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大量考古材料的涌现，国内外学界对艺术史领域大为关注，在美术史的宏观研究与个案分析上做出了许多重要成果。一些学者积极倡导将艺术史置于人文学科背景下进行开放式的讨论，注重图像研究与其它学科的互动交流。这种新的研究趋势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古代宗教、礼仪美术研究的蓬勃开展。

参加此次会议的十三位学者，以“图像与仪式”为主要议题，从历史、艺术、宗教等不同学科的多维视角，在具体个案及材料研究的基础之上，对图像与空间在宗教信仰的形成过程中所具有的独特的地位与作用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会议分为“仪式与图像”、“墓葬与美术”、“宗教与空间”与“宗教与图像”四个主题进行发表与讨论，内容涉及墓葬与宗教仪式中对图像的观看及使用、礼制建筑中的空间及视觉性，以及这些问题背后的宗教史与文化史的视角等，留下了许多有待开发和深化的学术议题。

一、 仪式与图像

汪悦进（美国哈佛大学艺术与建筑史系）在其题为《马王堆棺画与帛画究竟体现何种仪式？》的报告中，重新检视了马王堆一号墓漆棺彩绘及帛画中所表现的场景，指出棺画与帛画的功能是从生人角度出发，干预墓主死后命运，在墓葬图绘中预先安排、假设合阴阳二气的场景，期冀墓主能由此出死入生。这也是马王堆三号墓的辟谷食气房中等方术简帛对身处冥界的墓主具有重要意义的原因之一。他提出，在进行美术史常用的图像学研究时，考察图像所示的仪式性的运作过程，其意义可能远远大于追究每一细节名称究竟为何。澄清研究的目的与主次，既有助于我们对古代文献的灵活运用，也益于了解图像通过何种途径、达到何种境界的意旨。

在题为《建筑与礼仪：从汉代的明堂与月令谈起》的报告中，曾蓝莹（美国纽约大学古代世界研究所）从汉代明堂与月令的角度来探究中国古代建筑与礼仪的关系。许多研究者认为明堂为天子执行月令仪式的场所，这篇报告试图从考古与历史两方面考察该假说在汉代的有效性。她首先介绍了考古发掘的战国至两汉时期的建筑遗址，还原汉代在长安和洛阳营造的明堂的建筑空间；同时梳理两汉史料，列举汉人在两座明堂中举行的诸多礼仪，证明月令并不在其列。通过对明堂的整体考察，她还进一步讨论了中国古代独特的建筑空间如何助长礼仪想象的可能性，为中国古代礼仪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小川裕充（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辽庆陵东陵四方四季山水图壁画及功臣图壁画：辽代皇帝丧葬仪礼与陵墓壁画》的报告，从位于内蒙古赤峰巴林右旗的辽庆陵东陵的考古资料出发，详细探讨了其中的《功臣图》与《四方四季山水图》两大壁画群。《功臣图》壁画依据参加葬仪的功臣的肖像底稿绘成，并附有全体人员的署名，可能表现了辽代帝王丧葬仪礼的最后场景。《四方四季山水图》壁画则从中室东壁上的春景开始，沿顺时针方向至夏景、秋景以及冬景推移，取法于中国古代的阴阳五行宇宙观，以春夏秋冬配合现实中的东南西北四方，建构出一个空间与时间完美结合的时空宇宙，也是迄今为止最早的四方四季壁画的实例之一。

在这一场的讨论中，三位学者既进行了具体的个案研究，也涉及了图像学等艺术史研究方法的反思与发展，同时还通过探讨与仪式相关的图像、空间，进入到中国古代丧葬与礼制研究的视野之内，更多地关注寻求背景的文化史，扩展了传统艺术史研究的范围。

二、 墓葬与美术

林圣智（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的《东汉墓葬中的灯具：兼论与道教灯仪的可能关联》以汉代墓葬中随葬的多枝灯为主要材料，通过分析灯具的形制、装饰，及其在墓葬空间中的配置等内容，重新思考了墓葬中灯具的功能。东汉墓葬中的灯具造型与装饰颇为复杂，多枝灯常以仙人形象作为装饰主体。灯具与仙人的结合，显示了其与神仙信仰的关联性，墓中的灯具在作为生活器具之外，可能还被赋予了特殊的象征意义。除了对多枝灯的分析外，该报告还尝试以东汉灯具作为连结墓葬美术与道教美术研究的开端，进一步探讨东汉墓葬中这类具有宗教功能的灯具与南北朝道教灯仪之间的可能关联，藉由考古遗存来考察道教科仪法器的源流，开拓了新的研究视角。

