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16世纪问题”和中国
第二讲 白银流通和明清经济：“重商主义”与中国
1952年生，日本东京人。专长为明清社会经济史。在东京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先后在东京大学、御茶水女子大学任教，现为御茶水女子大学名誉教授、公益财团法人东洋文库研究员。主要著作有《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日文版1997，简体字中文版2010）、《明清交替与江南社会》（日文版1999，繁体字中文版2025）、《风俗与历史观》（简体字中文版2022）、《明末清初中国与东亚近世》（日文版2021）、《明清史论集》全4册（日文版2012—2021）等。
2025年9月17日，由日本御茶水女子大学名誉教授岸本美绪主讲的复旦人文高端讲座“‘后16世纪问题’和中国”第一讲——“何谓‘后16世纪问题’”在光华楼东辅楼103报告厅举行，讲座由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葛兆光主持。
岸本教授首先介绍了关于“后16世纪问题”的界定。她指出，16世纪是世界大变动的时期，欧洲、东亚及其他地区都在此过程中涌现出新兴政权；其中一些政权持续到17世纪以后，并且在巩固政权的过程中面临几个共同的课题，包括：（一）民族、宗教问题；（二）社会组织机构问题；（三）市场经济与财政问题。岸本教授本讲着重将清朝与东亚地区其他政权作对比，从宏观角度来说明“后16世纪问题”在何种历史环境下形成。
第一讲共分为五个部分：（一）东亚地区论的现况；（二）边境社会和清朝的兴起；（三）清朝国家的族群问题；（四）清朝国家的社会组织机构；（五）清朝经济的特征。
首先，岸本教授围绕“二战”后日本中国史专家西嶋定生为摆脱“西洋中心”视角而提倡的“东亚世界”论，以及后续学人对于西嶋学说“中国中心”色彩的反思，介绍了“东亚地区论”的动向。她指出，这些动向之间固然也有针锋相对的一面，但目前都致力于超越一国史的界限，以更大的或更有弹性的地域范围为单位来讨论历史；清朝的兴起正可以放在如此框架下予以考察。
杨宽教授（左）和西嶋教授合影于复旦大学历史系校舍前（1979年）
接着，岸本教授从晚明白银涌入中国、“边境”人群与武装势力由此崛起的角度，重新勾勒了清朝的兴起过程。她将16世纪中叶明廷面对的“北虏”和“南倭”问题，与白银在这一时期大量流入的历史事实关联起来。无论南北，明代这些“边境”势力往往兼具商业性、军事性和多民族性类似特征也可见于16—17世纪东南亚的新兴国家，和16世纪后期日本的织丰政权。也就是说，这一时期东亚、东南亚各种新兴政权的涌现，与当时国际贸易热潮密切相关。清朝的兴起，正是其中的一项表现。正因这种关联性，17世纪的经济不景气让一些过度依靠国际贸易的新兴政权丧失力量；而清朝和继承织丰政权成果的德川政权之所以存续，其关键亦在于经济基础从贸易转向土地。同时，也正是在17世纪以来巩固政权的过程中，清朝、日本以及夹在两大新兴势力之间的朝鲜，遭遇了若干共通问题，并在回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分别走出不同的道路。
16世纪东亚、东南亚涌现的新兴地方势力（批注图）
其一是民族问题。近年清史学界一大动向，是阐明了清朝国家秩序并非“汉化”可以完全概括，统治者身份认同的多面性不容忽略。岸本教授立足东亚的视野，指出清朝统治者为确保统治正当性而面临的自我认同问题，在同时期的朝鲜、日本同样发生过。只不过朝鲜、日本的统治阶层选择的是强化单一民族的认同与自尊感，而清朝统治者则一面强调“满洲之道”的民族认同，一面维持着“华夷一家”、“中外不分”的普遍主义。
其二是社会组织机构问题。岸本教授以雍正时期的各种政策（对官僚内部满、汉各自结党的批评，对“豁除贱籍”政策的落实）为例，指出清朝统治者较偏向“一君万民”的支配体制，也由此推动了固定身份的打破以及社会阶层的流动。而日本则在16世纪末通过“刀狩令”“兵农分离”等政策，形成了四民世守其职、身份界限难以跨越的社会体制，而朝鲜则形成了“两班”特权阶层。可以说，清朝在社会组织机构问题上的政策，强化了中国社会内部的竞争色彩，而日、朝两国则倾向于更固化、互不干扰的模式。
其三是市场经济与财政问题。过去学界较相信明末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因清朝的抑制而受挫，晚近研究者如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则倾向于强调清代经济的自由、开放。岸本教授则更建议在“后16世纪”共通问题的框架下，来审视清代经济的特征。在她看来，当时各政权在经济方面的共通问题，就是如何保障国内经济的稳定及繁荣。一方面，中日朝三国不约而同地推动了赋役制度的改革和财政的整顿。另一方面，各个国家的方案仍然各有特色，特别是清代中国和德川日本，形成鲜明的对照。德川幕府力图限制民间贸易，以至于贸易额、人口、物价等经济指标呈现停滞，却也因此维持相当均衡的稳定；清朝经济体制则对土地买卖与人口流动的限制较少，一方面促成了长江上游山地、台湾等边远地区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导致不够安定的问题。
最后，岸本教授表示，上述三方面问题不只出现在东亚，它们是全世界早期近代国家所共同面临的时代问题。面对这些问题，17—18世纪各国做出了不同的选择，而欧洲的选择曾一度被视为“近代化”的唯一正确道路。但事实果真如此吗？在2020年代的当下，“后16世纪问题”又改头换面重新出现——怎样处理国内族群问题，来建设既安定又公平的国家？怎样调整国家与民间团体的关系？怎样应对全球化并实现国内经济的繁荣？岸本教授认为，如果要回应上述议题，“后16世纪”各个国家各自摸索出的解答，仍有值得研究与反思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