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鑫磊
2010年11月2日至3日，“前现代世界中的亚洲：印度、中国、日本、朝鲜与欧洲的思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召开。会议由文史研究院、复旦大学历史系和“长江学者”讲座教授艾尔曼（Benjamin Elman）共同发起主办。会议邀请来自欧美、日本、台湾地区以及大陆的十一位学者参加，分别是研究中国、印度、日本、朝鲜、伊斯兰等不同领域的专家。11月2日上午会议开幕，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教授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文史研究院院长葛兆光教授、历史系系主任章清教授以及艾尔曼教授分别代表主办方致辞。在随后的议程中，与会学者从世界历史的视角重新去思考十七、十八世纪的亚洲思想史，并就此展开深入的交流和讨论。此次会议使我们对当今国际学界有关亚洲的最新问题及前沿研究有了更直观的把握，同时也对“亚洲”的意义和重要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现将与会学者观点综述如下。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艾尔曼教授在题为《前现代还是后帝制的训诂学？——十八世纪中国经学的危机》的报告中，从帝制中国的经学、十八世纪中国的思想与社会脉络、十八世纪的经学与律诗复兴、清代训诂学与自然科学四个方面展开论述，对这一时期中国经学的转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清代经学的转变本质上绝非革命性的。考据学家虽带动经学研究形式上的转向，但他们仍一再肯定经书中古代理想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对他们来说，经学仍是寻求新信念和新的政治行为之出发点和不容置疑的组成要素。而晚清的今文经学家虽采取激烈的手段来重新建构过去，但这些学者并没有政治革命的观念，对社会进程的变化也没有充分理解。无论是经验主义式的考据学取径，还是今文经学家关于历史变迁的观点及倡议政治改革应与时俱进的想法，都成为日后政治和文化转型的重要踏脚石。
日本法政大学的渡边浩教授做题为《“封建”与“郡县”：儒家政治模式及其对理解世界历史的意义》的报告。他认为，“封建”和“郡县”可以看作是和西方的 “君主专制”、“贵族政治”与“民主政治”等相对应的中国传统政治模式。儒家经典早已指出自古圣王莫不采用“封建”之制，而秦始皇始废“封建”置“郡县”，至宋朝“郡县”制走向全盛。按照日本学者荻生徂徕的观点，每一种政治模式都与特定的社会形态密切相关，而“封建”与“郡县”大致可以对等于西方的“贵族”与“民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采用这种更为先进的政治模式，比欧洲“领先”约八个世纪，比日本“领先”约九个世纪。实际上，明治维新在日本被广泛认为是从“封建”到“郡县”的变革，这意味着日本在十九世纪晚期才在政治模式上达到了中国宋代的水平。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Sheldon Pollock教授做题为《什么是前现代印度的语文学？》的报告。他以传统印度语文学中的“注释”流派为例，讨论两个问题。一是考察两种不同文本类型——俗文学（Kāvya）和经文（Veda）的“注释”发展的历史脉络，及文本的首次系统编辑和注疏的诞生。二是探究与语文学实践相关的一些内容，如文本的构成、编纂、与世俗文献的参照阅读，以及解释吠陀语文集所必需的基本概念等。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从语言学发展的时期而言，印度从某种程度上关联着欧洲，甚至关联着中国的“前近代性”；语文学的历史并不仅仅是思想史的一章，它也是当代语文学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还指出，文本的意义是人们赋予它的意涵的总和，其中对错掺杂，它也可以指旧有的语言学，尤其是传统的注释，从中我们可以获得文本的丰富意涵。
日本东京大学的羽田正教授在题为《不对等的悖论：非西方语言对于认识世界的意义》的报告中，以欧洲、伊斯兰世界、日本为例，具体分析了这三种语系在使用“宗教”、“世俗”两个词汇时，各自完全不同的社会文化内涵，并指出包括中文在内的其他语言也有类似的情况。由此认为，以某种特定的语系来讨论另一语系的国家或地域的历史文化，难免会产生认识上的偏差。在当前的环境下，只有进一步改善英语这一公认的国际学术语言，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语言。具体来说，应该尽可能多地把在非欧洲语言中讨论的对象注入到英语中，藉此建立起新的知识体系。只有当英语发展到足以容纳非欧洲语境下的外来信息，并且不再局限于本身的单一背景展开讨论的时候，英语才真正成为一门国际语言。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Allison Busch助教授做题为《改革的焦虑：印地文法传统中的文学科学实践》的报告。她以1600年至1850年间婆罗门文人为宫廷贵族写作的印度诗歌集为探讨对象，勾勒出了印地语诗歌作品的一些重要方面，比如前现代的印地语作家如何将整个梵语叙述方言化，以及他们所面临的社会与认识论局限；又如，这种方言诗歌集是如何促进了一批技艺精湛的作家与鉴赏家的产生。她指出，印度诗歌的写作、诵读和传授使来自印度边地的文人形成了一种儒雅的气质，这种气质对日常文化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并且促进了印地语向我们今天熟知的通用语言发展。在此之后，对于新形式方言文学的参与，成为了评判莫卧儿王朝统治时期波斯化的精英与印度文人鉴赏力的标志。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白根治夫教授做题为《前现代日本的典籍、古典汉语及白话文》的报告。他在较为宽泛的比较语境下，探讨了十一世纪到整个十九世纪之间日本的白话文与通行语言，尤其是语言、教育和类型这三个问题，具体分析了各种课程体系、学校系统以及它们与不同版本典籍之间的关系。他指出，日本从七世纪早期起就是一种双语文化，国语与古典汉语这一通行语言关系密切。至十九世纪晚期这一情况发生了双重转变：一是从多种白话和多种通行语言共存的二元语言体系转向了一种试图统一口语和书面语的语言，至少在表面上统一了外形和风格；另一重大转变是，从向来关注宗教（哲学）、历史、诗歌和纯文学创作的中国“人文学”范式，转向了融合虚构文学特别是散文和戏剧的西方体系。在十九世纪欧洲普遍范式以及欧洲学术范畴的重压之下，一种东亚文学体系解体了。