郑岩（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的《图像中的葬礼与葬礼中的图像：以两汉北朝材料为中心》的报告紧扣本次会议议题，首先讨论了两汉、北朝墓葬中可能与葬礼有关的图像题材。这类材料集中于墓葬内部，既可以启发我们深入理解“仪式”与“图像”的关系，也可以反过来思考墓葬本身的宗教意义，观察艺术表现形式自身的变化。报告关注的另外一类材料是葬礼中对于图像的使用，通过分析6世纪后半叶东魏、北齐墓葬的墓道壁画，可以观察到当时葬礼与墓葬建筑及装饰间的具体关联。这两类材料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侧面，都旨在探究“仪式”与“图像”的关联，同时有助于对图像本身的理解与思考。

李星明（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的《隋唐燕居乐舞俑蠡论》主要考察了隋唐墓葬中的燕居乐舞俑及其在丧葬礼仪中的象征功能。勋贵高官墓葬中出土的乐舞俑是对其私家乐舞的一种模拟，与当时流行的民间胡乐、俗乐有着密切的联系，不仅反映了当时的乐舞和礼仪制度，而且从一个侧面表现出中土文化和域外文化交融的景观。另外，乐舞图像大量出现在宗教空间、世俗居室、墓葬中，可能成为了一种超越现实意义的祈福图像。隋唐墓葬中的乐舞俑及壁画之于棺床上的墓主人，与净土变相中的乐舞图像之于高高在上的佛陀，具有同样的空间关系，两者所营造的极乐世界均是现实世界的投影。通过这样的比较，可以发现宗教的彼岸关怀与世俗的生死转变之间存在哲学意义上的联系。

邓菲（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在其题为《宋金元墓葬中的礼仪空间：以砖雕壁画墓的图像系统为中心》的报告中，从宋金元时期中原北方地区壁画墓内的墓主夫妇对坐画像出发，讨论了宋代以来墓主画像供奉及礼仪内涵的渐趋加强。在此基础上，她继续考察了围绕墓主画像展开的备馔、供饮、乐舞、杂剧等图像题材，指出这些题材在特定区域范围内存在较为固定的组合和配置，可能与民间丧葬礼俗中的元素相关联，在呈现墓主夫妇冥世享乐的同时，也暗含着献祭死者亡灵的重要意义。这些场景与墓室的内部环境构成了一个包含礼仪元素的永久性空间，连接了生者与死者，同时也将与供奉死者相关的仪式及墓葬建筑融汇为了整体。

在此次会议中，近半数的论文讨论了墓葬美术与空间。就近年的艺术史研究而言，墓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它作为具有自身传统且杂糅了不同宗教、礼仪、习俗元素的集合，与宗教史、文化史等领域具有紧密的联系，在为其研究者提供大量可供发掘的资料的同时，还不断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

三、 宗教与空间

颜娟英（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在其题为《从凉州瑞像再思考敦煌莫高窟323窟、332窟》的报告中，将敦煌莫高窟323窟与332窟作为研究的主要资料，集中讨论了敦煌广为人知的刘萨诃凉州瑞像，并藉此延伸思考所谓“瑞像信仰”与佛教石窟的问题。她提出，刘萨诃故事自五世纪初流传至唐宋，不断地被增生、繁衍，其图像也陆续在莫高窟出现，成为河西走廊“凉州瑞像”系列中重要的一环。凉州瑞像的流行既呈现出某种地方性，也反映出中央与地方间的互动和联系。图像创作上还表现出强烈的好古特征，同时涉及了佛教教义与图像之间，以及信仰与艺术实践、创作之间复杂的关系。

孙英刚（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的《忉利天与阎浮提：佛教对中古君主内涵的塑造——以图像为中心》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入手，探讨佛教传入带来的新的意识形态及其物质文化表现。佛教宇宙观与王权的观念，深刻影响了中古时期的政治生态，为君主提供新的理论依据来论述其统治合法性。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天王”号，或与转轮王观念有关；武则天的政治宣传，不论是帝王号，还是明堂、天堂等礼制建筑，都深刻融入了佛教带来的知识和理念。王法与佛法在唐代的结合，反映在建筑、雕塑、绘画等视觉元素上。政治与艺术除了供养关系之外，也彼此印证和解释着复杂的历史图景，为我们理解相关的政治、宗教、文化现象提供了更加直观的说明。

