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海域世界史研究的方法和意义》

羽田正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

海域世界这种说法源自法国学者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一书，我们将这种概念进一步地系统化。通常意义上的海域世界将大海置于视野的中心，同时包含周边的陆地。我们将海域世界作为一个研究的空间，有以下两个研究要旨：一是发现发生于这个地理空间的事件以及它们之间的某种关联，二是对这个空间具有的与其他地理空间不同的共通特征进行把握。但这个地理空间所涉及的范围会根据实际情况的不同而有所调整。我们可以设定各种各样的空间，每一个时代的空间一定会有许多层面，这些层面重叠在一起，层面叠合越多，这个海域世界的特征也就越明显。层面的广度和大小并不是确定的，因此海域世界的周边范围也不是十分清晰的。也就是说，海域世界并不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都在其内部具有一定的固定形态的、单一的、封闭的空间。很多人认为“民族国家”就是这样一个空间，但现在证明这不过是一个幻想而已。我认为对民族国家史的描述方法应该加以重新认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海域史具有与民族国家史相对应的积极的作用。

《西域和东海》

葛兆光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在中国学术史上，西域的研究是促使中国学术走向近代转型的关键，从晚清到民国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这期间中国的学术能走向国际化并有了新的方法、新的领域和新的问题，实际上都与西域的研究分不开。东海和西域一样都很值得关注，但是西域研究和东海研究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主要是在立场、理论与方法上的不同。第一，与多种相异宗教与文化一直互相激荡与融合的“中古西域”不同，“近世东亚”的宗教与文化似乎出现一个相反趋向，不是来自各个区域的宗教和文化在这个空间中逐渐向心融合，而是从原本看似同一的传统与文化中逐渐出现了离心独立。第二，中古西域虽然有来自南亚、西亚（甚至更西）、北亚和东亚的文化，但是毕竟各种宗教、语言与典籍彼此角逐。而“近世东海”周边诸国，很多文献原本均由汉文书写，各种宗教学说大体共享，文献资料多有印刷流传，因此，对于新语言、新发掘、新资料的依赖并不是那么强。但是，近世东亚海域研究却有不易注意的“暗礁”：一是研究者如何超越国家疆域，形成“东海”这个历史世界；二是研究者如何改变过去习惯于“同文同种”的历史观念，细心剔理各自“古层”和“低音”中的差异；三是近代诸国都遭遇到西方的冲击，因此，需要深入研究在回应西方“冲击”时各国的不同“反应”，这些不同“反应”背后的原因，以及各自不同的现代性问题。

《环境的作用——环海的日常生活体系》

冈元司

广岛大学文学部

东亚地区濒临海洋的仅限于东亚的东部及东南地区，这一地形上的特色决定了海洋在中华帝国的国家政策、外交政策和军事政策中所占的比重较轻。但是与海洋的关系在中国也因地域而异。在华北，与海洋河流的关系是局部性的。而在华中、华南，利用河流、水路、海洋的航路非常发达。特别是东南沿海大区域对海洋的依存性很高。日本列岛的所有区域都被海洋包围，特别是九州的地理位置朝向东海，与海洋的关系十分密切。东亚的农业到了唐宋时代，稻作的范围逐渐扩大，这一变化促成华中、华南、朝鲜半岛南部以及日本列岛的经济发展。而地域开发又进一步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农业技术随之成为东亚各国交流的重要内容。而由自然环境所导致的各地区农业发展水平的差异，造成了人口分布的不均，人口密集度高的地方，会造成疫病的高发，这刺激了医学的进步，医学亦成为东亚各国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环节。因此，在东亚海域这个空间，从自然的到经济的、社会的，再到文化的联系在不断深化。