美国哈佛大学Khaled ElRouayheb助教授做题为《如何阅读文本：以1691至1716年间的两种奥斯曼帝国学习手册为例》的报告。一般认为，前现代伊斯兰的教育往往是私塾式而不是公立机构，基本上是口授而没有文本；伊斯兰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学生获得毕业资格都是由老师而非机构所认定。他则以一个客观的教育文本为例，为十七、十八世纪奥斯曼中部地区的知识传播形式提供了证据。他认为，这种发展与奥斯曼帝国的知识阶层在十六世纪实施的全面改革有关。改革之后，要想获得最高教育和司法职位，必须先获得一份正式的文凭，这份文凭仅有若干高级学术机构的成员才有权授予。对大多数奥斯曼帝国的学生来说，从自己的老师那里获得文凭已经不够了，还要经过特定学者的认可，有时甚至要通过正式考试来评估。学习手册正反映了这个变化，早期的手册中强调师生互动的规矩，而十七、十八世纪的许多手册则强调怎样学习和掌握教科书上的知识。
台湾中研院的张谷铭副研究员做题为《语文学、人类学和语言的科学——威廉·德怀特·惠特尼与语言学的出现》的报告。他提到，语言学作为独立于语文学的一门科学，是在二十世纪初期的法国、英国、美国出现的。支持它自立门户的英法学者认为，语言学是以语音记录来研究活着的语言，以田野工作代替文本批评。而这门科学要归功于惠特尼在美国的创立和推进。他还具体谈到了如下一些问题，如惠特尼对“语言学”的定位，尤其是与语文学和人类学的关系；梵语、中文、日文在惠特尼语言体系中的位置等。惠特尼所构思的语文学有两个分支：文学的和语言的。文学语文学代表了传统的语文学，而语言语文学则关心的是语言的本质。惠特尼又将语言学作为考古学的一类，因为他认为语言定义了人性和文化的特征。在处理历史和语言的本质问题时，惠特尼把语言分为从不成熟到成熟的各个等级，并把南亚和东亚各种语言放入了这个标尺。
复旦大学的周振鹤教授做题为《“脱亚入欧”的虚与实——对日本前近代社会的断想》的报告。他从福泽谕吉“脱亚入欧”的口号说起，指出，一般所认为的近代以前日本社会与中国相类似，直到明治维新以后才摆脱中国的影响而迈入欧洲道路的看法，其实与事实相悖。他认为，日本无需脱亚早已入欧，日本入欧早在江户时代初，完全脱亚则在明治后。他从几个方面加以论述：一，日本的政治制度在安土桃山时代以后就逐渐发展成为实质与欧洲一样的封建制；二，作为经济制度的核心，日本的土地制度长期以来都与欧洲的领主土地所有制更为相似；三，从城市的形态上来看，日本的城郭与城下町也与欧洲castle与 downtown比较相似，而与中国城市的围墙式结构完全不同。他指出，近代以前日本上层建筑对中国学术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的移植，尽管表现为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但其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等根本性的因素没有因此与中国趋同。他的结论是，所谓“脱亚”只是脱掉日本表层的儒家文化，“入欧”却是穿上与日本经济基础相配的欧式外衣。
日本京都大学的平田昌司教授做题为《后“汉人大流散”时代的汉语正统》的报告。他谈到，在中国历史上曾有过几次“汉人大流散”时代，即由于北方异族的入侵，“中原”的大批汉人被迫南下。但实际上大部分的居民无法离开故土，沦陷以后汉人仍然在“中原”总人口中占最高比例；而南迁后的“正统汉人”政权统治下的人口中“南蛮”（原住民）占多数，于是产生一种 “汉蛮倒错”的局面。这一局面使汉语产生了“汉蛮”争夺主流的情况，其本身也无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化。同样的，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文化及其语言的进入，汉语又一次面临类似的正统危机。在此情况下，中国出现了维护汉语正统的主张，如章炳麟的“国粹”和“国学”运动，也出现了胡适和陈独秀的“白话文”运动，但其出发点都是相同的，即汉语已经不具有普世的价值，而是世界语言中的一种，它要自己走自己的道路。
复旦大学葛兆光教授做题为《十九世纪初叶面对西洋宗教的朝鲜、日本与中国——以“黄嗣永帛书”为中心》的报告。他从“黄嗣永帛书”这一朝鲜辛酉教难中一名朝鲜天主教徒写给罗马教廷请求保护的书信出发，详述了中国、朝鲜、日本三方对于这一事件的不同反应和策略，继而引申到“重新审视从锁国到开国之间的东亚三国”的问题。具体分析三点：一，关于近代史研究中的所谓“冲击—反应”模式，他认为，在面对同样的“冲击”时，由于各国政治、社会、宗教之差异，“反应”仍有相当的不同，这说明“亚洲”或者“东亚”并不是一个，不仅政治、社会、宗教和环境不同，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和态度也不同，因而近代化的路途与进程各不相同。二，影响朝鲜、日本和中国面对西洋宗教（以及后来的近代西洋文明）的不同策略和态度的背后，展现的是三国各自不同的政治结构、意识形态以及宗教信仰状况。三，我们应当注意重新审视和研究“东海”，即中国、日本和朝鲜这一区域的历史。这个文化区域交错的历史图像，可以让我们超越国境发现更多的故事，不仅如此，它进入“近代”的差异性和特殊性，也可以给全球文明史增添一个新的“地中海”式的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