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少新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副研究员
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和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联合主办的第二届FTP三校合作国际学术研讨会于12月16-21日在复旦大学召开。本次会议的主题是“世界史/全球史视野中的东亚”，来自三校的20位与会者围绕着这一主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教授出席开幕式并致欢迎词。杨校长从中国学术发展的角度阐述了人文学科的重要意义，认为人类文明的魅力就在于其多样性，不同文明之间应该相互借鉴与融合，并且可以和睦共存。杨校长希望中国学者从世界的眼光来反观中国，并要正确认识知识与思想之间的关系，期望涌现新时代的思想家。
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系主任艾尔曼教授、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所长大木康教授和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葛兆光教授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辞，一致认为本次学术研讨会的成功举办是三校合作的重要成果，并希望这一合作能够继续深入开展下去。
本次研讨会共分为五个部分，分别为艾尔曼教授主持的“东亚的知识传递与国际秩序”、东京大学副校长羽田正教授主持的“东亚的近代化与新知识”、大木康教授主持的“东亚的历史与文献”、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王振忠教授主持的“东亚的政治与文化交涉”和葛兆光教授主持的“方法论：世界史中的东亚”。会议共发表17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从不同角度论述了14至21世纪东亚的历史文化发展脉络和国际地位，以及东亚各国之间的关系、东亚与西方的关系、东亚区域史与世界史的关系等问题，加深了我们对东亚区域历史的理解，也提出了许多前沿性的问题。
一、“东亚的知识传递与国际秩序”
本组的四位发言人就历史上东亚内部各国之间的信息传递、前近代东亚与欧洲的文化交流和20世纪东亚的国际秩序与国际合作等问题展开讨论。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朱莉丽在其所发表的论文《室町时代日本禅僧日记中的中国情报》中，分析了僧侣和商人在东亚信息传递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作者认为，受到当时中日两国各自的政治、文化状况和两国关系的影响，当时中国信息向日本的传播存在以下重要的、有别于其他时代、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点：第一，这一时期信息传递的载体主要是遣明使团中的僧侣和商人；第二，由日本僧侣和商人传递的信息基本上覆盖了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包括明朝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等信息；第三，可充当信息传递载体的个体的减少和信息传递的间隔变长，使得日本获得中国信息的同步性降低。与明朝为了抵御倭寇而出现的关注日本的高潮不同，同时期的日本收集中国信息的行为基本上都是个人而不是政府层面的，存在着目的性弱、随意性强以及同步率低等特点，误传和误读的情况也确实存在。而有些不准确的信息甚至会因为日本人的心理暗示而在他们的心中发酵、蔓延，这种了解上的隔阂很可能也是导致日后日本挑起侵略明朝的战争的潜在原因之一。
