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嗣胤

2009年12月14日至16日，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荷兰莱顿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以及日本东京大学哲学研究中心合办的“民族认同与历史意识：审视近现代日本与中国的历史学与现代性”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举行。来自美国、加拿大、德国、奥地利、荷兰、比利时、澳大利亚、日本、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的二十余位学者，以中日两国近现代历史为中心，聚焦于现代性与学科学术、民族国家、历史叙述、历史意识等诸多面向，展开了广泛而丰富的探讨。
现代性与学科学术

晚清民初，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都遭逢“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在中西文明互相激荡碰撞下，中国传统的知识和学术发生转型，现代学科体制逐步形成。就史学而言，史学与经学的关系、中国传统史学与现代史学的联系以及“史”的意味，是与会学者关注的一大焦点。台湾东吴大学历史系刘龙心教授以“六经皆史”走向“四部皆史”展开论述，晚清学人意欲以史学重整传统学术，消除儒学门第之见和经学、诸子学间的樊篱，作为完整的知识体系同西学比观争胜；另一方面，晚清科举由制艺改作策论，考试项目和范围发生变更，学人开始以政学、艺学的观念理解西学，传统知识结构也随之变化。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章清教授认为晚清科举改制成为沟通“中史”和“西史”的契机，体现出在“历史”中寻求富强、史学“经世致用”的历史认知，进而影响现代史学学科的建制。而这些历史资源的重新阐述，尽管有官方意识形态的痕迹和西方因素，但却是立足于“自改革”的立场，体现了这一时代“历史的意义”。北京大学历史系罗志田教授指出，道咸以后动荡的时局导致时人对学问认知的转变，经世之学纳入了义理、辞章、考据构成的清代学术，而“乱世”使得士人转向可以“资治”的史学，“通经致用”变为“通史致用”，加之西学流行的助益，都促进了经学的边缘化和史学走向中心。此外，清华大学哲学系彭国翔教授也以侯外庐的中国思想史与哲学史研究为例，讨论了中国现代学术世界在哲学史研究领域，如何处理观念引领与史料搜集的问题，以及如何重新理解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另类“现代性”问题。

就哲学而言，古代中国有无哲学的论争，至今莫衷一是。现代“中国哲学”的产生是认识该问题的关键环节。中山大学历史系桑兵教授将“中国哲学”的形成区分为三种情况，即用哲学概念重装古代思想；“哲学”进入中国后的发展演化；效仿宋儒，借用西方philosophy来丰富和发展中国的思维。他考察了“哲学”在明治日本和清代中国的不同意涵。明治日本借用汉语创造“哲学”对应西来的“philosophy”，以掌握东亚汉字文化的话语权。“东洋哲学”与“支那哲学”虽然给中国提供重估固有文化的机缘，刺激“中国哲学”的产生，并进一步引发国人对“中国哲学”的反省，但同时也使学人陷入日本式解读的困境。近代日本发明的一套对应西学的概念，始终影响着近代以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桑兵教授形象地称中国人是在“发汉音，说日语，用西思”。日本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石井刚（Tsuyoshi Ishii）教授认为，章太炎以“齐物”概念替代“公理”，提出以“多样平等”为核心的政治准则，建构了中国现代第一个哲学思想体系。章太炎的哲学话语方法论是通过“文”和“言”的结合，寻求法的普遍性与个体生命的特殊性相兼得的实践方式。加拿大渥太华大学历史系慕唯仁（Viren Murthy）教授则探讨了章太炎思想的另一个面向，以明治佛教哲学为背景论述了章太炎的唯识佛教平等观。章太炎试图在哲学层次上，确立一种超越普遍性与个体性对立的个体性，这种哲学主张与他对国家政治制度的批判联系在一起。从佛教角度对当时国家和社会进行激烈批评，使得章太炎和同时代的明治思想家区别开来。

