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22日，“知识、思想与信仰：《中国思想史·修订本》首发式暨学术研讨会”在上海社会科学馆举办。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葛兆光教授的《中国思想史》在出版25年后，首次修订，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葛兆光说：“人文学术研究并不完全是‘百米短跑’，10秒钟一下子冲线，当然你会觉得很光荣，但它有时候更像‘马拉松’，要跑长长的42.195公里，你才有机会看到最后的风景。
“从1994年开始动笔，已经三十多年过去了；从2000年两卷全部出版，也已经二十五年了，我好像觉得自己跑完了差不多全程。当我跑完了全程的时候，虽然现在有一点筋疲力尽的感觉，不过也终于到了可以喘一口气，看看终点风景的时候。
“我非常高兴和欣慰的是，书里面关于‘一般知识、思想和信仰是不是应该写入思想史’‘思想史是不是要关心思想的制度化、常识化和风俗化’‘知识史怎样和思想史对接’‘没有精彩思想的时代是不是也可以写思想史’等等问题都引起了国际和国内的讨论，也被很多学者接受，我想这就是25年以后，我在修订本出版时看到的终点最好的风景。”
在研讨会结尾，葛兆光教授谈到自己对这部书的总结看法。《文汇学人》刊布如下。
葛兆光
《中国思想史：1895年以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
（修订本）
商务印书馆，2025
钱穆先生《国史大纲》前面有一句话，叫做“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我不太赞成这个话，因为似乎有点在观念上给读者提要求了。所以我也想仿造这个说法，但是改一改，叫“凡读本书者，请略加留意以下方面”。我就讲值得注意的几个方面：
第一，还是老话，希望读者注意在传统的精英和经典的思想之外，还有“一般知识、思想和信仰”。这是思想史和哲学史的分野。哲学史有它的功能、它的责任，但是思想史可能在这方面多讲一点，这恰恰是能把思想史跟哲学史区分开的一个方法。我记得我在《中华读书报》写的文章里面提到，我在大学读本科的时候被我的老师派给包遵信提供评论《中国思想通史》的资料，包遵信用了我提供的资料写了三篇书评，其中有一篇我非常赞成，叫做“哲学史和思想史如何分家”。
长期以来，因为思想史和哲学史分不开，总是互相纠缠不清，所以我用“一般知识、思想和信仰”，把它跟过去的思想史和哲学史略作一点区分。
现在的中国思想史或者中国哲学史著作，经常是伟大的哲人系列和经典系列，思想史用好听的话讲叫“光荣榜”，用不好听的话是“点鬼簿”，这里面就有疑问了。因为你如果是挑选那些天才，一个个写的话，天才与天才之间不具备“联络”或者“脉络性”。天才总是突兀的，这个“连续性”就没有了。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指导一般人生活和处理事物的常识，常常不在这里面。思想史如果关心常识世界，就能够跟当时社会的状况比较吻合。这一点其实我们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可能是国际学界最近这些年关心的一个大问题，等于有点像“闭门造车，出门合辙”。我最近看了一本书，Martin Mulsow的《知识失落》，这本书在西方最近这两年特别热，就因为他讲了我们应该注意一些二三流的人物，包括那些民科的、业余的，他说“那些新闻记者、业余爱好者，也许构成了颠覆传统和提供日常生活指导的那些思想”。我觉得我们这样做，有点像是把思想史从悬浮在半空中，拉回到地面上。
举一个例子，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把刘知幾拿出来。过去隋唐哲学史常常是从王通到韩愈，中间空了很大一截。一直到明代，大概总共提到刘知幾的人最多三个。也就是说，刘知幾等于在思想史上根本没有影响，但是《中国思想通史》把他突然拎出来说他这是了不得的史学理论，是不是有点突兀了？这个“连续性”怎么说呢？刚才也有学者提到王夫之，他当然很了不起，可是王夫之的书到晚清明代遗献出来以后才起了作用，他到底是怎样构成思想史的连续性？他后来成了明清之际启蒙思潮的代表人物，他启谁的蒙？这里面就有问题了。
第二，因为我们要去写这些“一般知识、思想和信仰”，所以在过去的思想史和哲学史依据的传世经典史书和著作之外，我们要用很多边缘的、过去不被重视的资料。我在这里面用了很多目录、类书、黄历、家训族规、宗教善书、童蒙课本这些东西。没有这些东西，不太能够了解一个时代的思想的概貌。
