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溢

自从二十世纪上半叶以来，作为历史学研究的重要分支，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一般说来，同为中国历史的研究者，中国学者与海外学者关注的领域和问题皆有侧重和不同，中国思想史却是一个中外学者都十分重视的研究领域，不仅是中国学者，海外学者对此亦是贡献良多，共同推动了中国思想史的发展。随着具体课题的深入，一些共同面对的问题、困惑逐渐浮现出来，因此，对既往的中国思想史研究进行阶段性总结和反思，寻找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新方向，也就十分必要。

一、 东亚视野中的中国思想史

过去，日本学者注重从东亚或亚洲的角度来理解中国历史，近年来，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学者也尝试把中国研究放在东亚的视野中加以考察。这一研究路径扩大了中国学者的视野，值得继续深入拓展。另一方面，了解日本学者关怀东亚或亚洲背后的问题意识，确立中国学者自己的思考，也是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为此，三位学者分享了他们的新近研究成果。

吴震（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在《中国善书思想在东亚的多元形态：从区域史的观点看》一文中，以善书思想为例，论述了从区域史的角度来研究东亚儒学的可能性。作者首先从自己的研究经验出发，对于“区域史”研究方法的意义及其问题提出若干看法。继而从东亚地域的角度出发，把中国亦看作一个特殊的地域，由此来窥探中国善书思想在东亚地域所呈现的多元样态。最后指出，从区域史的角度来考察传统儒学在东亚的历史，必将建构东亚儒学是多元文化形态的观念，或许可以避免以往“一国史”研究容易陷入的“中国中心论”。

李国彤（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长堤分校历史系）的《梁启超的“殖民论”再思》以梁启超的《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为主要文本，辅之以清代康雍乾时期福建理学家对东南沿海海禁的讨论，在儒家的“天下”观念和西方“帝国主义”的框架中，分析了新史氏所抒发的“海事思想”、“殖民事业”和“国际竞争”等“三种感情”。

葛兆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在《“前近代”、“亚洲出发思考”与“作为方法的中国”：有关沟口雄三与日本的中国学研究的一些想法》一文中，着重考察了沟口雄三经常使用的三个观念——“前近代”、“亚洲”和“作为方法的中国”，揭示了这些观念对中国史研究的意义，同时提醒其他学者，沟口雄三的问题意识、论述基础和预期理想都是日本的，都是为了日本的中国学。

二、 思想家与思想史

在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中，以思想家为中心来探讨思想的流变，一直是最常见、同时也是最重要的研究方法。三位学者提交了他们的个案研究，以思想家为中心来讨论宋明儒学的进展。
何俊（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的《〈颜子所好何学论〉发微：兼论思想史的研究》主要分析了程颐的《颜子所好何学论》的思想史意涵。在他看来，宋代儒学的兴起从这篇文献开始，发生了一个重要转向，不仅直接以“道”为思想诉求，而且开始围绕“道”建构独立的“学”的知识系统。作者还对《颜子所好何学论》所反映的作为习得性知识的道学的对象、方法与路径进行了分析。最后，作者提出了“真实的思想史”与“真正的思想史”的概念，对思想史所应该书写的对象进行了理论思考。

王昌伟（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的《从认识心到道德心：曾巩的心性论及其在明代的回响》讨论了曾巩及其在明代的仰慕者对文、道关系的论述。曾巩对文道合一的追求，是为了解决北宋古文运动内部一些悬而未决的争论，但与理学家不同的是，他认为单靠个人的努力无法实现理想社会，政治力量的介入是必需的。曾巩对政治权力的依赖，使他的学术在理学盛行的年代一直处于边缘的位置，但在十六世纪，却有一批士人对曾巩从“心”的角度论“文”产生极大的兴趣。虽然曾巩和他的明代仰慕者实际上是从不同的层面论述文与道的关系，但两者都是为建立理想社会寻找一个统一的道德标准与原则。不过，随着晚明社会对个性张扬和审美趣味特立独行的崇尚，曾巩很快又被边缘化。

许齐雄（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在《礼以义起：以薛瑄（1389—1464）研究为例讨论思想史研究的发展》一文中指出，随着学科的发展以及史学内部不同领域的互动，思想史研究不再只是关于某一个体或群体的某种思想立场或其发展的探讨。他通过回顾过去三十年的薛瑄研究，讨论了其史料、选题、视角等问题，并提出，在目前学术发展的脉络下，思想史研究宜与其他史学领域结合，以期达到更全面的认识。

三、 思想史的周边

思想史究竟包含哪些内容，思想史研究的边界在哪里，一直众说纷纭。过去的争议主要集中在思想史与哲学史之间的异同上，随着近些年学界对思想史研究的不断反思，传统的思想史研究不断遭遇挑战，思想史研究的范围也趋于扩大。文史研究院的三位年轻学者从各自熟悉的研究领域出发，分析了这些领域与传统思想史研究的关系，以不同的视角讨论了扩展思想史研究范围的可能性。

孙英刚（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的《〈景云河清歌〉的政治文化史研究》围绕贞观十四年张文收所作《景云河清歌》，探讨了隋唐时期音乐与政治、思想的关系。在作者看来，这一时期关于音律的争论，不单是学术问题的讨论，更是种族、文化、政治冲突与摩擦的反映。“作乐”与“制礼”一样，对中古王朝的政治合法性极其重要，唐代的坐、立部伎与前朝的鼓吹部一样，其乐舞实际上是一部精心排定的王朝创业和受命的英雄史诗。古人将音律与五行、天命、祥瑞联系在一起，是当时的一般常识和普遍观念。作者进而指出，一种理论和想法必须被大众所接受才能影响政治大势，这是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一个理论前提，所以从所处时代的一般常识和普遍观念入手就显得非常重要。

