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6月23至7月2日，第十届“亚洲艺术、宗教与历史研究”夏季研修班在复旦大学举办。本届研修班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德国哥廷根大学东亚系和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历史系合办，旨在促进亚洲艺术、宗教与历史研究领域中外学生的交流与培养。

本次研修班共招收了三十四位学员,分别来自剑桥大学、芝加哥大学、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荷兰莱顿大学、华威大学、宾州州立大学、墨尔本大学、雷恩二大、京都大学、高丽大学、马来亚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同济大学、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浸会大学等海内外高校。他们的专业方向涵盖了文学、艺术、哲学、历史等领域。本届研修班邀请了东京大学羽田正（Haneda Masashi）教授、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历史系叶文心（Yeh Wen-hsin）教授、德国哥廷根大学东亚系夏德明（Dominic Sachsenmaier）教授、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王振忠教授、文史研究院葛兆光教授及章清教授组成授课团队。此外，文史研究院邓菲研究员、王鑫磊副研究员、杨光博士后、梁辰雪博士后四人作为课程主持参与了本次研修班，为学员在学术、生活上提供了帮助。由于疫情，本次研修班采用了线上线下混合的模式进行。

“亚洲艺术、宗教与历史研究”夏季研修班开班典礼

6月23日下午4时，开班仪式和师生见面会在光华楼西主楼2801报告厅举行，由文史研究院院长章清教授主持。来自不同时区的同学，通过网络，借助声控摄像头的加持，得以与在场的同学相互碰面。在线下见面的同学，也有一些捱过了多次核酸检测与漫长的隔离，克服万难，最终得以入沪。与往届一样，见面会上来自四个合办学校的葛兆光、叶文心、夏德明以及大木康教授分别发言。他们都对研修班的坚持开设表示了肯定，也对于学员寄予了厚望。

6月24日上午，葛兆光教授开卷首义，从长时段的历史研究入手，讲授了《蒙古时代之后：作为一个历史世界的东部亚洲海域》。

葛兆光教授

历史学界曾经注意到的历史转型期，一为“唐宋变革”，中国从“中古”进入“近世”阶段；二为“晚清民初”（1895年-1925年），中国从帝制走向共和。但1368年至1420年间，也可能是中国的一个历史转型期。

葛老师提到，很多日本学者认为，贯通欧亚的蒙古时代是世界史的开端。但十四世纪中叶之后，蒙古帝国的力量从东部亚洲逐渐溃退，世界史发生了重大转折，又形成“东是东，西是西”的局面，东部亚洲海域开始形成自己独特的国际秩序。从1368年到1420年，历史经过了一个“妥协-冲突-再妥协”的过程，到了十五世纪二十年代，朝鲜、日本、安南、蒙古相对稳定下来，东部亚洲海域重新建立起一个稳定和平衡的秩序，政治上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经济上出现了环东海、南海的贸易网络，文化上在郑和下西洋之后也形成了一个环东海、南海的知识世界。十五至十九世纪的亚洲东部海域由此成为一个相对稳定、相对独立的历史世界。

对明代中国而言，西北是难以控制的区域，东北亚、东南亚则多是友邻，因此朝廷将注意力转向东南。于是西北方向的交通越来越衰落，而环东海、南海地区的交往与冲突则越来越频繁，十五世纪以后东部亚洲的重心也从西北转向东南。清代前期，东部亚洲海域的秩序得以延续，但随着西方殖民者到来，东部亚洲海域原本的政治、经济、文化秩序都受到了冲击，东部亚洲海域的内循环被迫卷入世界体系的外循环中，原本的朝贡体系也逐渐瓦解，历史出现了重大变化。

葛老师指出，欧美与日本学界经常使用的“中央欧亚”概念更重视东西方向上的联系，“东亚”概念则没有包括东南亚和环南海地区；他强调，东部亚洲海域研究，更重视历史的“南北轴”，既包括东北亚，也包括东南亚。如今的中国研究者谈及东亚只聚焦中日韩，忽视东南亚的重要作用。要弥补这一空缺，应当积极发掘异域文献，掌握“殊方异语”，还需注意对比多方文献，结合他国视野，批判分析。