要想描述一个时代的概况，你不能拿最天才的那几个人来代表。比如我在第一卷结束的时候就讲，七世纪（隋唐这段时间）那时候的思想状况到底是怎么样，过去思想史没有人把它描述出来，要想描述怎么办？只好用目录、类书，及经典的注和疏。其中类书是最有意思的，刚好6—7世纪佛教最著名的类书《法苑珠林》和道教最著名的类书都出来了，官方的类书《艺文类聚》也刚好出来，你就能够从类书里反过来看，那时候人大致需要的知识和能够表达出来的知识是什么样的，这样就可以描述那个时代的思想状况。
说实话，“天才”的那些东西远远不如《万宝全书》《三才图会》能够反映明代一般人的知识。所以用这些材料就非常重要。古典文献专业给我们提供的训练就是，我们要看更多的、更边缘的、被人忽略的那些资料。
第三，我在这个书里面可能会比较多地谈“知识和思想”之间的关系。过去讲思想史，常常是就思想谈思想。其实思想背后是有知识基础的，像中国古代爱讲“天经地义”。“天经地义”这个词背后就是什么是道理、能够站得住，要天来证明、地来证明，天地是一个知识的基础。所以，就像古代人爱说的“天地人”一样，有关“天地”的知识和“历史”的知识，其实是支撑思想的两大基础。没有先王之道和前朝之事，这个道理站不住。中国古代就是靠自然知识和历史知识在支撑着思想的合理性。
近十年，我们做知识史的人也越来越多地意识到，知识和思想之间的关系。我们用一个佛教的词叫做“转识成智”，其实有很多是从知识提升到思想的。过去思想史常常忽略这个问题。我经常爱用一个比喻，说很多思想史就像乘着概念的纸飞机在天空上飞，脚不沾地。希望有所改变。
第四，我始终觉得，不想沿袭过去思想史习惯的那种按人、书和派来设立章节的方法，而多少要把它变成一个“思潮史”，建立思想史比较长时段的连续性。这次的修订本跟原来复旦版有点不一样，我的“七编”都有了一个标题，这说明我想把思想变迁的大势作为一个标志。早期思想的渊源、道术分裂的百家争鸣、百家归一家的秦汉思想、中古异域文化影响和思想动荡、隋唐再次同一但是又有危机，在危机之后宋代汉族中国思想形成新的传统，最终到明清，从“天下”到“万国”的变化。我想从这样的脉络里面，去表现中国怎么样从传统内变，走向传统外变的过程。
第五，我特别想让大家注意，平庸的时代也是有思想的时代，并不把这个时代当做思想史的空白。我们要讨论“反智之智”，要讨论“无思之思”，还要讨论“不信之信”。很多时候都是有不信仰的信仰、无思想的思想，也有很多反智的智慧，这是需要我们去讨论的。
所以我觉得思想史没有空白，空白就像中国画，无画处也是画，它留白的地方你要格外注意。那种空白、断裂恰恰就是最深刻的“连续”。
第六，思想史不是一个直线向上的过程。过去的哲学史和思想史，经常会被命名为“思想发展史”和“哲学发展史”，其实这意味着它只关心新思想、新观念，反映的是对“新”的崇拜。这构成了一个历史的观念，好像知识和思想是一样的，可以按照进化的规律，越往后就越进步。
其实，思想史跟知识史或者跟技术史是不一样的。有些科学史、技术史可以是进步的，但是思想史有时候一再地回到出发点，重新来讨论。这个话我后来多次讲过，我们的思想史、哲学史常常忽略了历史的“背阴面”，因为如果不去谈落后的、野蛮的、没有价值的思想，就不会去反省。我前年在北大做演讲时，专门讲了一次“文化史的背阴面”，“文化史的背阴面”如果被忽视，就等于张灏先生说的那个幽暗意识你不具备，你缺乏反省意识，这样是不行的。我们要讨论思想史里面很多被“减法”减掉的、逐渐被历史减去的一些思想和观念。我总觉得思想史可以从这些里面去重新发现历史。
最后，即使我写完这个修订本，也还有困惑，或者说自己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有些疑难的问题不知道怎么去处理。
第一个问题是，大家会注意到每一编都有标题，其中第六编我用了“汉族中国”这个词，因为我们的思想史其实还是汉族中国的思想史，你无法去处理所谓“大中国”“满蒙回藏汉苗”共同的大中国的思想史。所以我后来写完《中国思想史》以后，不断地去处理“中国”这个概念，写《宅兹中国》《何为中国》《历史中国的内外》三本书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蒙元和满清带来的“大中国”，同宋代和明代形成的汉族为主的“小中国”之间的纠缠和紧张，在思想史里面怎么处理？我到现在没有想好，说实在话也超出了我的能力。
第二个问题是，这部书原来是130多万字，现在变成110多万字，还是长。在目前这个心理紧张、专注力下降的时代，这种太长的论著有点不合时宜。我当然期待大家能够接受这110多万字的书，但确实看这个书绝对考不了试，也不方便背诵。怎样处理一部思想史，能让大家更清楚、更明白、更能把握，这是我们面对的困难。我只好用一句老话自我宽慰，人总是不满足的，总是有遗憾的。我到现在修订本出来，又出来新的遗憾，到了我这个年纪已经觉得无可奈何了，只有把我的遗憾告诉大家，希望以后的学者能够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