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涌豪

2007年12月17日至19日，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主办，日本关西大学文化交涉学教育研究中心、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和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合办的“从周边看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举行。这次会议获得海内外相关学术机构与同行专家的响应。来自日本、新加坡、韩国、越南、美国、意大利、澳大利亚、加拿大和中国两岸三地的三十多位专家与会，充分体现了这一领域研究越来越得到国际关注。与会学者围绕中国周边各文化区域所留存的中国资料，作全方位的比照研究，对什么是中国的文化以及周边世界如何认识这一文化等等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 天下、世界与中国

诚如香港中文大学梁元生教授所说，中国历史上存在着两种中心与周边的界定方法。人们会把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看得相隔很远，互为对立，故讨论交流首先得缩短彼此的距离。“从周边看中国”就其根本的学术归趋而言，就是要把中国放置在世界背景下认识。

东北师范大学韩东育教授通过对近世“华夷秩序”的检视，指出明清鼎革曾使东亚朝贡体系产生震荡，使周边各国对中国式的华夷秩序产生怀疑，其间尤以日本为烈。“华夷”理念给东亚带来过文明，但也播撒下“自民族中心主义”的种子。浙江大学黄时鉴教授则由朝鲜天下图和日本南瞻部洲图，讨论古代东亚对天下和世界的想象与认识。指出来自西方的世界地图之所以在中韩日影响不同，是由于各自天下观念的差异。在中国，传统的天下观使西方世界地图熔入了明清中华中心主义“大统”。朝鲜受此影响，仍然持以中国为中心的“大总”，而日本因摒弃中国中心而自有其天下观，比较容易接受西方的世界观念，因而日本较早“受容”了西方世界观，进而得以将眼光投向世界。此外，东京大学黑住真教授本着如何超越近现代的空白，讨论了伦理思想中的日本、东亚与全球化，在处理一个宏大的思想史问题中，体现了宏阔的理论视野。

二、 来自西方的观察

马可·波罗及其《东方见闻录》虽然引动欧洲的中国兴趣，但中国形象并不能算为西方所真正了解。直至19世纪后局面改观。西方对中国的观察不断变化并日趋深入。其中一个致思的途径，就是从自身的立场看中国。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梅约翰（John Makeham）教授就“东亚儒学”研究所隐含的以儒学为中心的文化民族主义和排外倾向，以及所带有的“中心边缘”论或中国中心观的话语模式表示了个人的忧虑。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论述虽将日韩学者包括在内，但两岸三地中国学者的立场显然是他更关注的对象。而任职于日本驹泽大学的美国学者马克瑞(John R. McRae)教授则通过对东亚与东南亚佛教的比较，从一个非亚洲学者的角度，来考察帝国时代东亚佛教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帝国时代早期东南亚的佛教与东亚佛教不同，晚期呈现了佛教传统现代重塑的可能，而东亚佛教的同质性，表现在注重个人的精神修为和宗教组织的公共政策之中。前者是一种净化的过程，而后者则是一种发现的过程。浙江大学戚印平教授对16世纪耶稣会士陆若汉（Joao Rodrigues）《日本教会史》的介绍和评述也很有意思，由于大量涉及中国及中日比较，该书不仅被视为西方第一部中日文化的比较专著，也为理解中国教会历史及观察耶稣会士对中国的思维方式提供了有效的参照。意大利那不勒斯东方大学史华罗(Paolo Santangelo)教授在讨论17、18世纪意大利人对中国的想象时说：“显而易见，这个中国在极大程度上强迫了欧洲要面对另一种古老且同样重要的文明，然后重新思考自己”，由上述诸位学者的工作可知，这样的思考在今天仍应继续。

三、 周边文化区域对中国的观察和研究

西方学者也许会从西方立场了解中国，亚洲学者则从近处观察和研究中国，从日本、朝鲜、越南等等“异域之眼”看“中国”，他们对中国的复杂立场和态度，构成了周边对“中国”认识的重要部分。
由于有关文献资料在韩国的大量出版，朝鲜的中国观是会议讨论的重点。在开幕式后作主题演讲的京都大学夫马进教授与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周振鹤教授都讨论的是这一领域的话题，夫马进教授将1765年朝鲜洪大容的中国京师行与1764年通信使的记录叠合观察，揭示中日韩各自学术、文化及精神的位相，呈现了东亚三国在那个时代的文化风景。而周振鹤教授则通过朱子学与阳明学在晚明和朝鲜的交错影响，来为文化交流的多种样相作注脚。其藉朝鲜汉文文献揭示阳明学在中国本土流行生动的场景，具有多边互镜的方法论意义。