下午，王振忠教授讲授了《东亚海域史视野中的徽商与长崎贸易》。

王振忠教授

王老师认为，历史研究应以具有相互联系的一些区域作为论述的空间。在历史上东亚诸国有着频繁的贸易、文化交流，可以视作一个讨论的单位，“东亚海域史”即主要探究这一区域内的国家和地区，经由东海、南海等的交通相互往来与影响的历史。这一视角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各类历史事件与人物，如明代“倭乱”的中心人物之一王直，在传统历史书写中，是一个走私商人、犯上作乱的海盗，但从东亚海域史的视角来看，他是海上武装势力的首领，也是一位见多识广、受人尊重的海商。如果在全球史的脉络中考察，他的走私以及反抗活动，主要是反对明朝政府昧于世界潮流的海禁政策，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历史意义。

接下来，王老师以徽商的兴起、发展与衰落为主要脉络，结合丰富的社会史史料讲述了东亚海域史视野下的徽商活动。明清徽州海商曾驰骋于东亚海域，其活动在各类文献中均有反映，王老师以尺牍、族谱、笔记、门簿、碑志等材料为载体，介绍了现存有关徽商在日本长崎活动的史料，考察了双方文化交流的情况，重点探讨了书籍的双向交流、徽墨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日本洋枫的输入及栽植等问题。从东亚海域史的角度看，由明迄清，徽州海商从武装走私的私人贸易转向政府特许经营的海外贸易，与明清两代不同的海洋政策有关；徽州海商的衰落，既与中国国内的战乱有关，又与十九世纪中后期国际形势的变化关系密切。最后，王老师结合中国史研究的发展脉络，与同学们分享了自身在研究视角的选取、史料搜集与运用等方面的心得。

6月26日上午，叶文心教授讲授了《海洋与近代中国：大陆型帝国如何筹海？》。

叶文心教授（线上）

叶老师首先将葛兆光教授研究过的1790年乾隆的“帝国盛宴”，同1927年的永安百货进行了对比，指出这两个场域的差异，蕴含着海洋在其间一百多年中如何重新建构近代中国的问题。这一转型意义重大，也提示我们思考如何书写以海洋为主要空间的历史。叶老师详细介绍了海洋文明的历史书写传统与陆地文明之间的差异性。在书写方式上，以海洋作为主要空间叙述的世界史，侧重书写各个水域的经济、文化、政治和社会如何衔接起来的历史；而陆地文明侧重书写一个人群、一种文明形态发源与扩散的历史。在思维结构方面，海洋思维立足于流动不息的水域建立交流空间，更重视水域经济价值的开发，而国家主权仅在海陆交集点和船只等处体现，故而这种海洋史经常是以经济机制推动、以知识技术体现的；陆地思维则立足于土地这一可以占有并世代开发的稳定空间，将国家主权的体现置于经济开发之上，受其影响的海洋史书写也以国家的海洋政策为标志。

叶老师进而指出，所谓“大陆型帝国”与“海洋型帝国”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建立了“海权”。“海权”的建立既与国家能力直接相关，也是意识形态和话语建构的结果。实际上，“海”“陆”之间的二元对立源自西方的历史经验，是帝国形态和意识形态建构的结果，从实证的角度来看，二者并非泾渭分明。最后，叶老师结合诸多史料，进一步引导同学们思考：如果将海洋世界史与近代中国结合在一起，我们可以做些什么题目？提出什么问题？

下午，章清教授结合暑期班的主题，讲授了《近代世界的诞生：跨越“海洋”的空间与知识生产》。

章清教授

章老师首先指出，如何理解近代世界的诞生，各有不同的维度。卡尔·马克思在1845—1846年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重点关注的是历史如何成为“世界历史”。马克斯·韦伯在1919年发表的演讲《以学术为业》，则通过阐述“世界的祛魅”，将重心落在十六至十七世纪的宗教改革。全球史兴起后，这方面的研究更是不少，并增加了新的视野。跨越“海洋”实现的“空间生产”与“物质与知识生产”，同样构成近代世界诞生的重要一环。惟有跨越海洋，突破空间的限制，才能形成真正的“世界”；才能展开各文明之间的交流，促成全球范围内的“物质与知识生产”。这有赖于技术的进步。章老师强调，对于过去的“想象”，应高度重视物质与技术的进步；古代与近代的区分，很大程度上也体现在这一环。