朱溢（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在《思想史与制度史之间：唐宋礼制史研究的回顾和展望》中，以唐宋礼制史研究为例，讨论了制度史研究与思想史研究结合的可能。礼制史研究属于制度史研究的范畴，但是，与其他典章制度有所不同，由于其思想学说、学术文化背景特别深厚，礼制史研究实际上是介于制度史研究和思想史研究之间的桥梁。自古以来，礼的研究就集中在三《礼》之上，经学取向的研究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帝制时代的礼制史少有人关注。近三四十年来，礼制史研究开始受到重视，并且成为近年来的显学。作者回顾了唐宋礼制史研究的展开历程，说明礼制史研究对思想史研究的价值，以及如何从思想史的角度进一步深化礼制史研究。

邓菲（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的《图像与思想的互动：谈跨学科趋势下的图像艺术研究》指出，由于近年来人文学科内多角度、跨学科研究趋势的带动，艺术史研究的目的和问题意识出现了“历史性的变化”，对人文的兴趣不断上升并有成为主流之势。同时，图像材料又被引入其他领域的讨论中，艺术史与思想史研究的互动更加突出：一方面，图像作为史料进入到思想史研究者的视野；另一方面，艺术史也开始讨论隐藏于视觉语言中的思想含义，解释图像材料流露出的个人与时代的文化和思想。为此，作者对艺术史与思想史结合的历史、现状和问题进行了检讨，并且希望以此引起历史研究对视觉语言的更多关注，同时考虑中国艺术史研究如何在人文学科的框架下确立自身的学术独立性与存在价值。

四、 思想的建构和实践

在此次会议中，超过半数的论文是讨论明代思想的。就思想史而言，明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正如葛兆光教授所说，从宋到明，是精英思想逐渐妥协，成为制度、风俗和常识的过程。此外，明代还是基督教大规模进入中国的开始，士人的精神世界面临新的挑战和新的思想资源。海峡两岸的两位学者通过个案研究，来讨论明代思想的这两个关键面相。

张佳（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彰善瘅恶，树之风声：明代前期基层教化系统中的申明亭和旌善亭》，提供了儒家道德理想通过制度，由精英层面渗入民众日常生活的例证。申明亭和旌善亭，是明初建立的基层教化系统中的两项重要内容。它们在明代前期曾经遍布乡都，发挥着宣达政令、彰善惩恶、淳化风俗的功能。作者结合明代方志与政书材料，追溯申明亭和旌善亭的兴废历程，分析其社会职能，并对包括申明亭、旌善亭在内的基层教化系统的兴废及其与明代世风嬗变的关系进行了讨论。

吕妙芬（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谢文洊思想中儒耶交融的特色》主要讨论了谢文洊的思想，并通过这一个案研究，来呈现明清之际不同宗教会遇交流的情境下，儒学所可能开创的新风貌与旧坚持。作者认为，谢文洊虽然坚守儒家立场与基本信念，但也吸收了部分天主教的观念与表述，其思想呈现一种儒、耶交融的特色，在明清之际的理学史上有其独特性。而他早年学佛，后来又强烈辟佛并极力划清佛儒界线，其对佛学的看法又是理解其学术判断的重要参照。此外，论文还从不朽观、天命观、万物一体观与自我观四方面，讨论谢文洊思想与天主教教义的异同，并探究其儒、佛之辨的要义。

五、 思想史研究的学术脉络

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在这一过程中，共识尚未达成，分歧不断显露，大到思想史研究的范围、方法，小到具体的思想史课题，不同学科背景、不同学术训练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因此，从学术史的角度梳理这些争论，对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再出发，无疑是非常关键的。来自新加坡的两位学者不约而同地以明代思想史研究为例，来探讨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成绩、分歧、困境和前景。

魏月萍（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的《回到思想的胎盘？——论思想史研究的主体思考》以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和包弼德（Peter K. Bol）的《历史上的理学》（NeoConfucianism in History）所引发的争议为背景，以明代思想史为研讨范畴，探讨它如何受到时下“宋明理学”研究的影响，特别是，这些研究方法中隐含的“包含”与“排除”的潜规则，导致不少思想家因此成为思想史中“没有身份的人”。她还检视了荒木见悟“思想胎盘”的方法能否在思考“思想史研究主体”的问题上找到可参照的解释资源。

在《回顾与反思：晚明思想史研究的一些考察》中，李焯然（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以过去六十年晚明思想史研究的成果为例，探讨这背后所牵涉的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范围、方法等问题。随着嵇文甫、容肇祖、钱穆、萧萐父等人的开拓，以及牟复礼（Frederick Mote）、狄百瑞（W. T. de Bary）、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钱新祖、余英时等人的辩论，晚明思想史的研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是更多的问题随之出现：究竟怎样才算是思想史的研究？思想史的研究是否应该有一套研究的方法？作者认为，以往因基本的哲学立场而影响研究方法的问题，也许会随着跨领域和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兴起而更为复杂，未来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将会更具挑战性。

在最后的自由讨论部分，与会学者针对思想史研究的对象、理论、方法、中外学界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差异与如何采用跨学科方法来研究中国思想史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