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
十九世纪以来，作为现代学术研究的佛教研究已经在国际学界取得相当大的进展，东西方学者分别从不同的问题、材料、视角和方法对佛教的思想和历史等作出了深入的探讨，同时也为我们这一代学人，特别是中国的佛教研究者，留下了许多有待开发和深化的新的学术议题。
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国的佛教史研究，加强东西方在佛教史研究方法上的交流，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于2010年9月24至25日，召开了以“佛教史研究的方法与前景”为主题的学术讨论会。来自中国、美国和日本的十余名与会代表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一、 佛教研究的学术史和方法论
黄夏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在其题为《2008年中国大陆佛教研究方法讨论之我见》的报告中既追溯了中国佛学研究的历史，又回顾了以往有关佛教研究方法论的研讨会议，认为：“中国佛教研究应有自己的特点，中国佛教界与国外接轨，方法论的使用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话语权的问题”，而“有什么样的方法论，就会出现什么话语权，因此方法论又决定了话语权的归属。……中国学者研究佛教，特别是在研究佛学的时候，有自己的一套话语体系”，所以，“只要未来的中国继续开放，不断接受外来的学生到中国学习，为世界学术界培养人才，那么话语权就自然发生转换，中国的方法论也就自然受到重视，被外国人接受。”
陆扬（美国堪萨斯大学历史系）在其《万劫因缘会刹那——论近代中国佛教史研究系谱的诞生》中观察到，佛教学在中国近代的发展尤其不平均，它并未纳入整个人文学科的体制。尽管如此，它仍具有鲜明的“唯智”倾向。近代中国佛教学的研究受到整个学术风气变化的影响。佛教学的兴起，与佛教在近代中国的复兴自然有直接的联系，但两者又有重要的区别。这种不同趋向造成两者之间时时出现的紧张关系，也影响到许多具有佛教实践者和佛教学者双重身份的学人的思考和身份认同。宗教与社会现实的考虑也时时左右着佛教学者的视野与路径。同时，中国传统的经史之学和欧美历史语言方法也影响了近代中国佛教学的发展。他认为，从纯粹学术史的角度来看，欧阳竟无与沈曾植是佛教学在近代中国真正的奠基人。
在这一场的讨论中，有学者认为，尽管佛教学中存在着语文学与历史学的两种倾向，建立一个清晰的中国佛教研究的谱系还是有一定难度。也有学者用“浅海中的岛屿”来譬喻中国佛学研究的孤立与学科支持的匮乏，并以沈曾植研读佛经受金石学方法影响，其视野广阔至印度吠陀、吕澂曾在日本间接接触西学，以及陈寅恪佛学研究的中国本位等方面进行对照说明。
二、 佛教中的物质文化与艺术史研究
李星明（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在其《护法与镇墓：唐陵礼仪空间中的石狮》中，描述了狮子形象从伊朗、印度逐步传入中国，又在中国本土化和佛教化的历程，从中可以看出，佛教礼仪空间与世俗陵墓礼仪空间某些方面的重叠，使原本较为单纯的儒家式的圣王礼仪空间具有了来自佛教的神圣化倾向。对唐陵石狮的研究，可以确定佛教文化因素是在尊重儒家丧葬基本礼仪制度的前提下渗入到了中国墓葬文化之中的。
刘震（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在其《德国佛教艺术史研究方法举隅：以九色鹿故事为例》中，回溯了西方佛教艺术史研究的发展轨迹，介绍了几代德国学者的研究特色和成果，并以《九色鹿》故事为例演示了德国该领域的研究方法。认为，传统的佛教艺术史研究偏重风格分析和历史断代，往往使研究本身很难落于实处；而德国的研究方法则注重文本研究，将艺术作品视为另一种文本形式，大大增强了研究的可操作性和可评价性。诚然，这样的研究方法对研究者的语文学、文献学和其他综合知识的要求极高，但这不应该成为我国学者回避的理由。