章老师重点分析了近代留下的走向“域外”的旅行写作，指出“跨越海洋”，展现的是以“行”的方式建立起与世界的联系。重点在于，通过旅行进行的书写，不再是“想象”，而是在实际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空间”的生产。“西行”与“东游”构成游记之大端，也映射出近代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所受到的驱力何在。对于中外交往所实现的“空间生产”有基本的把握，也才能理解中外交流是如何发生的。“旅行写作”还进一步构成“跨时空”、“跨文化”的写作，并进行“物质与知识生产”，今天众多学者所关心的物质史、知识史问题，很多都可以在这些游记中找到线索。最后章老师还强调，结合晚清“跨越”海洋的实践，尤其是所进行的“空间”、“物质”及“知识”生产，对于理解近代中国遭逢的“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不无裨益。充分利用“跨越”海洋所留下的诸多资源，及其所产生的影响，也有助于拓展观察近代中国历史的视野。

6月28日上午，羽田正教授讲授了《全球史的意义、方法和难点》，从历史学的目的以及全球史的研究趋势入手，探讨历史研究与当代世界之间的关系。

羽田正教授（线上）

羽田老师指出，学术研究的路径主要分为两种：自然科学和部分社会科学使用数字和符号来解释和理解问题，人文学科和另一部分社会科学则使用语言。历史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目的是查明过去的事件与现象，并以此为鉴加深对自身及周围世界的理解。值得注意的是，在今人分析和叙述历史时，现代主权国家的框架往往成为一种“暗默知”，即无意识的前提。传统的世界史往往是把诸多国别史合在一起，很少将“世界”、“地球”作为一个整体分析框架或单位。但当代出现了许多超越国家边界的复杂问题，如气候变化、传染病、恐怖主义等等，这提示我们必须从“地球”或“世界”的视角重新审视过去，才能更好地理解现代世界，有效解决当代社会所面临问题。

羽田老师认为，这种“新世界史”研究，有三个关键之处。第一是有“地球居民”的归属意识，即所有人都居住在同一地球的意识。就像国别史推动了国民形成，有机而全面叙述世界历史的“新世界史”会把“地球居民”的意识播种在读者心中。第二是破除欧洲中心论、日本中心论等“X中心”史观。第三是发现不同人类集团和区域集团的关系与联系。“新世界史”的研究方法即“全球史”研究，该研究试图描绘某一时代的世界全景图，不拘泥于按照时序书写历史，并且关注不同地区和人类集团之间的横向联系。

但这样的研究也存在诸多困难，包括语言问题与立场问题。人类所拥有的的知识体系因语言的不同而有微妙的差异，研究者想用非母语的语言去完整表达和展示自身的知识体系是很困难的。同时，不同的语言背后也带有不同的立场。羽田老师认为，如何连接不同语言的知识体系是未来人文研究的重要问题，不同语言与立场的人类需要真诚地对话，听取对方的意见和主张，并在充分考虑对方立场的前提下反复表达自己的主张。

下午，夏德明教授讲授了《全球史和微观史的关系》，从分析“有关历史的全球思考”的相关术语入手，指出全球史研究在西方世界的发展，表现在对跨国界、跨文化等多层面事物的兴趣不断增长，关注不同人群之间流动、交换和互动。从研究方法来说，全球史超越了国别和区域的界限，同时也是对欧洲中心主义书写范式的一种批评与反思。

夏德明教授（线上）

接着，夏老师概述了“微观史”的全貌：它关注个体，理解现实生活，注重具体事件，是为应对1970年代欧洲的史学研究范式危机，作为结构主义方法、现代化理论和新马克思主义历史编撰学的替代物出现的。以思想史的书写变化为例：早期西方思想史研究，聚焦于伟大的思想家，注重传统文本，而很少关注历史语境，且长期以西方知识史为中心，经常使用文明范式；而现在欧美的思想史研究，更多地转向“微观”维度，关注底层民众的思想与文化，更重视产生思想的社会背景，不断拓宽和引入新的材料，研究视野逐渐放大到全球，区域研究与历史学科之间的联系越发紧密。

