同用于内殿引见，而与外朝的前殿、后殿截然有别。

二、日常朝会重心的后移


北宋的日常朝会以垂拱殿常朝为主，后殿视事是有效补充。到了南宋，后殿视事却取代前殿常朝，成为日常朝会的主要形式。还有一条史料令人玩味，绍兴二十八年九月“重修朝、射、垂拱三殿成”。“射殿”和垂拱殿是两座前殿，由此不难判断“朝殿”指后殿，足以说明后殿视事已然是日常朝会的重心所在。


在北宋，作为后殿视事的两种形式，“后殿再坐”和“假日后殿坐”在起居、听政环节有所差别。三省、枢密院等核心部门长官在前殿奏事完毕，不参加“后殿再坐”。此外，“侍从近臣已于垂拱起居者，非有职事奏对，更不复至崇政”。“假日后殿坐”时，“三省、枢密奏事退，次引上殿班。次管军臣僚奏急速公事。次承旨司奏事。次起居郎、舍人奏史事”。


南宋将垂拱殿常朝改为后殿视事，采取“后殿再坐”还是“假日后殿坐”的形式？既然没有举行垂拱殿常朝，就不大可能以“后殿再坐”的规格进行后殿视事。这一推断至少能够在以下事实中得到印证：淳熙十五年五月确定，正在服丧的孝宗后殿视事时，“起居班次并如假日仪”。


前殿常朝与假日后殿视事的差异不少，记载集中在北宋。天禧四年（1020）十月，因为真宗身体有恙，礼仪院提议，“只日御承明殿常朝，依假日例，便服视事，不鸣鞭”，真宗表示同意。承明殿后改名延和殿。真宗用后殿视事代替前殿常朝时，采用“假日后殿坐”形式，南宋情形与其一致，也在情理之中。由此亦可知晓，皇帝假日后殿视事身着便服。所谓“鸣鞭”，是“内侍二人执之，鞭梢用红丝，而渍以蜡。行幸则前骑而鸣之。大祀礼毕，还宫亦用焉。视朝、宴会，则用于殿廷”。作为皇帝威仪的象征，“鸣鞭”没有用于假日后殿视事，假日后殿视事亦无“舞蹈”环节，“舞蹈”是向皇帝表示臣服的身体礼仪。淳化二年（991）六月，都官员外郎、知杂事张郁指出“迩来文武百官，多就假日辞、谢，贵就便坐，以免舞蹈之仪”，提议“望自今假日除内职及将校，閤门不得引接辞、谢”，并得到批准。可见，此前有很多官员趁皇帝假日后殿视事前来朝辞、谢恩，以免除“舞蹈”的仪节，经过张郁吁请，这个漏洞得以堵上。


将前殿常朝直接改为后殿视事，对日常行政的影响更值得重视，直观体现在奏事班次上。先看北宋日常朝会的班次设置。景德三年（1006）五月，确立前殿常朝“每日上殿奏事不得过五班”的原则，并规定其中“事有急速者”，需“诣崇政殿”。康定元年（1040）五月，仁宗下诏：“前殿奏事，自今不得过五班，余班听对于后殿。”次月下诏：“自今假日御崇政殿亦如前殿，毋得过五班。”故假日皇帝在崇政殿视事时，最多有五个奏事班次；平时皇帝若在垂拱殿常朝后去后殿再坐，奏事班次必然超过五班。此后，假日后殿视事的奏事班次减少至四班。熙宁元年（1068）二月，閤门上奏提到“中书、枢密院奏，更引三班上殿，假日两班”的现状，此处“三班”、“两班”，是中书、枢密院以外的奏事班次，这种用法在北宋并不鲜见。


至南宋，垂拱殿刚启用，高宗就下诏，“如值假，合后殿座日分，依令止引两班”。南宋“两班”是否像北宋一样不含宰执班次？对此有必要结合后来后殿奏事班次的减少来作答。理宗朝初年，魏了翁对“一旬之间，双日不坐。御殿之日，止引一班。故对群臣之时，稀疏寥阔”的状况有过批评。他在另一篇奏文中如此描述这一时期的朝会，“起居既毕，二府分班奏事，宰臣留身密启。然后赞者以新制引一班上殿，閤门报无公事，则大驾已兴，陛楯皆出”。“一班”是宰执以外的班次，“新制”意指其班次从两班减少至一班。由此可以断定，假日后殿视事时“止引两班”，是指在宰执以外有两个奏事班次，到了理宗统治时期，宰执以外的奏事班次只剩一个。