南开大学孙卫国教授就朝鲜由崇拜来自中国的箕子，转为信奉高丽王朝时出现的开天始祖檀君，分析在中华世界体系的瓦解之际，朝鲜对中华世界认同的消退，指出这种对历史的解释，正可以看出当下现实的需求、意识与认同，成为古史解释的重要动机。新加坡国立大学许齐雄教授从16世纪末“昭雪国疑”和“壬辰请援”看朝鲜李朝政治核心对中国的想象和期许。指出朝中关系并非都可用宗藩朝贡来理解，就前者言，中国对朝鲜来说只是一个文献“中国”；而在后者，则是一个有能力义务助其复国的实在的“中国”，尽管其时朝鲜的认识与明朝存在落差，但从中体现出朝鲜人心目中不同层面的“中国”印象。此外，韩国高丽大学崔溶澈教授就李朝朝鲜中期文人许筠有关中国经验的取得和中国诗文集的编撰进行了探讨，复旦大学王振忠教授以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柳得恭《泠斋诗集》为中心，就其乾嘉年间来华所见，以及反映的当时中国社会及士人心态，从文献学的角度作了深入详尽的介绍。

这一领域的讨论范围，一直延续到近现代。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林学忠教授以1881年朝鲜亲清开化官员金允植出使天津的日记《阴晴史》为依托，探讨其当开国通商之际，一个朝鲜开化官僚如何诠释和促使中朝关系的改编，如何既不改变宗属体制，又追求独立自主。由此让人看到，在打破以朝贡贸易为交往核心、华夷观为思想基础的中华世界秩序，中国与欧美各国立约通商，展开近代外交，带连着整个文化圈也产生巨大变化的事实。韩国高丽大学李汉燮教授则以19世纪末上海等地发行的中国报刊对朝鲜《汉城旬报》、《汉城周报》的知识传递为考察对象，就两报的发行方式、文章内容与消息来源，所见近代知识与所介绍的概念语汇分别做了介绍，由此为东亚各国间知识传播与容纳提供了一个具体的实例。

讨论东亚诸国的中国认识，当然少不了日本。浙江工商大学王勇教授提出应重视对日本《六国史》中“唐消息”的研究，因它是日本人通过自己的渠道、按政府需求、以旁观的立场采择的唐朝国家情报，从中可见遣唐使眼中唐朝的一个侧面或缩影。而山东大学陈尚胜与朱莉丽教授，则经由室町时代的《善邻国宝记》研究其时五山禅僧的对华观。因日本的进步和神国思想的普及，室町时代的知识分子对日本文化的自豪感达到顶峰。五山禅僧一方面肯定中国文化，一方面主张日本在国家地位上与中国平等。这种政治上的自立和文化上的皈依，构成了那个时代日本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

这种心态一直延续并形成近世日本的亚洲和中国观念，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艾尔曼（Benjamin Elman）教授以中医和汉方为主，剖析了18世纪德川日本在遭遇到“异邦”中国时的心态变化。“贬华者”试图将儒学从中国背景中剥离出来，“颂华者”暗地里希望将中国的传统冠以日本之名。他指出，日本挑战中国的中心地位，并据此宣称自己是东亚的“第二个罗马”，不过是一种特定历史情境下的自我想象。台北医学大学张昆将教授，则透过德川学者有关“夷夏之辨”的论争，分析前近代日本学者如何看待异域“中国”，以及如何逆转日中的夷夏关系。从而揭示了19世纪中叶之前，摆脱了“华彼夷我”困境的日本人，不再与中国争“中华”而代之以“支那”论的日本中心主义背景。中国社会科学院王青研究员，则通过对江户著名儒学家荻生徂徕的“礼乐”与“中华”思想的分析，揭出其所包含的民族主义的思想要素，以为决不能简单地视为中华崇拜主义。上海财经大学盛邦和教授对日本亚洲主义与中国这个主题做了分析，指出其早期表现为“亚洲同盟论”与“中日连携”思想，后演绎出文化亚洲观点，再异变为与“大陆政策”相连的侵略理论。