关于全球史和微观史的关系，夏老师首先以《棉花帝国》和《糖的故事》为例，说明以全球史研究为中心和基础的研究会包含很多微观因素；又以《伊丽莎白·马什落难史》和《骗子旅行》二书为例，阐释了如何用全球史的主题来书写微观史。而夏老师所著的《一位足不出户之人的全球性纠葛》（Global Entanglements of a Man Who Never Traveled: A 17th Century Chinese Christian and his Conflicted Worlds）一书，显示了如何在微观研究中投射出全球史的意义。此书围绕明末清初宁波士人、天主教徒朱宗元（1616-1660）展开，他的日常生活和思维植根于当地的环境，同时又与全球保持着联系。在夏老师看来，这类将个体生命史与全球史联系起来的研究，能够加深我们对全球史和微观史之间关系的理解。

最后，夏老师指出了“全球史”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第一，超脱于偶发事件；第二，有“理论先行”的嫌疑；第三，研究过程中过于注重历史发展的流动性；第四，带有一种特权审视的视角；第五，人为建构出的一种世界主义。

研修班师生参观中国航海博物馆

在讲座之外，文史研究院还组织了深入的田野考察。6月25日，我们有幸在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研究员王建文的带领下，寻访了唐宋时期鼎盛的青龙古港和隆平寺古塔，参观库房，近距离观察众多珍贵的出土文物。王老师特别向我们展示了唐代长沙窑椰枣纹模印贴花壶残片。中国对椰枣这种域外的植物并不十分了解，此种纹样的创烧完全是为了适应阿拉伯地区的市场需求。在此发现的瓷器多为浙江、江西、福建等窑口的青瓷、青白瓷、黑釉瓷等，反映宋代青龙镇范围较唐代已扩大且建筑更密集，对外贸易较唐代更加繁盛。这也同文献中青龙镇形成于唐代，鼎盛却在宋代的记载相符。王老师还就“上海青龙镇遗址隆平寺塔基发掘记”进行了专题讲座，并展示了VR重现的古塔建造历程。

6月27日，大家参观了太仓博物馆，欣赏了馆内明永乐青花缠枝花卉纹葵形盘、明尺牍清裁卷、明古今考卷、明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卷、明施贞石夫妇墓手抄册页五件、明武略将军太仓卫副千户尚侯声远墓志铭、明故宜人张氏墓志铭等一批与郑和下西洋及海运相关的重要文物。樊村泾遗址考古队领队张志清老师就“太仓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主题，进行了精彩讲座。讲座的讨论环节，同学和老师们就如何运用出土文物（包括与中国工艺相似的海外制品）、海神庙遗迹和太仓古地图重新书写元明太仓因港兴盛的历史进行了热烈讨论。讲座之后，我们有幸参观了太仓博物馆的文物修复工房，对文博工作者含辛茹苦的工作，有了深刻认知。

6月29日，我们前往新建的中国航海博物馆，重点参观馆内的航海历史馆。该馆以时间为主线，分为古代、近代、现代三个展区，将浮力渡水、独木舟、木船、帆、桨、橹、舵、指南针等造船和航海模件随时间主线展开呈现，让我们更深入全面地了解中国航海技术的发明与演变过程。最吸引大家目光的，莫过于罕见展品《大明混一图》。该图绘制于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所绘范围，东起日本，西达西欧，南到南非，北至蒙古，是我国现存由中国人绘制的时间最早、尺寸最大的彩绘世界地图。趁着“航海与博物馆学”的专题讲座之机，同学们纷纷将讲座所学运用至馆内所藏《大明混一图》的分析讨论中。同学们也从讲座中了解到上海附近海域的考古最新进展，加深了对海洋史前沿的理解。

7月1日上午，在邓菲、王鑫磊老师的主持下，学员们分成上下午两场，进行了课程报告。授课老师也参与其中，现场气氛热烈。下午两点，研修班结业典礼正式开始，由章清教授主持。学员们畅谈了参加本次研修班的感想与收获，表达了对于主办方的感谢，为研修班的进一步完善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最后，由葛兆光教授为各位学员颁发了结业证书，章清院长致辞并对各位学员未来学术的发展寄予了美好的祝愿。

（韩中慧、谢程程、杨媛祺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