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助理教授古柏（Pieter Keulemans）发表论文《向世界打开中国：17世纪两部荷兰悲剧里的明朝之亡》。17世纪，有关世界的新知识和复制这些知识的新方法，正在迅速改变欧洲人对世界的感受，世界越来越被视为一个时间与空间的整体，它虽然大，但确实是可知可及的。正是在这种感觉之下，被看做“第一个全球性新闻事件”的明朝之亡才会扮演重要角色。对于17世纪的欧洲读者而言，中国不再是一个充满想象的、只能从童话般的马可·波罗游记里才能了解的地方，它成为了他们世界的一部分。中国成了一个有力的符号，代表着这个世界是可以被彻底探索和充分了解的，当然，也是可以被完全占有的。既然大明帝国已经多次拒绝荷兰人的贸易请求，那么它的灭亡和新王朝的到来，似乎确实成了打开这个始终封闭的帝国的黄金机遇。古柏教授以荷兰作家Joost van den Vondel (1587-1679)和Johannes Antonides van der Goes (1647-1684)所创作的两部有关明朝灭亡的戏剧为中心，探寻了17世纪欧洲经济、宗教以及科学势力为欧洲打开世界的不同方式，进而展示出，当世界逐渐被视为开放的、相互联系的社会时，中国是如何呈现为一个必须打开大门才能真正与世界交流并自我完善的帝国形象的。无论在Goes还是在Vondel那里，这种开放感还完全属于早期近代式的，或者是商业性的、或者是宗教性的。如果比较一下17世纪中叶卫匡国的以宗教热忱打开中国的擎天神形象和西方媒体要求开放中国网络长城的呼声，很显然，“中国是完全封闭的”这一主题依然在影响西方的想象。
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博士后研究员Mathias Vigouroux发表论文《作为新希望的异国疗法：18-19世纪初法国的艾炙治疗》，考察了18世后期至19世纪前期法国医生对艾炙疗法的态度，对法国医生借用日本艾炙方法的方式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并分析了该疗法未能深刻融入欧洲医疗实践的原因。Vigouroux认为，一种疗法被接受的条件并不在于它的功效，而在于医生们将一种新的疗法通过科学实验报告的形式转化为具有科学性的程序链的过程。尽管欧洲医生们做了大量实验，但是并未提出一个合理的理论以解释艾炙在临床上的成功。所以，导致艾炙未能被深入地整合进欧洲医疗实践体系中的原因，在于其在阐释上的多歧性。尽管如此，艾炙这个词还是在欧洲新的电动反刺激疗法中留下了痕迹。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助教安田佳代发表题为《战争期间的东亚国际卫生事业——地区内国际秩序和国际合作事业》的论文。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历史上第一个国际和平机构国际联盟成立了，其活动在世界史的进程中留下了一些优秀的业绩，它强化了此前被置于国际社会周边的亚洲及南美等地区与国际社会的联系，而其承担的重大任务之一就是国际卫生事业。1921年国际联盟卫生组织成立，其在国际卫生史上留下三项功绩：第一，确立了国际卫生组织和相关国家政府乃至非政府组织合作致力于国际卫生事业的体制；第二，将国际卫生事业推广到欧洲以外的亚洲及南美等地区；第三，将活动范围扩大到改善营养状况和居住环境等预防医学领域，而不是仅局限于传染病信息业务及对策方面。安田博士聚焦于日本和中国，探讨了战争期间东亚的国际卫生事业问题，认为国际联盟卫生组织推动的东亚卫生事业，为日本和中国的卫生进步作出了贡献，而且该事业与区域内的国际关系密切相关，为今天的区域合作方式提供了某些经验教训。
二、东亚的近代化与新知识
该组四位发言人从具体个案出发，展现了东亚的近代化过程和所面临的具体问题。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徐静波教授发表论文《在西力东渐的背景下近代日本人对上海认识的演进（1862-1911）》，根据日本文献，梳理了从1862年日本“千岁丸”号上海之行到清朝结束这段时间日本对上海的认识。幕末日本人开始注意到上海，大概主要源于两个因素：一是鸦片战争的消息通过抵达长崎的中国商人所撰写的“唐风说书”传到日本，据此出现的岭田枫江《海外新话》中提及了与此次战争相关的上海；二是1894年、尤其是1859年日本被迫开国后，大量欧美商船开始来到横滨、长崎等开放港口，这些船只中相当一部分是由上海驶来。当日本人获知上海有美国等国派驻的商馆，适宜于派遣官方的贸易商船，于是才有了1862年的“千岁丸”上海之行。文章对《上海杂记》、《航海日录》、《黄浦志》、《航沪日记》、《沪上日记》、《清国通商全书》、《支那经济全书》等日本文献中有关上海的部分加以描述，认为近代上海对于这一时期的日本人具有三层意义：观察中国的现场，透视世界的窗口和反观日本自身的参照系。