黄佩贤（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在其题为《粤剧神功戏与庙宇瓦脊公仔装饰》的报告中，主要围绕港澳地区的神功戏及其演出所在的建筑空间进行了分析、考察。神功戏通常为仪式期间戏班所表演的不同剧目，除了作为民间庆祝神诞、酬神及祈求风调雨顺等功能的活动外，也是村民相聚娱乐的一种模式。在华南地区，为神祗表演神功剧的场地，除了设置在庙宇对面的真实戏台外，还包括庙宇建筑上专设的“另类戏台”——庙宇内壁、梁架或屋脊、外墙上的一些带有粤剧人物故事的图像装饰的构件。虽然“另类戏台”上的戏画、戏雕与神功粤剧表演一样，原则上以酬神、娱神为主，但从实际情况来看，这些设置在一些细节的安排上显现出对神祗以外观众的关注，具有非常鲜明的娱人特征。

董少新（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的《空间与心理：澳门圣保禄教堂再研究》主要通过建筑遗存、考古发掘、葡萄牙文与中文等文献资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呈现出澳门圣保禄教堂的历史，重塑了该教堂的建筑空间结构，并对现存教堂前壁的部分艺术元素进行了分析。这篇报告着重讨论了三方面内容，一是利用澳门地志图等材料考察了圣保禄教堂在该地区的空间位置；二是具体分析了教堂建筑与装饰中所包含的东方元素；三是利用中文资料讨论了国人心目中的圣保禄教堂。他试图从这三个侧面入手探讨文化交错现象在建筑上的体现，以及这座异域风格的建筑对国人的视觉与心理产生了何种影响。

本场讨论关注的主题是图像、建筑空间在宗教文化的传播与发展中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四位学者通过具体的个案研究，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宗教艺术的这个关键面相，展现出图像与物质文化资料在宗教研究方面不可或缺的作用，及其如何构成了复杂而多面的历史图景。

四、 宗教与图像

黄士珊（美国莱斯大学艺术史系）在其题为《从〈道藏〉的“图”谈宋代道教仪式的空间性与物质性》的报告中，从《灵宝玉鉴》、《无上黄箓大斋立成仪》等道教仪书中保存的视觉材料出发，配合唐宋元之际的壁画、石窟造像、造像碑、雕版印刷品等相关图像资料，探讨了道教仪式的空间结构及仪式物品。报告主要考察了道坛从多层的中心主坛到分散至三壁的多元坛幕的演变，以及道场设计所反映的宇宙观、仪式表演、时间顺序等内容。她提出，“仪式空间”不是一个与宗教活动毫不相关的“容器”；相反地，它应被视为体现宗教文化的重要构成。唯有将“空间”及“物品”还原到礼仪原境中，同时结合各类仪式活动进行参照研究，神秘的道教视觉文化才能逐现真形。

尹翠琪（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在其题为《明代道经图像与科仪的互动：以〈度人经〉为例》的报告中，考察了明代随着私人版刻的蓬勃发展而广泛流传的道教科仪用书。这些道教经籍多加入精美图像，不单有延续多面的扉画和经末的护经神像，更有多达数十幅的章节插图。该报告以《度人经》的刊本为例，首先介绍了道教神霄派在明代的发展，及这部道经插图本的产生与传播情况；其次通过分析《度人经》中的图文安排，来讨论插图建构神圣空间的不同手法，以及图像与经文内容的关系。她尝试通过分析道经图像与其相关科仪的关系，指出这些插画并非仅用于点缀经文，而是反映了道教利用图像呈现神圣空间的独特方式，并在科仪中扮演着为道士提供存思内容的重要功能。

在这场讨论中，二位学者分享了她们关于道教美术的新近研究成果。过去，宗教美术的研究者注重从宗教仪规、科仪、文本等方面来理解图像及物品，近年来，一些学者逐渐尝试将宗教研究放置在视觉资料与物质文化的视野中加以考察。图像艺术体现了对宗教文本的理解，同时空间与图像也影响并可能塑造了人们的认知及知识体系。这一研究路径大大拓宽了艺术史与宗教史的视野，值得深入研究与发展。

在会议最后的综合讨论与总结中，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与会者针对艺术史研究的对象、理论、方法、视角等问题，进行了积极的交流与互动。其中既有对艺术史学科内部方法论的反思，也有关于艺术史如何与历史、宗教展开学科对话的讨论。虽然学界对艺术史与宗教史结合进行研究的新方法，仍在起步阶段。但本次会议的重要共识即认为艺术史与各个学科之间并没有那么严格的划分与界限，艺术史在确立自身研究路径的同时，应该在更大的视野下，与宗教史、文化史、社会史等学科进行开放式的综合研究。（邓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