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23-24日，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主办的“澳门史与中葡关系史的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召开。来自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暨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的十四位学者参与了此次会议。文史研究院董少新研究员主持了开幕式，院长章清教授为大会致欢迎辞。

第一场会议由浙江大学戚印平教授主持。

中山大学章文钦教授发表了题为《澳门历史文化研究感言》的报告。章教授在报告中肯定了戴裔煊先生的治学之道和爱国精神。戴裔煊先生是澳门史研究的开辟者，著有《明史佛郎机传笺证》一书，以大量中外文史料论证了葡萄牙人入居澳门的真相，证明明清政府对澳门拥有主权、澳门是中国固有领土。澳门史研究需要继承和发扬老一辈学者的治学精神和爱国情怀。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谭世宝教授做了题为《澳门史与中葡关系史的一些重要问题再探讨》的报告，对目前澳门史和中葡关系史研究中一些值得商榷的重要问题做了学术回应，例如可否将葡萄牙人东来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明清时期的澳门是否为殖民地？中国和葡萄牙对澳门的管理的性质为何？

浙江理工大学莫小也教授回顾了自己的图像研究历程，并做了题为《<澳门美术史>图像的来源与甄别》的报告，讨论了什么是澳门美术史、澳门美术史涵盖的内容和研究对象，以及在研究澳门美术史过程中考察图像作品来源、甄别图像真伪的原则和重要性。

第二场会议由莫小也教授主持。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顾卫民教授发表了题为《博克塞及其所编撰的<三百年以前的澳门>》的报告，阐述了英国历史学家博克塞在澳门史和葡萄牙海外扩张史领域的突出贡献，并系统介绍了博克塞的名著《三百年以前的澳门》，尤其是介绍了该书中所附的大量珍贵的原始文献及其史料价值。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董少新研究员发表了关于《葡萄牙来华传教士的特征》的报告。董教授首先指出来自葡萄牙、西班牙和法国的传教士具有明显的国家属性。接着进一步追问可否突破中欧文化交流史或中国天主教史的框架，将葡萄牙来华耶稣会士及其在华活动纳入到中葡关系史的框架中？董教授从人数、位阶和著述三个角度归纳了葡萄牙来华耶稣会士的群体特征，并认为这些特征均与其背后的葡萄牙帝国有关。

吉林大学陈玉芳博士发表了《康熙时期宫廷西洋人与官员士大夫交游探析》的报告。陈老师认为文献表明，清代传教士十分重视与官员士大夫的往来，且因为有皇帝作为最大的庇护者，他们与官员的交游网络十分广泛。此报告以1668年到1690年在华传教士书信为主要文献，探讨宫廷西洋人如何利用书信构建起宫廷传教士、京廷官员权贵、地方官员、地方传教士这三个群体间的关系网，同时考证与传教士来往频繁的地方官群体的姓名、官衔等，揭示京廷传教士构建这一交游网背后的意图。

第三场会议由董少新研究员主持。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永杰老师做了题为《明清之际来华传教士世界地图之亚洲北部所记传说研究》的报告。随着地理大发现的推进和现代地理学的逐步建立，16-17世纪世界地图上的多数区域逐渐被新的地名与地理知识所取代，亚欧大陆上只有亚洲北部尚有广大地区尚未被探查清楚，西方地图学家便将西方的有关传说集中标绘在此，也将古典时代、马可波罗时代了解到的东方信息移动至此。来华传教士在绘制中文世界地图时，还在此地标注了中国的一些传说。这些东西方传说，是东西方旧有地理知识的集中体现，也包含了丰富的文化意象。其将中西文传说在同一张图上的交相措置，也是文化融合与适应的直观体现。

南京大学李庆老师发表《16-17世纪梅毒良药土茯苓在海外的流播》，认为伴随地理大发现的深入展开，梅毒作为一种新疾病于16世纪初期传入中国沿海。因应其传入，晚明医家袭用古代医学理论以土茯苓治疗梅毒并取得良效，随后土茯苓便反向流播到印度、非洲、欧洲乃至美洲等地区。在此流播过程中，中药的传统炮制方法也为欧洲各地医师所接纳、采用，频繁载入多语种的西方医籍，为世界范围内的流行疾病治疗做出了贡献。土茯苓在16世纪中后期迅速完成了从物种到商品，再到大宗商品的属性演变。