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助理教授Federico Marcon发表论文《近代早期自然历史中的插图与知识——一个比较的视野》。在近代早期的欧洲和日本的博物学家们看来，世界集合了庞大数量的矿物质、植物和动物的标本，对于欧亚大陆两端的学者、医生、药剂师和好奇的业余爱好者来说，这些标本不仅提供了其所代表的物种的一般特征，同时作为独特的存在，吸引着他们的兴趣，成为被观察、描绘、分类、实验的对象，也用于收集、交换、生产和稳定物价，并带来乐趣和审美享受。欧洲学者Ulisse Aldrovandi、Conrad Gessner和日本的栗本丹洲、平贺源内、岩崎常正，致力于发现植物和动物的秘密生活，并使用插图来呈现物种的生理信息。对图像的看重，正是他们区别于前几代博物学家的地方。作者分析了16-19世纪多种自然史著作中的动植物和矿物插图，不仅比较了自然史著作插图在不同时期的异同，而且考察了东亚（尤其是日本）与欧洲的自然史著作插图的各自特点。文章中还分析了日语中“写生”、“写实”和“写真”这几个概念所表现的认识论上的内涵。
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教授Sheldon Garon发表论文《战时日本的大后方与粮食不安全问题》，该论文是作者新研究计划“大后方：二战期间日本、德国、英国和美国的跨国研究”的一部分。作者认为，全面战争带来了超越国家属性的共同挑战，在诸多大后方问题中，作者选择关注民心、生活水准和牺牲情况、组织地方生活以及对空袭的反应。文章中，Garon教授深入研究了粮食在战时日本所扮演的角色，认为对二战每个交战国而言，粮食供给是一把双刃剑，各交战国通过造成工人和普通民众粮食短缺，力争从大后方削弱敌人，同时各政权也认识到，如果它们不足以养活其平民，人民就会停止支持战争努力，甚至可能发动暴乱。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讲师卯田宗平发表《如何保护大自然：从外来鱼类问题思考自然与人类的关系》，以正在日本琵琶湖实施的驱除有害外来鱼类的事业为线索，试图探明推动这项事业发展的核心人物——渔民的对策，并从他们的行动之中重新探讨应该如何来保护自然，以及重新思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维持生计的人们、主张生物多样性理念的人们以及市民和研究者，共同为“保护自然”这一目标做出努力，或许就能构筑出一个有效的方法。
三、东亚的历史与文献
本组三位发言人分别从档案文献、影像资料和碑刻资料入手来研究东亚历史问题。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王振忠教授发表论文《清代前期对江南海外贸易中海商水手的管理——以日本长崎唐通事相关文献为中心》，认为研究江南社会文化，应当放诸整个东亚乃至东西洋贸易的背景中去考察。该文主要利用《浙江嘉兴平湖县给商船示约、崎馆海商条约》，结合唐通事教科书《译家必备》、《琼浦佳话》，以及《呈词翻案》、《琼浦偶笔》、《长崎纪略》、《袖海编》和各类长崎唐馆图像资料，通过逐条解读《崎馆海商条约》，就清代前期江南海商水手的日常生活做一个初步的揭示，并对此一条约反映的社会历史背景加以较为细致的分析， 进而认为唐通事史料不仅是以往习知的长崎贸易史、华侨史的重要史料，也是研究江南社会史的重要参考。
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后研究员李洁发表论文《幻影重重的满洲国——以南满铁路株式会社（1932-1940）制作的纪录片为研究中心》，考察了由南满州铁道株式会社在日本操控下的满洲国制作的一批纪录片。1906年日俄战争后满铁成立，随后逐步掌握了满洲的铁路、煤矿和工业厂房，进而取得了中国东北的经济控制权。1923年，满铁公关部成立映画班，开始制作观光电影，以此向日本企业家和游客宣传满洲。这些影片主要在满铁沿线和日本放映，有些甚至在国际上展示。成立于1937年的满铁映画协会逐步取代了映画班，主要致力于宣传满洲国的“国策”和大东亚共荣圈意识，他们要争取的不仅是日本观众，而且是“未开化的满洲民众”，于是这些纪录片被称为“启民电影”。满铁电影长期以来在日本和中国的电影史上都被作为屈辱性的一页。作者认为，满洲国电影作为典型说明，通过旨在展现民族团结和民族多样性的视觉图像，正好印证了要形成民族国家的意图；满铁电影提供了一个想象的国家。这些电影的制作者和观众并不一定代表殖民政府，但也参与了建设“大东亚共荣圈”，他们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他们或许满怀理想和善意来到满洲，但是心中的美丽新世界依旧不能为他们开脱责任。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副教授森本一夫发表论文《回民和伊斯兰世界：从河南所发现的两块阿拉伯语碑文说起》，提出的问题是东亚和伊斯兰世界的关联。通常就中国而言，能够称得上伊斯兰世界的一部分的大概只有回民及其信仰。即使从东亚来看，这个问题至多不过是个边缘性的问题。但是当我们将视角扩大到“全球”时，它就立刻变得有分量起来。作者以17、18世纪之交刻于河南开封及朱仙镇的两块阿拉伯语碑文为中心，分析了碑文的内容和来源，认为当地回民与中亚及南亚的穆斯林共享着同样的学术网络，此外，这一碑文还反应了他们占有“波斯语文化圈”的一角。回民和伊斯兰世界之间的稳固联系促使着研究者们更加认真地去思考回民研究和整个伊斯兰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