《东亚海域世界史的海洋环境》

吉尾宽

高知大学文学部

布罗代尔《地中海》中有两段很有意思的话，一个是“荣光的天空”，夏天的三个月围绕地中海的交流十分繁盛，那个时候是“荣光的天空”；还有一个是“可怕的季节”，受到由北面吹来的季风的影响，地中海各国的港口一起关闭。自然环境对围绕海洋的人的活动的影响在东亚海域又是怎样一个情形呢？七至十八世纪东亚海域，在以黄海为中心的朝鲜海峡周围的海域，存在着连接日本博多、壱岐、对马，朝鲜西岸，中国的登州、莱州、宁波等地的航路；而在东海的中央地区，以宁波—博多航路为主线，最南限有福州—那霸航路，此外还有五岛到舟山、福州等地的航路；东海东部有流求到萨摩的航路，这个海域即黑潮存在的海域；台湾海峡存在连接中国江浙地方和长崎、五岛的航路，以及连接台湾和南海诸国的航路。途经这些海域的人们会在一年中不同的时间，利用季风来航行。而利用季风航海，还必须要考虑到海域海流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对东亚大海的认识，随着时代的推移发生了许多变化，而各个时期人们对各海域的称呼也随着他们对其认识的变化而有所不同。与地中海域四周被大陆包围所形成的海域世界不同，东亚海域的东部因黑潮的存在而形成了一个无形的边界。因此，海域环境的视角有助于我们将东亚海域历史的研究导入“作为一体的世界历史”。

《南海与东海——以人物研究为例谈跨国史研究》

杜春媚

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

我的报告主要谈两个方面，一是方法论上东海作为一个研究单位的可行性与重要性，第二是谈一下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南海、南洋交流。关于跨国史对于理解东海范式的意义，我同意葛兆光教授的说法，在国别史和超越民族国家之间要有一个平衡。在历史上，许多人物的活动一方面超越了国家的边界，另一方面在每个具体的环境中又无时无刻不受到这种环境的制约。至于我们说超越民族国家、跨国史，只是提供另一种可供使用的范式。目前的整个世界还是以民族国家为主，但也有世界史、全球史等跨国史的研究，跨国界的研究方法可以让我们开发一些过去在狭窄的国别史中难以或无法很好研究的课题。像奴隶贸易、传教士活动、殖民主义、移民、离散等这些课题本身就超出了民族国家的界限，也超出了今天所界定的文化宗教的区分。只有在跨国界、跨文化的新模式下才可能进行更有效的研究。

《开阔畅通的海》

向正树

大阪大学

1250—1350年间，相对于其他时期而言，东亚海域可以用“开阔畅通的海”这一特征来概括。这一时期的东亚海域不存在海域权力的尖锐对立，领域权力对海域的支配是相对的。这一时期的开放性主要表现在：空间的广阔性，领域权力对海域的管理相对柔软和舒缓，民族的构成与交流更加多样化，文化交流的幅度超过了前代。当时活动于东海和南海海域的人群，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公家性的、与官方有关的，如官方使节、宗教人士及与政权结合的商人；二是当地的集团；三是域外的，在东亚海域，有汉人、日本人及朝鲜人混合在一起的商业集团；在南海，有汉人、穆斯林、土耳其人等。通过分析他们的活动，可以看到许多当时亚洲海域圈发展的新动向。比如银锭在中国、中亚以及伊朗西部的使用，说明了这些地区在经济上的连动。另外伊斯兰教人员的流动，也伴随着文化的交流。而从物质流动的方向来看，明显看到双方的互动在增强。中国人爱好的物品通过大海向周边地区传播，这期间作为“交流窗口”的浙江文化占有重要的地位。

《被掳人、漂流人及明代的海防军——以朝鲜史料〈事大文轨〉为中心》

陈波

南京大学历史系

我主要讨论收于朝鲜外交文书集《事大文轨》中的六则文书，所记事件的时间跨度是自万历二十六年底到三十三年（1598—1605年）。这六则文书的内容都是关于中朝之间漂流人的送还，涉及漂至中国的朝鲜渔人、漂至朝鲜的明朝海防军人、被倭寇掳掠然后又随日本商船下海的被掳人，并且牵涉到下海贸易的日本商人及葡萄牙人，几乎涵盖了漂流人的各种类型。这些人作为滨海居住的人群，易于接触来自异国的不速之客，常常被动或主动地卷入东亚诸国的贸易活动，并面临漂风或被掳等不可知的遭遇，是游移于国家体制内外的边缘人群。从这个角度看，他们都具有日本学者村井章介所谓“境界人”的种种特性。此种习惯于跨国生存的“境界人”的频繁活动，一方面促进了东亚诸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往来，模糊了国家权力和族群认同的边界，但另一方面可能正是与之伴生的诸如海盗横行、反政府势力聚集、违禁品输入、异己宗教传播等不安因素，促使东亚诸国不约而同地自固樊篱，先后采取一种加强贸易管制、限制人员往来的闭关锁国式的对外政策。