“两班”、“一班”固然没有把宰执计算在内，若考虑到南宋宰相常兼枢密使，三省、枢密院经常同班奏事，南宋假日后殿视事的班次较北宋只少不多，与前殿常朝相比只会更少。北宋皇帝往往在前殿常朝后，通过“后殿再坐”的方式继续接受大臣上奏。南宋皇帝很多时候直接用后殿视事代替前殿常朝，奏事班次的减少自然更为显著。


奏事班次减少会压缩甚至剥夺很多朝臣的发言机会，孝宗朝初年，胡铨指出，“今来后殿奏对，未尝无两班”，导致记注官在朝会中无缘向皇帝敷奏。王化雨研究表明，孝宗通过在选德殿等内殿进行内引、夜对和晚朝，与朝廷要臣密切沟通，获取各种信息和见解，从而进行重要决策。可是内引、夜对、晚朝终究与公开的朝会不同，特别是其参加者由皇帝根据自身喜好选择，并非由制度规定，因而无法取代日常朝会的作用。


遇到皇帝懒政，前殿常朝取消带来的问题更加严重。嘉定十二年（1219）正月，有臣僚不满“近者每日改常朝为后殿，四参之礼亦多不讲，正殿、后殿、四参间免”现状，提议“严常朝、后殿、四参之礼”。可见宁宗常用后殿视事代替垂拱殿常朝，垂拱殿四参也难以保证。


宁宗表面上举行日常朝会的频次极高，“旦旦视朝，寒暑不易，终始如一”，实际非常敷衍。嘉定六年五月，真德秀上奏指出，一方面，宁宗极少响应大臣奏请，“罕闻玉音，记注所书，寂寥无几”；另一方面，后殿视事中宰执之外的两班往往“多从隔下，既进复却，或至再三”，无法得到保证。针对后一问题，真德秀建议：“仍诏宾赞之臣，虽有两班，皆令宣引”。


皇帝后殿视事时，固有的奏事班次无法确保，议政效果不佳，与权相的存在也有关系。史弥远去世后，魏了翁有过“自秦、韩柄国，视神器如奁箧中物，占吝把握，惟惧人之有言。虽日引二班，犹多隔下”，“其在二班之数者，则又姑为具文，以求苟免”的控诉。由此可见，后殿视事的奏事班次本就不多，权相依然对其重重设障，以控制言路。淳祐六年（1246），衢州通判牟子才抨击此前权相的滔天权势，指出臣僚对朝会奏事持“掇拾细故，徒应故事”的消极态度，甚至“自隔对班，不肯有言”。


嘉定十二年正月臣僚的奏请对宁宗还是有所触动。魏了翁在宁宗朝末年上奏时提到：“每朝侍前殿，即东厢径退，侍后殿，则俟宰执臣寮（僚——引者注）奏事毕，乃得造前。凡所奏陈，陛下罕所可否也。”他主要抱怨记注官难以在日常朝会上与宁宗有效沟通，不过也能看到，前殿常朝有了经常举行的迹象。理宗即位后，魏了翁在批评日常朝会现状时，提及“臣侍先帝，殿坳几一年。是时将倦于勤，犹日御前后殿，班引至再”的往事。“臣侍先帝，殿坳几一年”，是指他在嘉定十七年担任起居舍人的经历。魏了翁的两次奏言证明，前殿常朝在宁宗统治末期有所恢复。


到了理宗朝，不仅没有延续前殿常朝，连后殿视事也每况愈下。除了上文提及的奏事班次缩减，朝会起始时间也大幅延迟。宝庆元年七月，真德秀以“古者平旦视朝以为常度”及“先皇帝每旦御朝，率在卯辰之间”为由，对理宗“晨兴听事乃颇后于先帝之时”表达不满，建议“自今临朝必以日出为节”。魏了翁在绍定六年十月上奏，也谈及后殿视事“每朝奏对，率盖辰初”的现状。北宋仁宗朝以降，前殿常朝都在辰时结束。假日后殿视事亦非始于辰时，康定元年六月规定，假日皇帝在崇政殿视事时，“辰漏入内进食，俟再坐复对”；熙宁元年六月，閤门提到过“假日御宗（崇）政殿，每遇辰时，隔上殿班，过延和殿再座便引”的时制。而理宗即位后，前殿常朝没有正常实施，就连其本该举行的时间段也被空置，后殿视事迟至辰初才开始。