四、东亚的政治与文化交涉
本组三位发言人围绕交涉文本、语言改革和战争漫画，讨论了17世纪东亚区域的内部交流、明治早期文字改革中的不同观点和二战时期的另一种心态。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王鑫磊发表论文《“由东极抵交南”：17世纪滞日朝鲜人赵完璧的安南之行》。1597年，朝鲜士人赵完璧在丁酉倭乱中被俘往日本，其后跟随日本商船三次航海前往安南，目睹了当时安南的各种情况。1607年，赵完璧跟随朝鲜通信使返回国内，并向其身边人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和见闻，并被朝鲜学者记录下来，随其文集流传后世。赵完璧的复杂经历主要是依托海上交通完成的，这一点很能反映17世纪亚洲海域的交通情况以及海洋在东亚各国交流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作者认为这一事件不仅直接关系到朝鲜、日本和安南，还间接涉及吕宋、琉球，而中国更是作为一个大的历史背景贯穿于其中。此外，这一事件还与丁酉倭乱、朝鲜和安南的朝天使行、朝日之间的通信使活动以及日本的海上贸易等历史情境相关联。可以说，这一以亚洲海域为场景展开的小事件，能充分展现历史上东亚各国间交往的宏大场面。
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副教授Atsuko Ueda发表了《互相竞争的“语言”：论明治早期规范字改革中的“声音”》，聚焦于19世纪70年代占主流基调的要求规范字改革的主张，试图揭示出隐藏在国语叙述下的众多“声音”，通过对明治早期言论的分析可以发现一个普遍的趋势：提倡字体改革从而统一“口头的”与“书面的”语言并抵制汉字（同时扩展到汉文和汉学）。然而这一倡议彼此之间差别甚大。作者展现的正是潜藏在以往的叙述方式背后的这一“语言”之间复杂的交相重叠，并认为与汉学知识息息相关的语言系统始终笼罩着语言改革的争论。以往学术界聚焦于民族国家的创制，通过强调语言改革的政治属性无疑为研究带来了很多需要的视角，但这些研究在设定民族国家时有一种倒置的现象——将民族国家不必要地作为一个实体来推动那些本是催生民族国家形成的运动。这些研究模糊了一个事实：最终在甲午战争后才普及的国语这一概念实际上应追溯到汉文改革。对前上田万年时代予以更多的关注——不仅作为一个国语改革“有待完成的”准备阶段，也作为一个各种语言接触的影响力相互竞争的空间——有助于揭示近来在关注民族和民族主义时被掩盖的东西。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副教授大野公贺发表论文《关于丰子恺的战争漫画》，以丰子恺的漫画为中心，结合其战时的随笔、日记，讨论他的战争观、艺术观和宗教观，同时亦注意到丰子恺漫画的读者群及其战争观的支持者。作者认为，丰子恺的战争观最大的特点，是把仁爱和正义的意义赋予“抗战”。丰子恺认为，艺术的终极目的是“涵养其爱美之心”，通过艺术可以使生活美化，人世和平，因此丰子恺希望在战争年代的日常生活中发现美，提倡将生活艺术化，并且亲身实践这一点。对于丰子恺而言，艺术和宗教并非逃避现实的手段，而是在现实中生存下去的不可或缺的手段。
五、方法论：世界史中的东亚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副研究员董少新发表《从“东亚”到“东亚海域”：历史世界的构建及其利弊》，在梳理学术史脉络的基础上讨论“东亚”和“东亚海域”这两个历史地域概念。文章首先阐释了区域史与世界史的关系，认为区域史研究最大的贡献在于突破、淡化乃至消除国家疆界的局限，以求得对某一区域社会、文化、经济等的整体认识。从另一个角度说，则是淡化民族认同，以达到区域认同之目的；对于以构建人类认同为目标的世界史书写而言，区域史成为连接国别史和世界史之间的一个环节，并成为世界史书写的一个步骤或一种方法。但区域史自身也有不足之处，且并非书写新的世界史的唯一途径。另一种可能的途径是，根据目前人类所共同面临的具体问题，对该问题加以历史性的回顾，以让现在或将来的人对该问题的产生过程、背景和原因有一个清楚的、客观的认识。