日本中国学家的中国研究是表现日本“中国观”的重要部分。日本关西大学陶德民教授就内藤湖南《支那论》所体现出的对中国景仰与鄙薄并存的矛盾心理，分析其“东洋文化中心移动论”的实质，是要促使中国对日本首领地位的认同，并提示西方日本是这个文化圈的代表而不应再过多干预亚洲事务，故具有明显的“亚洲门罗主义”倾向。北京语言大学钱婉约教授则对与内藤同时代的桑原隲藏“以外国来说明中国”，以古代中国与外国的实际接触来理解中国历史的视角作了评述，指出其既以西方近代社会的主流价值作衡量标准，必会以批判反省的目光来评判中国的历史文化。揭出中国的陋习蛮风和保守性格，目的是要让日本人从尊崇、亲善中国的情感中解脱出来，这与明治以后“脱亚入欧”的主流中国观基本一致。当然，日本当代中国学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也有着相当重要的借鉴意义，加拿大约克大学傅佛果（Joshua A. Fogel）教授对日本京都大学由内藤湖南、狩野直喜所奠定，宫崎市定、吉川幸次郎发扬光大的该派学术史做了精辟的分析。

与中国有长久周边关系的还有越南，本次会议非常高兴看到有三篇论文涉及越南。越南汉喃研究院丁克顺教授介绍了黎朝末期文人大臣阮辉滢1765年出使清朝时所写的三部著作，提供了当时越南士人眼中真实的中国形象，和18世纪后期越南知识分子看待中国的视野。新加坡国立大学李焯然教授关注的是越南史籍对“中国”及“华夷”观念的诠释，凡所揭出的越南虽在文化上受中国影响，但政治上却对中国有所谴责，文化归属上也有自己的立场。同时，因以自我为中心，好称周边民族为蛮夷，却不能接受别人称其为“夷”，也能增人兴味。复旦大学陈正宏教授以新见两种越南本汉籍《关帝明圣真经演义》和《欣然集》为例，指出其或直观显现久已模糊的中国早期书籍印刷史中单版双色印刷法的真切面影，或多角度呈现了越南文士对中国传统避讳方式富于创意的变异，以及变异背后的中国渊源，也属一种具体的文献研究。四、 语言、翻译与文化
东亚诸国之间的文化传播与影响很大程度上仰赖以汉语为中心的语言工具，故对这种工具的地位、作用及其变化进行考察，直接攸关彼此形象的准确把握。而各国内部不同语言的地位升降沉浮，也体现着政治和民族问题的微妙变化，来自日本关西大学和东京大学的四位教授的发言便由此切入。

关西大学沈国威教授认为，近代以降汉语的进化很大一部分不是自律发展的结果，而是由西方新知识所催化。他以严复翻译《天演论》和《原富》为例，指出严译采用古雅文体不利概念定义，句式又限制新词的使用，而对日本译名的拒斥更不成功，以致在进入20世纪后遭到日本译名的严重挑战而不得不做出调整。这种将汉语的变化发展放置在一个多文化的激荡中，较之就汉语论汉语，显然别有新意。同样来自关西大学的松浦章教授则以嘉庆年间漂到朝鲜、中国的海难事例为个案，从海难难民与当地官民的语言接触来看周边文化交涉的多重性。当海难发生，根据亚洲各国传统的救济方式，通常用这些海域国家共通的汉字进行语言接触（笔谈），但有时因种种原因，这种语言接触不能实现，故明确汉字文化圈内周边发生的文化交涉中也存在多样化形态的事实，就变得非常重要。内田庆市教授则从文化交涉学的角度，讨论了周缘资料对汉语语言学的可能性。他首先分析了周缘资料对汉语语言学的有效性，再以虚实论和普遍唯理语法为例，分析了个性、共性以及周缘和核心的关系，提出应根据汉语实际和中国人的思考方式或传统语言观来描写汉语。又提出文化交涉学即文化翻译学的命题，异文化接触时有语言的媒介即翻译，而语言的翻译就等于文化的翻译。  此外，有趣的是东京大学村田雄二郎教授对晚清“国语”问题与单一语言制的讨论，揭示了过去所很少注意的，由于满族统治中国，“满语”在清代作为“国语”的问题，指出语言的地位变化，在恢复被压抑和边缘化的历史叙述中有重要作用。

在会议最后一天的综合讨论和闭幕式中，来自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李孝悌教授、来自香港城市大学的张隆溪教授和郑培凯教授、来自复旦大学的葛兆光教授，都对“从周边看中国”这一课题进行了阐述，他们指出，择定“从周边看中国”这个议题，是期待中国学界既摆脱“以中国解释中国”的固执偏见，又跳出“以西方来透视中国” 的单一模式，这不只关涉史料处理的范围、技术与方法，背后实牵连着如何“理解”或“诠释”中国的大问题。正是基于这一认知，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和葛兆光教授发起本次研讨会，以期倡导一种“从多面镜子看中国”的理念，为中国历史和文化研究提供一个新视角，为传统文史领域开辟新资料，也为中国文史研究寻找一个可与国际学术界对话的新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