陈怀宇（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历史、哲学、宗教学院）在其《叙事、隐喻与象征：中国佛教中的动物》中，列举了九龙浴佛等中国佛教文学和艺术中的动物形象，并将其放置在一个当代学术的坐标系中进行考察。他认为，应该关注宗教与动物史上的社会史取向，研究动物在社会关系中的角色、地位及其功能。他通过若干具体个案来讨论佛教文献中有关动物的叙事传统，以及这些叙事传统如何运用隐喻和象征的手法来塑造佛教的思想和意识，使我们重新认识佛教文化史上一些不太为人注意却有深刻启示的断片，更为深入地理解佛教文化进入中国并与中国固有文化因子发生相互影响的复杂过程。
本场讨论关注的一个问题是，物质文化和艺术史，在历史文献之外，对于历史书写究竟起何作用？与会学者认为，物质文化体现的往往是某个历史时期大众普遍接受的思想观念，而不仅仅是精英的想法。一种图像风格或主题反复出现，有其独立于文本之外的阐释话语。比如，印度阿旃陀壁画中所反映的民众生活题材，并未体现在现有文献中，再加上文字材料本身可能出现的谬误，图像便成为与之互证的材料。所以最近德国历史学界又出现了重视田野考察和物质文化的风气。另外，佛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视觉的宗教、礼仪的宗教，故图像资料与物质文化的视角有其不可或缺的作用。再次，文本和艺术图像之间极有可能是双向影响的关系：图像的组合方式体现了对文本的理解；而佛教艺术中的母题也影响了当时人们的认知及知识体系。所以不论是好的艺术史，还是好的佛教史，都应将图像、文本与仪轨结合起来考察。
三、 佛教研究的语文学和知识论
沈卫荣（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在其《明代汉译藏传密教文献和西域僧团——兼谈汉藏佛教史研究的语文学方法》中，以解读两部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汉译藏传密教仪轨文献为契机，揭示了一段一直为学界所忽视、却极为重要的汉、藏、印之间的宗教、文化交流史，也是一段明代的译经史和藏传密宗的传播史。这一发现承接了西夏和元代佛教史的研究，他认为，若要继续深入地进行下去，并取得更大的成绩，必须依赖以下三个重要因素：新资料的发现、对新发现的汉译藏传密教文献用语文学的方法进行整理和解读以及从不同角度作跨学科、跨语言的比较研究。
罗柏松（James Robson，哈佛大学东亚系）在其《在佛教研究的边界上——东亚佛教研究中概念与方法论的转变》中，总结了十余年来国际学界对中国佛教研究的状况，发现了一些与该领域的传统研究不同的新现象，如研究对象不再限于禅宗、对佛教发源地印度的语言关注程度下降，以及比较突出的“视觉转变”的倾向，即转向以视觉或物质的文化为窗口来审视中国佛教，另外对于唐宋之间分裂时期的研究仍旧缺乏。他也对未来的研究提出了两点展望：一是佛教与政治、意识形态的交涉，二是写本研究。对于未来佛教研究，他的看法是，需要重新建立起过去文献学与哲学的严格训练，当我们筹划未来时，不应该忘记过去。
刘宇光（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在其《佛教唯识宗研究回顾：1949之后的汉语学界》中，对1949年以降迄今六十年之间，以中文为主要学术语言的瑜伽行、唯识宗研究作一回顾，认为对于民国时代初步建立、现仍处在草创阶段的现代研究方式，大陆唯识学界既无法守成，又由于长期的断层与隔离，学人大多至今仍惯于在漠视国际研究的情况下做唯识研究，失去了与国际学术界的联络与交流；而台湾的唯识学研究以九零年代初期前后为主要的分水岭，之前的研究大体由具有中国哲学及传统佛教学两类背景的学人来进行，之后则以欧美及日本的史语法及文献训练、比较哲学或跨传统诠释来进行研究。最后，他还提出，汉传唯识在华人学者之间，依然是不可或缺的，尤其是，如果我们把东亚法相唯识宗放在与梵藏唯识宗的文本及思想传统对扬的脉络中，则东亚唯识宗独特的体系与论点，乃至非常丰富的文献，尚未为西方学界充分意识到。