文章第二部分着重讨论了东亚史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回顾了19世纪后期以来中、日两国的东亚研究框架及其异同，并以日本学者滨下武志的朝贡贸易和台湾学者黄俊杰的东亚儒学为例，分析东亚研究的趋势及其存在的问题。第三部分重点讨论了“东亚海域”概念的含义，比较了在“东亚海域”这一框架下，中、日两国学者研究的异同，并认为东亚海域研究需要将南海及其周边的东南亚区域包含进来，而不应仅局限于狭义的东海及其周边范围之内；同时也提醒学界，不能对东亚海域的某些海洋文化特征做过度发挥，中国文化的基调是农耕文化，尽管中国是东亚海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更重要的是，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文章结语部分在简单叙述了欧美学界对东亚的研究之后，得出结论：无论是“东亚”还是“东亚海域”，都是现代历史学家构建出来的历史空间，它们既是历史本身，也是一种理论、一种方法和一个视角，因此也就不可能是完善的，也不可能以其来取代其他的历史框架和视角，而只能作为一种补充而存在。
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艾尔曼教授发表论文《从区域与全球的视角看前近代东亚史》。艾尔曼教授自1966年以来一直从事东亚史研究，目前研究兴趣是通过重新思考东亚史的叙述——尤其是欧美、当然也包括中国、日本、韩国的叙述——来审视先前对“晚期帝制中国”与“前近代日本”的理解。艾尔曼认为，应该摒弃过去通行的关于1500年至1800年“西方崛起”的历史叙述（“失效的叙述”），代之以地区内部动态发展的视角来看待东亚，而不是采取外部的、被动的观点。换言之，通过重新界定前近代时期的“开端”，不仅有可能重新认识东亚这一区域的历史，甚至可能引发整个世界史观念上的转型，而这种转型的结果之一是，对21世纪中国或印度的崛起，西方不会再认为是“意外”和“奇迹”。世界史的重新书写，要求首先客观地评估东亚这一区域及其组成部分——中国、日本和越南的历史。为此，艾尔曼教授首先追溯了现有世界史叙述的形成过程，批判了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科学、公共空间与全球帝国主义观念的普及而被当做主流叙述的“西方崛起”说，认为不进行区域的分析，就无法透彻了解以欧洲为中心轴、以其他地域为附庸的这一谬误。文章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被夸大的概念，如果追索1500-1800年间的货币流通，将会看到，最初银通货的流通主要是在印度、中国与土耳其的转口港进行，因此不能再拘泥于放大的“资本主义”概念，而应更关注一直以来被忽视的亚洲“货币”概念。中国、日本与印度绝非近代世界中的追随者，实际上直到1600年，它们都是世界发展的驱动力，也是欧洲人重新审视自身政治、社会与文化价值的重要参照。尽管亚洲并没有出现“资本主义”的直接表述，但在同一个巨大的农业体系下、由地区与国际贸易所连接的都市、县城与乡村的层层网络的增长，催生了亚洲繁盛的经济活动。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池本幸生发表论文《从阿马蒂亚·森〈正义的理念〉看日本的危机》。在经济学上，社会状况的优劣比较是根据收入进行的，但阿马蒂亚·森否定了这种思考方式，因为从高收入上无法了解人们过着怎样的生活，收入水平再高，如果是在半强制劳动下得到的，那么人们的自由就会受损，生活的福祉也会恶化。于是作为衡量人们生活福利的方法，森提出了“可行能力（capability）”这一概念，即表现人所能得到何种生活的概念，从这个意义上来显示人的“自由”。因此，对森来说，“发展”就是“扩展自由”，他的主题“development as freedom”正显示了这一点。而且，为了趋近合乎正义的社会，森强调民主的重要性。他主张，大量人意见的表达和大量人倾听这些声音，是社会趋近正义的有效手段。作为《正义的理念》日文本的翻译者，池本教授概括性地梳理了该书的内容与观点，并将森的正义理念与日本大地震和核泄露危机联系起来，指出日本政府和媒体在处理危机过程中的不正当性。
在本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的闭幕式中，同时举行了“复旦文史丛刊”第十种发布会，作为三校合作出版的重要成果之一，羽田正教授所著《“伊斯兰世界”概念的形成》中文版正式出版。复旦大学副校长林尚立教授在发布会上致辞，并对三校的务实合作给予了高度肯定。会议最后，艾尔曼教授致辞并欢迎东京大学和复旦大学的学者明年前往普林斯顿参加第三届FTP三校合作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