三、内殿引见走向常态化


南宋日常朝会重心移至后殿，与北宋以前殿常朝为主、后殿视事为辅的日常朝会模式迥然有别。从奏事班次的大幅缩减和实际操作看，君臣面议政事的常规渠道趋于弱化。为了弥补这一缺陷，部分勤政的皇帝时常在选德殿、祥曦殿、延和殿等内殿与臣僚共商国政。内殿引见在一定程度上借鉴外廷视朝的管理办法。


（一）内殿引见


在平田茂树看来，北宋君臣主要采用以“对”为代表的直接交流方式，以文书为媒介的间接交流方式在南宋居主导位置。王化雨认为，这一观点过于二元对立，奏对的功能无法完全被文书取代。他关于选德殿奏对的研究表明，内殿引见的重要性在北宋尚不突出，到了南宋有明显提升。除了选德殿，其他内殿在南宋君臣议政中的作用也不容小觑。


有关祥曦殿引见的记载为数不少。乾道元年二月，面对参知政事钱端礼的辞职请求，君臣在祥曦殿讨论其去留问题。乾道四年，知建宁府王淮“对祥曦殿，陈择将、备器、简兵、足食四事，又言差役、关征、赋籍、榷酤、水旱、义仓、典狱、御军之要”。王正己、陆九渊也有过祥曦殿引见的事例。


祥曦殿在孝宗朝君臣相见方面的作用，不亚于我们熟知的殿宇。乾道三年六月，修内司谈及宫城内部重要设施的维护职责，“垂拱、紫宸、祥曦殿并逐殿门廊、朵殿等，每日圣驾经由紧切去处，属转运司、临安府分认”。祥曦殿与两座前殿并称“每日圣驾经由紧切去处”，显示该殿在日常政治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吴泳回顾孝宗退朝之余接见朝臣的活动时，则将祥曦殿与选德殿对举，“召于选德，见于祥曦”。


接下来看延和殿。孝宗朝的延和殿引见不止见于其为高宗服丧期间，在其他时期也不乏实例。更重要的是，后来朝臣为孝宗拟定谥号、徽号时，总将其在延和殿引见臣下当作重要事迹。“辟延和之殿，诹访愈切”、“辟御延和而日近臣邻”、“创延和而勤咨询”，证明延和殿引见之频繁。


光宗朝以降，延和殿引见依然可见。叶适、马廷鸾、黄畴若在延和殿引见时，获得皇帝赏识得以升迁。在外廷视朝没有正常举行时，内殿引见变得尤为重要。理宗朝郑清之当政时，太常少卿杜范指出，“近者圣躬少愆常御，罢朝浃旬，小大之臣，咸忧怀惧。昨延和殿召见，陛下圣德所以系属人心若此”。由此看来，理宗在亲政前后对日常朝会都很消极，延和殿引见倘若举行，尚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君臣沟通的不足。


在供臣僚奏对的诸内殿中，还有两座殿宇不应忽视。一是缉熙殿，此殿建于绍定六年六月，首要功能是举行经筵，淳祐二年五月，理宗下诏，“经筵遵旧制，以每日讲读经史、奏对、进故事及章疏，纂为《缉熙殿记注》”。此外，理宗时常将缉熙殿用于引见臣僚。端平二年（1235）正月，陈在缉熙殿面见理宗，针对蒙古灭金后南宋的战略选择发表见解，“上嘉纳，赐坐，使毕其说”。淳祐五年八月，他得到“缉熙宣引给扶，后遂为例”的礼遇。赵以夫、唐璘、吴潜也曾在缉熙殿奏对。


二是内东门附近的小阁。张栻曾经“以内机入奏，引至东华门。孝宗因论人才，问王十朋如何”。乾道七年，陈良翰被孝宗“召对东华门，赐坐从容，访以治道”。从“赐坐”不难猜测，东华门近旁有用于君臣交流的殿阁，可从绍熙五年正月“有旨东华门内引。其日，上御小阁。既奏圣躬万福讫，上顾而笑曰：‘新除后都不求对，久欲见卿说话’”的记载中得到证实。“小阁”当与北宋宫城的“内东门小殿”类似。