以上多篇报告均提到了佛教史研究中语文学和文献学的重要性，无论是在跨文化的印藏佛教和佛教艺术研究中，还是在汉传佛教研究中都是如此。这从某种程度上也回应了黄夏年的见解。
四、 唐代佛教的思想史和政治史
土屋太佑（日本新泻大学经济学部）在其《日本的禅学研究和禅宗思想史的课题》中，回顾了以入矢义高为代表的日本禅宗思想史研究，并以小川隆教授对临济义玄的思想和中晚唐禅宗思想史的研究为例，探讨了思想史思维在中晚唐禅宗研究中的具体运用。他认为，日本学者在不断探寻诠释禅宗文献的恰当方法，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思想史的思维方式。但是，完全不带价值色彩的视角是不可能存在的，我们的研究也不可能摆脱自己立场的限制。这种局限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宗教体验问题，二是现代立场问题。
孙英刚（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在其《置佛教史于“历史”语境之中：以隋唐亲王莅州与地方僧团相关问题研究为例》中，就六至七世纪四川、河北和襄州三地亲王出藩与地方僧团相关问题进行探讨，试图展现政治复杂性与佛教僧团的复杂性，以及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佛教僧团如何发挥作用。他认为，地域佛教构成了中古社会的一部分，佛教知识分子应该被视为知识精英的一部分，佛教僧团在政治和学术上的角色，是研究中古史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研究佛教史的办法，应该是忘记佛教史，在研究普遍历史的情况下来探讨。
五、 会议总结
在会议最后一天的圆桌会议与会议总结中，学者们针对“佛教史研究的方法与前景”这一课题再次进行了阐述与自由讨论。
沈卫荣认为，一，1949年之后，学界认为汉化了的佛教与印度没有关联，这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语文学的缺失。二，西方的佛教研究主要还是印藏佛教研究，成果最大的还是语文学与文献学的研究。一些新领域的研究，诸如人类学和艺术史，皆因缺乏新材料和文献学素养而不能产生持续的影响。三，与西方相反，中国的佛教史研究不研究佛教本身。要恢复二三十年代的传统，我们需要（一）从汉藏比较入手，进行语文学和文献学的研究；（二）掌握胡言胡语，克服文化障碍，用语文学的方法解读佛教文献；（三）作跨学科的比较研究。
陆扬则并不认为语文学在佛教史研究中有绝对权威，语文学在整个佛教史研究中的衰弱是个世界性的现象。他表达了以下几点看法：一，在佛教史研究领域，西方和日本有很强的传统，但研究者对相关领域的关注却很少。二，对于研究的客体，究竟是“中国的佛教”还是“中国佛教”，在西方已经趋向于将中国佛教作为独立的单元来研究。三，对于佛教与内学的关系，如果按照刘宇光所提出的参照西方神学的立场，学界与教界用来表述的语言虽然可以在两者之间沟通，但还是有差别，可能会影响佛教概念本身的理解。四，有关佛教的大叙事问题，是否能回到佛教教义所认同的原初佛说就包容一切历史现象的设定。五，中国佛教史研究没有参照体是不行的，最好的参照体就是中亚和西藏的佛教。
最后，葛兆光教授对上述发言以及历时一天半的会议作了总结。他提出：一，语文学的缺失并非始于1949年，而是二三十年代，在那批掌握语文学的学者手中，语文学就已经边缘化，成为了解决历史问题的工具。这与中国学者根深蒂固的历史学倾向有关。二，（中国）艺术史研究还是要有足够的中国学知识，学科之间的沟通很重要。三，目前佛教史有意义的地域研究并不多。有意义的佛教地域，就是指佛教与当地的政治、社会、生活等因素有所交错。
他强调，我们首先应该回头看，回顾并恢复原来曾经有过的中国佛教史研究的优秀传统。语文学虽然是一门工具，但过去太过忽略，所以要提倡；而过去的历史学和文献学（特别是教外的文献学）传统，我们更要发扬，另外还要兼顾政治史、社会史和经济史的研究。总之，我们亟需补缺，接续传统，未来如何发展，目前谈论还为时过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