上海大学王皓博士发表《“气象学”语源考》一文，在梳理了明清时期西洋气象学知识传入过程的基础上，着重考察了“气象学”这一科学术语的源流。事实上，传教士所翻译的meteorology的各种术语如“空际格致”、“测候”、“气奇象之理”、“气学”、“天气学”、“风雨学”等早已被国人遗弃，“气象学”这一术语是来自东瀛日本。这一日源回归词的本身，在一定程度上也佐证了由传教士主导的西洋气象学传华没有产生有效的冲击。“气象”成“学”的过程，既丰富了“气象”这一中国传统语汇的内涵，更体现了西学中化的曲折以及中国社会观念转型的漫长。

第四场会议由王永杰博士主持。

暨南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赵利峰副教授发表题为《晚清澳门买办巨商徐瓜林及其家族》的报告，通过发掘新的史料考定了徐瓜林的身份，并探讨了徐氏家族三代人中的三个人——徐瓜林本人，次子徐秋畦和孙女徐宗汉，以及徐氏家族的澳门人特征。同时，赵老师还挖掘了许多徐氏一族的史事，如郭嵩涛因劝捐徐瓜林而导致革职的处分的史实；徐瓜林得罪粤省总督而居家避居澳门的历史；以及徐秋畦介绍孙中山上书李鸿章的往事。

莫斯科罗蒙诺索夫国立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博士生谭学超做了题为《葡萄牙法西斯政权的伪中立政策与澳门免受日军占领的前提再议》的报告。长期以来，关于澳门未遭受日军攻占的原因众说纷纭，不少人将之归功于葡萄牙的中立政策。实际上，虽然作为法西斯阵营成员之一的葡萄牙萨拉查政权和西班牙佛朗哥政权一样没有直接参战，但其利益和轴心国集团始终保持一致。葡萄牙当局以中立为幌子，实际上企图借助战争实现扩大其所占澳门地区的范围。而日军之所以没有攻占澳门，并且给予澳葡当局各种特殊关照和便利，也恰恰是葡萄牙伪中立政策以及葡、日勾结所营造的产物。

第五场会议由顾卫民教授主持。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戚印平教授发表了题为《观音、妈祖与圣母——圣像东传的若干问题与考察》的报告。16世纪以后，在东亚地区流传的圣母子像主要有四种：启示录圣母、慈悲圣母、玫瑰圣母和圣路加圣母。无论是作为福音传播者的传教士还是作为受教者的普通平民，都在初次面对异国圣像时产生双重误解的有趣现象。而更值得关注的是由于情景压力，即便是对异教图像及其含义有了充分了解的双方，最终仍不得不在画像的制作与使用上加以调整，从而使圣像画的面貌产生微妙的变化。客观的外界压力驱使制作者对圣像画做出很多大胆而自觉的调整。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博士后陈妤姝博士做了《17-19世纪孔子形象在欧洲的流传和演变》的报告。陈博士介绍了传教士们对孔子身份和形象的不同认识。《中国哲学家孔子》中的经典“孔子像”在欧洲广为流传。在这个模版上，欧洲人谨慎地剔除那些可能在欧洲引起歧义或是反感的宗教色彩，去塑造各种既有中国本土文化基础又能迎合欧洲观众心理需求的孔子形象。欧洲对孔子形象的塑造始终都是欧洲传教士们对儒家礼仪世俗性争论的一个筹码，它被削足适履反复剥弃干净以后已经失去了在中国文化情境中的原生意涵。

每场会议在学者们发言之后都有热烈的问答和讨论环节，与会者深入反思了澳门史和中葡关系史领域存在的问题，也探讨了这一领域未来发展的潜力和可能性。

（陈妤姝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