《相互竞逐的海》

中岛乐章

九州大学大学院人文科学研究院

以明朝为中心的亚洲贸易圈在1500至1600年间发生了许多变迁，尤其是作为亚洲贸易中心的明朝，从15世纪初到16世纪中叶，其与周边诸国的贸易形态，经历了从朝贡贸易与互市贸易一体化的“贡市一体”，到朝贡贸易与互市贸易并存的“贡市并存”这样一个转换过程。明代的朝贡贸易体制经历了形成期、最大期、缩小期、动摇期、解体期这五个阶段，在1560年代末彻底瓦解，取而代之的是我将之概括成为“1570年体系”的这样一个贸易体系。在“1570年体系”下，无论在陆上还是海上，与朝贡无关的互市贸易的比重都在逐渐增大。东南和西北诸国与明王朝进行物资交流的途径有所变化，也就是被我们称为“东南的弦月”（海域）和“西北的弦月”（陆上）两个部分。无论是在海上还是陆地，都存在着朝贡、互市、往市、密贸易等几种形式，明朝根据与贸易对象的关系，开始采取多样的贸易政策。另一方面，由于明朝当时对白银的需求量很高，围绕白银展开的贸易不仅对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社会造成了影响，而且由此导致了世界各地的白银通过种种渠道流入中国，而中国的制品也大量输出，这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世界范围内经济的发展。

《纷扰的海域与错杂的日本像》

朱莉丽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以往学术界针对东亚的历史进行研究时，往往都从国别史的角度出发，与域外国家的交通是这些国家政治系统的一个环节，从这种思路延展开去，与其他国家通过海域展开的交流就成了一国国家政策的衍生物。但如果放眼于更久远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很多时候并不是陆上国家的政策决定了它们通过海洋进行的交流，而恰恰是通过海洋的交流决定了陆上国家的形态。这种交流对于东亚各国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基础的变迁、社会形态的变革以及文化的走向、宗教信仰的传播等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东亚诸国间的互动带来了相互认识的改变。明代，由于倭寇横行，中国人的日本观由原先美好的印象变成了凶恶狰狞的倭寇之国。通过对明代政史类资料、民间文学以及研究日本专著中相关史料的解读和分析，可知明代中国人对日本人的看法和态度既因群体的不同而存在着差异，又存在着某些共性，并具有以下特点。一是较之于前代对于日本的关心程度大大提高；二是能够直接与日本人发生接触的社会阶层增加了，但他们对日本人的认识尚停留在直观的、想象的、非理性的阶段；三是明代兴起了对日本的研究。但这是在倭寇这一特殊事件刺激下的应激反应，而非中国人对外认识自然发展的产物，因此依然不具备自发性的自觉，从而未能真正开启中国人对日认识之先河。

《分别共存的海》

藤田明良

天理大学国际文化学部

从17世纪中叶起至18世纪，随着东亚政治秩序的稳固，完成内部统一的东亚领域权力（近世国家）垄断了交通海外的权力，东亚海域出现了各国分别共存的状态。在上一个时代由各社会集团参与的海上自由贸易被国家管制的、由行商负责的定点贸易所取代，对人员往来的限制也空前严厉。这个时代来往于东亚海域的人员主要是外交使节、商人和漂流民，各国与外国人的交往被限制在特定的地域，而与其他的地域相隔离，这是当时存在于东亚各国的一个共同特征。虽然东亚海域各国在政治方面是受到严格管理的独立世界，但在经济方面，东亚海域和东南亚海域是互动的世界，也就是说，在经济方面，东亚海域不是独立存在的，它与其他海域有着极大的关联性。东亚各国之间的交易也摆脱了明代“非贡不市”的朝贡贸易框架，转向了政治色彩相对淡薄的“互市体制”。于是，经济和文化的交流成为了18世纪东亚海域交通的主要内容。这种交流不仅改变了东亚各国的产业、贸易结构，也改变了相互认识，更主要的是促进了各国自我意识的增长。总之，18世纪的东亚海域呈现出来的是一幅政治外交联系相对冷淡、经济文化交往相对密切的图景。