现代性、国家与历史意识

日本的现代化进程因连缀着现代性、民族国家和历史意识，牵涉到日本、中国、东亚和西方的资源与背景，因此备受研究者关注。美国康奈尔大学比较文学系酒井直树(Naoki Sakai)教授提出“特定认同”的概念，即所有个体都有对应某个全新集体组织的平等归属感。这种认同是民族国家的前提，而“现代化”的历史转型正是创造这样一个“国体”的过程。他藉由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和代表“牧领”权力的天皇制度对民族自觉进行讨论。比利时根特大学Christian Uhl教授比照二十世纪初出版的两部自传，传主分别是日本著名的“西化主义者”福泽谕吉和“亚细亚主义者”宫崎滔天。他认为两部自传在内容和形式上存在着对立与联系，须视作“自主的日本”与现代的“西方”面对面时不同取向的叙述建构，同时也应注意到福泽和宫崎二人所具有的双重性格的历史意识。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葛兆光教授探讨了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日本“满（洲）、蒙（古）、回（疆）、（西）藏、（朝）鲜”学兴起的学术、历史背景以及政治意味。日本学界转向中国周边研究的兴趣一方面受到欧洲东方学影响，欲与西方学界一较长短，另一方面又受到明治以来膨胀的“国权扩张论”和“亚细亚主义”影响。民族主义甚至帝国主义成为了引领这一学术取向的重要因素。这就使得日本学界“满蒙回藏鲜”的研究夹杂了学术与政治两种意图，既表现为对现代学术的追求，也是政治上重构“东亚新秩序”的基础。对比中国晚清的西北地理之学与辽金蒙元之学逐渐成为“绝学”，可以看到同属东亚的这两国在进入现代以后，学术史与政治史的差异。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学院Rikki Kersten教授阐释了日本战后批评家和思想家吉本隆明的“1945年情结”。吉本没有接受二战后日本知识分子中形成的、分成两部分的身份认同，即战时国家与战后社会，战时法西斯主义与战后民主主义，以及战时智力协同性与战后思想正当性，而是积极探求历史创伤的意义，试图把1945年从一个暂时中断的时刻转换成一个充满隐喻和主体性的时刻，为他自身、也为战后大众社会建立全面的历史意识和身份认同。日本东京大学哲学研究中心中岛隆博（Takahiro Nakajima）教授评述了内藤湖南关于建立“连续贯通的历史”，以及树立日本为“东洋文化”代表的史学观念，认为中国历史的书写不应刻意追求一元体系（或者称为“统”、“正统”），而应该建立一种贯通连续而又不陷入目的论、讨论具体朝代和国族而又不带先验偏见的史学。德国慕尼黑大学日本研究中心U. Matthias Zachmann教授从参与提出“大东亚”概念的知识分子所留下的文字材料入手，讨论这一概念背后涉及的关于认同、历史和现代性的思想，特别探讨了其中中日关系的部分，及其在当时地缘政治话语体系中的具体表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孙歌教授，也以“民众思想史”为例，谈到了日本现代学术史与日本现代政治史的关联。她认为，民众史研究的真正价值，并不在于它对抗启蒙，而是在于揭示了“启蒙”这一抽象观念在东亚的具体历史内涵。

检讨和反思“现代性”

不加检讨地接受“现代性”容易掉入实质主义的窠臼，而纳入“普遍历史”架构的“现代性”同样需要对其内涵和外延进行反思。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Stefan Tanaka教授从时空观的角度对“现代性”提出质疑，他认为，对现代性的探讨不应停留在绝对时间和线性世界，相反，历史上对事件、人物、民族的叙述都有其特定的视角，我们对历史的理解还应该考虑观察者角度和情境的变化。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艾尔曼（Benjamin A.Elman）教授以“格物”、“科学”、Science这三个词语的关系，以及中国、日本回应西方文化的不同情景，讨论了 “西方科学”对于“东方知识”的冲击，反思了出现在日本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台湾大学历史系吴展良教授指出晚清思想的两个重要特色，其一是高度重视人生、社会、民族以及宇宙的原初生命力的“生元思想”；其二是蕴含在反对一切形式化、秩序化、理则化思潮中的反现代化倾向。“生元思想”可粗分成两大类，一类以康有为和谭嗣同为代表，直指生元本质，以哲理性为主；另一类以章太炎为代表，多着眼于具体历史文化，以史学为主。它们都是清末士人再造民族的基本力量，也都因推重根源性和创造性而具有反启蒙、反现代化的倾向。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孙英刚教授则由西方学术话语与东方史学脉络上溯，认为“中世纪”概念的构建，很大程度上是服务于“现代性”和“现代化”的理论。“现代”（modern）一词源于西欧历史语境，文艺复兴之前，“古代—现代”是欧洲主流的历史观模式。十五世纪后，“中世纪”时期的形成，与“现代”对立，更明确了“现代”的时间意义，并趋向于代表一个光明永恒的时代。然而日本和中国对西方“中世纪”概念的接受和传播有着各自独特的东方背景，不可避免地导致西方历史与文化的东方式误读。荷兰莱顿大学东亚研究中心Els van Dongen教授讨论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早期中国学界对“现代性”的回应，主要涉及历史编纂实践中的“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一方面，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性的批评意味着与传统的彻底断裂；另一方面，百年间的寻求富强模糊了人们对现代性的反思，而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及其线性的时间观念仍然被保留下来。德国哥廷根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施耐德（Axel Schneider）教授从民国史学话语规范的角度出发，检讨“现代性”衍生的问题，引起对“现代性”在东西方不同语境下呈现怎样的共性与特性的思考。

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化的呼声不断高涨，人们希望在西方现代性的引领下创建一个同一世界。如今“现代性”（modernity）已成为现代化、全球化进程的重要特征，影响遍及国家政治、社会结构、经济活动、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经济全球化大大促进商品和劳动力在世界范围的流动，然而在政治、思想文化领域，却恰恰呈现出一个相反的态势。世界各国知识界对文化和政治中的西方中心主义的质疑与日俱增，纷纷开始重新强调自己国家的历史传统。“现代性”交织着各国传统、历史、民族和地域等因素，呈现出紧张和复杂性，因此历史性的考察、分析和反思显得尤其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