（二）内殿引见与日常朝会的关联


当外廷视朝无法举行，内殿引见往往是优先的替代选项。绍兴二十九年九月十六日，“为皇太后违和，特不视事一日，令宰执赴内殿奏事”。乾道五年，范成大得到礼部员外郎的任命，经历“上目疾，不御朝久之。内殿奏事，上首及公除目”的过程。淳熙十四年十月七日，高宗病重，孝宗下诏，“自来日权不视朝。宰执依时赴内殿奏事，候太上皇帝康服（复），依旧”。孝宗为高宗服丧时，更是经常在内殿与宰执商定政事。


即便外朝的日常朝会正常举行，班次偏少、交流不深等问题依然存在，内殿引见的频繁使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弥补这一缺陷。隆兴二年（1164）十月，孝宗声称：“朕每听朝议政，顷刻之际，意有未尽。自今执政大臣或有奏陈，宜于申未间入对便殿，庶可坐论，得尽所闻，期跻于治。”对孝宗这样强势的皇帝来说，内殿引见的时间、地点、人选的安排更能贯彻其意志，从而对朝政施加更大影响。光宗出于对“常朝殿庭之间，不能尽从容”的不满，在绍熙二年六月下诏，“今后不时内殿宣引奏事，庶可讲究治道，广求民瘼”。理宗亲政后也有类似表态，“今视朝之顷，诹访未周，欲仰遵旧典，间令宰执入对便殿，从容启沃，各罄所怀”。


内殿引见在管理上有向外廷视朝靠拢的态势。周必大有诗：“延英议政恰朝还，选德观书肯暂闲。昼漏稍稀高閤报，教添内引两三班。”王化雨认为，“教添内引两三班”反映内殿引见没有严格的班次限制，君主可以灵活安排引见次数。不过，“班”的存在也说明，随着内殿引见的频率提高、人员增加，朝廷不得不部分地吸收日常朝会的管理方法。“班”的记载不止于此，张孝祥的词作中亦有“十年江海始归来，祥曦殿里搀班对”。乾道年间，洪遵担任江东安抚使、知建康府兼行宫留守，孝宗“特敕遵同宰执赴选德殿奏事。遵奏外臣不敢尾二府后，愿需班退别引，上弗许”。淳熙十四年十月，“内引萧燧、洪迈”，“二人者同班”。


更有说服力的两份史料出自周必大。淳熙三年三月，兵部侍郎周必大在选德殿引见时提议：“愿诏御药院，自今后凡閤门关到陛对班次，候内殿引讫，当日移文閤门，閤门即报所属。”结果，“自二十五日赵雄乞上殿，遂皆报行”。按照这一工作流程，閤门初排内殿引见的班次后，将其知会御药院；御药院的内侍负责引导，并在引见完成后将实际班次通过閤门上报。淳熙十四年十月，高宗病重，孝宗取消垂拱殿常朝，备选方案是后殿视事或内殿引见，周必大表示，“陛下若御后殿，自不妨引上殿班。如御内殿，向来盖尝引上殿班，閤门必有仪制”。由此可知，此前有过上殿班前往内殿奏事，并有閤门参与流程管理。王化雨指出，宋代前殿常朝、后殿视事的排班引见由閤门负责，内殿引见则由内侍掌控。通过周必大的记载可知，閤门在内殿引见时发挥的作用不可低估，与内殿引见在管理上对外廷视朝有所借鉴密切相关。


正因为存在班次，祥曦殿、延和殿设有待班阁子。淳熙十四年十一月二日，孝宗令太子参决庶务。礼部和太常寺建议将祥曦殿门外南壁的待班阁子改造为太子参决庶务的场地。十四日，孝宗表示，此待班阁子太过浅隘，“今别有一所，欲作资善堂，令太子与卿等议事于此”，周必大等建议将其称作“议事堂”。在南宋宫城，垂拱殿门内、后殿门外都有待班阁子。若非祥曦殿内引频繁举行，待班阁子完全没有必要存在。孝宗所说的“别有一所，欲作资善堂”，就是前文提及的将内东门司衙署改为议事堂，祥曦殿门外南壁的待班阁子得以保留。