《隔离的政治体和交错的文化圈——日本近世后期的儒学官学体制化和东亚海域的交往》

张翔

复旦大学历史系

1644年明朝灭亡——即“华夷变态”，造成日本对作为明朝官方意识形态的中国儒学，尤其是朱子学、阳明学的怀疑和批判，这构成了日本古学派的山鹿素行、伊藤仁斋、荻生徂徕等学派的兴盛。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特别强调：荻生徂徕通过批判朱子学的自然秩序与社会规范的本质性关联，而主张圣人创建制度的主体性的近代意义。但是丸山的观点无法解释近世后期，尤其是十八世纪以后儒学的普及化和官学化的历史意义。丸山以后日本学术界对此的长期研究揭示出：因为天明、宽政时期日本社会的动荡和民众反叛，促使幕藩体制重新确立了朱子学作为武士和一般民众道德规范和秩序重建的基本原理，来应对当时的社会矛盾，促进日本幕藩政府的官僚化，武士和一般民众的道德教化。就这个意义而言，实际上推进了日本社会的东亚化，这是近世日本进入东亚儒教文化圈的一个重要标志。原来的日本锁国体制发生一定程度的松动。开始避开国家之间的华夷体制的纠葛和纷争，主张形成以通商作为主要内容的国际关系。另外，虽然幕府并没有完全消除对满清的疑虑，但是也逐渐产生东亚命运共同体的思想萌芽。

《十八世纪东亚海域国际交流中的风俗记录——兼论日、朝对盛清时代中国的重新定位及其社会反响》

王振忠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17世纪中叶明清鼎革，不仅是中国史上的一件大事，而且也使得东亚各国渐行渐远。但是到了18世纪，随着清王朝进入鼎盛时代，东亚邻国对于清帝国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转变。面对着日益强盛的大清帝国，日、朝两国在坚持各自的华夷观之外，亦不得不重新定位盛清中国。在日本，一些人将满族统治者的发源地——东北地区，与原明朝统治的部分割裂开来，将它们分别称为“大清国”和“鞑子国”，分开认识。而在朝鲜，则通过将满族统治者与汉族的礼乐制度分开，认为尽管统治者是异族之人（夷），但在中国推行的仍然是“华”的制度。这些，是“华夷观”在不同国家的不同表现。而之所以作出这样的解释，主要是应对新的形势而作的心态调整，这是日、朝两国对十八世纪中国政治变动的重新诠释。此一时期，中、日、朝三国的交流极为频繁，这种相互交流亦造成了一定的困扰，且在不同的国家形成影响的程度并不相同。在中国，日本的洋铜、宽永通宝以及其他的东洋货大批流入，其中的宽永通宝泛滥，曾引发官方的强令禁止。而在日本、朝鲜，大批书籍以及其他商品的流入，既形成了两国的“慕华”心态，同时也导致两国中一些人担心国内的文化认同出现混乱。这种情况，在乾隆时代达到了顶峰状态，故而在两国分别出现了《称呼辨证》和《雅言觉非》等书，力图拨乱反正。

《大航海时代以后日本人对外界与自身的新认识（17—19世纪中叶）》

徐静波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18世纪西方力量的渗入使东亚海域原有的格局和意识观念发生了改变。导致18世纪日本人形成新的对外认识的因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他们与当时来到日本的传教士、商人、技术人员的交流；二是这个时代日本人在海外的直接体验；三是西方人所带来的新的地理观念。这三个因素引起了日本人对外界和自身认识的变化。对外部世界的新认识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对中国认识的变迁，其次是对亚洲、尤其是东南亚，建立起了新的认识，再次是对欧美认识的发展。至于日本对自身的新认识，在大航海时代之前，一般的日本人都没有认真地思考过自己的identity。而西方人到来以后对日本正面的记述在很大程度上鼓舞了日本人，使他们觉得自己在亚洲应该能与中国人并驾齐驱。山村昌永、箕作省吾等人的著作都开始抬高日本的地位。确实，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日本人意识”或是“日本人情结”以及西洋先进的观念，是在江户时代中期即18世纪以后逐渐形成并日益凸现出来的。大航海时代以后西洋人的到来以及从西洋输入的新知识，尤其是描述整个世界的相关地理知识，无疑是酿成日本人对外界和自身新认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而它与明治时期形成的“脱亚入欧”的社会思潮也有相当的内在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