延和殿的待班阁子也有记载。高宗去世后，孝宗一度主要在延和殿与宰执、上殿班商讨政事。淳熙十五年正月，周必大“率施、留二公径诣太子待班阁叙揖，且略白今日当奏之事，遂以为例。延和奏事，太子初侍立”，可见延和殿门外有太子待班阁子，此处或许还有宰执、上殿班的待班阁子。待班阁子的设置，体现内殿奏事趋向常态化、正规化。


上述事实切实反映内殿引见与日常朝会的紧密关联。前殿常朝、后殿视事、内殿引见不但对应着不同的宫城区域，而且彼此间存在联动效应，充分显现宫城空间与日常政治的张力。


结      语


在王化雨看来，选德殿奏对盛行意味着宫城政治空间内移，是皇权运行方式越来越私密化的标志。内殿引见相较于前殿常朝、后殿视事，距离皇帝的生活空间确实更近。不过，他的观点有可议之处。与北宋前殿常朝、后殿视事在内朝举行不同，南宋的垂拱殿、后殿位于外朝。临安宫城的日常政治空间既有向内朝深处的延伸，也有向外朝的扩展，而且内殿引见与外廷视朝不乏共通之处，特别是閤门也参与内殿引见的管理。在临安宫城，外朝与内朝在作为日常政治空间时不存在绝对的区隔。


渡边信一郎、辻正博在研究魏晋南北朝皇帝听讼时，将其场所内移阐释为皇帝权力的萎缩。松本保宣对此表示怀疑，提示应从宫殿功能分化的角度思考。帅克认为，由唐入宋，听政场所在宫廷中日益内移，本质是君主权力强化。这一论断的基础未必存在。松本保宣认为，无论太极宫还是大明宫，唐代的常朝地点始终是其内朝正殿。北宋的情况与唐代一致。唐后期君臣议政的主要场所延英殿，就在大明宫的内朝正殿紫宸殿旁边，并未处于内朝深处，文宗还将延英议政的方式引入紫宸殿，实现两殿功能的互通。如果把视线转向被普遍看作皇权顶峰的明清时期会发现，明朝皇帝是在外朝正殿对应的门楼上听政，而从康熙开始，清朝皇帝改在内廷乾清宫御门听政，但研究者认为是后金固有传统在其中起到主要作用。因此，不宜将日常政治空间变动与中国古代皇权盛衰作简单对应。


在南宋，日常朝会重心后移的效应同样不能一概而论。孝宗通过频繁使用内殿引见，来弥补后殿视事的不足。对他来说，内殿引见在人选上、形式上更为灵活，便于贯彻个人意志。而宁宗对外廷视朝消极应对，也不重视内殿引见，造成朝政废弛，权力中心移至相府。


南宋宫城的日常政治空间，是听政制度与宫城空间相互调适的结果。在中国古代，皇帝权力往往需要依托包括宫城在内的具体空间来展示、行使。源远流长的典章制度与每个王朝的宫城空间并非天然契合，既有改造空间来满足制度要求，也有调整制度以适应宫城空间。与讲究排场的礼仪制度相比，行政制度与空间因素的冲突较少，也就是其空间自适应性更强。南宋符合这一总体样态，但亦有特殊性，根源在于制度传承、都城空间的双重承压。延续北宋的典章制度是南宋政权合法性来源之一，当这些制度移植到临安时，却面临城市空间、基础设施的诸多缺陷，其间矛盾异常突出。南宋朝廷在优化都城空间的同时，不得不对典章制度进行必要调整。作为政务运作重要平台的日常朝会也不例外。北宋皇帝大多勤政，日常朝会频率较高。由于宫城空间与其他因素叠加，南宋的前殿常朝难以像北宋那般稳定运行。作为替换选项，后殿视事在君臣沟通上无法真正取代前殿常朝的作用。对此，部分勤勉的皇帝通过内殿引见加以弥补，内殿引见在一定程度上向外廷视朝靠拢。听政制度与宫城空间的反复调适，塑造了临安宫城独具特色的日常政治空间，使南宋听政制度融入新内容。

（作者朱溢，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研究员）




发布时间： 2025/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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