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19日至20日，由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三方联合举办的“世界史/全球史语境中的区域史：文化史的专题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东京大学理学部的小柴报告厅举行。东京大学校长滨田纯一先生在会议开幕式上致辞。滨田先生对这一具备全球视野的历史研究的立意给予了积极评价，并对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与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以及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的国际学术合作给予高度的肯定。在历时两天的会议中，共有来自三所高校的15名学者发表了自己的报告，近二百名来自中国、日本、欧美的研究者前来听会并积极参与讨论。与会者紧密围绕“世界史/全球史语境中的区域史”这一主题，以历史上的文化交流为主线，从宗教交流、艺术交流、物资交流等不同侧面阐述了在全球史这一宏观的历史视野中，东亚各国之间、东亚与欧洲各国之间的互动，并探讨了全球史和区域史研究各自的意义所在及其关联，以及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全球史应该如何书写等问题。

一、 世界史、国别史、跨国史——一组关于历史研究单位的讨论

第一组的问题意识集中在作为历史研究单位的世界史、地域史、国别史、跨国史等，探讨了这些看似不同但又相互关联的历史研究单位在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历史研究中的意义，以及在这些不同的研究框架下，历史应该怎样被理解和书写。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所长羽田正教授在题为《新的世界史和地域史》的报告中指出，虽然近代以来的历史叙述是伴随着民族主权国家的诞生而产生的，但在当今世界联动性日渐加强，全球性危机日趋严重的情况下，世界上的人们必须认识到自己同属于一个地球社会，将全世界纳入自己的视野并携手采取行动。鉴于地球社会这个单位对人类的重要意义，书写其历史是一个势在必行的工作。羽田先生认为新的世界史的构思方法有二，一是利用立场各异且用多种语言记录的资料，将迄今为止在各自的编年体系内进行解释和理解的国家和地域的历史，作为相互间具有更密切联系的对象来理解。二是把现在世界视为一个整体而努力描绘这个整体的过去。要将世界理解为一个单位的世界史，一个最基本的方针是排除中心性，强调关联性，要尽可能地以平等的视线投向世界所有的地域和人们。迄今为止的世界史，着眼的是人类集团的不同，但在新的世界史中应该更加重视共同性。要将过往世界的整体形象和现代的整体形象相比较，以理解现代的特征。

会议的第二位报告者是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葛兆光教授。与羽田先生主张历史书写应该“去中心化”的观点相对，葛先生在《全球史潮流中，国别史还有意义吗？》一文中质疑了“无偏无倚”、没有中心的全球史是否存在。他指出，全球史的写作面临着许多困难，比如全球史是否可以真正有效地“涵盖”足够重大的全球性历史事件；它应该以什么价值标准来选择应当书写的事件、人物、现象；它要如何与区域史、国别史相联系与相区别等。全球史的写作不仅仅是一个“能力”即兼顾各种复杂历史知识的问题，还是一个“眼光”，即站在什么立场观看历史变化的问题。另外，全球史写作往往针对的是文明史而不是政治史。但是，怎样的一个“全球史”可以去除“国别”而聚焦于“文明”？这种去除了“国家”的“文明史”如何撰写？这些都是很大的问题。葛先生主张在历史上的确存在过以国家为单位的自足的“历史世界”，这种历史存在对当今世界各国的现状仍有所影响。因此在写作全球史的同时，国别史并不应该被抛弃。 “国别史”的历史叙述空间虽然是“国家”，但它并不是按照现代民族国家来倒推“历史”。只要国别史的撰写者能够看到“民族”和“国家”本身的历史变迁，不落入后来的“国家”绑架原先的“历史”的弊病之中，国别史就仍然有意义。

与前两位学者分别探讨全球史和国别史的必要性相对，普林斯顿大学的Sheldon Garon先生从跨国史的角度论述了节俭观念在现代世界的传播。他在《日本节俭的跨国史》一文中指出，跨国考察的方法对这一研究的意义有二：第一，挑战了在欧美学者中流行的日本和亚洲例外论的神话，因为长久以来欧美学者都认为日本人热衷储蓄是儒学或者“亚洲价值观”的产物。第二，阐明了跨国仿效的多向性。日本推动储蓄的机制及精神支持都源于欧洲，是对欧洲经验的有意识模仿。但日本并没有简单的借用欧洲的“内核”，日本不仅是跨国知识的接受者，也是制造者。在亚洲经济体范围内，日本的储蓄推广模式在发展战略中起到了关键作用，韩国、中国甚至东南亚的马来西亚、新加坡均受到日本影响而重视国民储蓄，而日本最初的灵感是来自于19世纪的欧洲。Garon先生通过储蓄这一个侧面，描述了思想和制度的跨国流动，揭示了一个相互联系的现代世界的历史。

二、 联动的东亚——思想、观念与文化的粘连

第二组的讨论主要将视野置于东亚，从不同侧面探讨了知识、观念与技术是如何在历史上的东亚传播，并被东亚各国所改造、吸收，最终成为该国历史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又探讨了东亚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密切的联动，对各个国家内部的历史认识和政策产生的影响。

东京大学小岛毅先生报告《经学的命运——宋代儒教诸派之争》，着重探讨了儒教对东亚各国从古至今的历史认识产生的影响。小岛先生首先指出，在学术全球化的潮流中，对于专业词汇的精确翻译不可欠缺。他从对“经学”、“儒教”、“理学”、“理”、“气”等概念的翻译入手，探讨了东、西方人对于儒学的历史认识是怎样的。接下来，作者又分析了主张“微言大义”的“春秋学”对后世中国人乃至日本人的历史认识所造成的影响。后世学者通过活用春秋学来阐明他们各自的历史认识，比如王安石对《春秋》的摒弃，程颐、胡安国对《春秋》的解释，司马迁写作《资治通鉴》时活用春秋学、将魏晋标榜为正统等都是例证。而日本江户时代盛行的朱子学也是“春秋学”的一环，德川光国在编纂《大日本史》以及赖山阳在写作《日本外史》时都秉承了春秋学的精神。在东亚各国的历史认识中，至今残留着春秋学的影响，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

复旦大学朱莉丽研究员的报告探讨了在中国通过海洋与外界结成日渐密切关系的背景下，中国人海洋观念和海防观念的变迁，以及这种观念反过来对中外交流的影响。她认为，中国自古以来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和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使得海洋经济和与之相关的海洋防卫长期受到忽视。但是伴随着中古以后“东海”取代“西域”成为中国与外界交流的主要场域，中国人的海洋观念和海防意识都开始发生变化。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海防体系建成于明朝，其目的一是为了断绝走私贸易，使国家垄断海洋贸易的权益，二是为了抵御来自海上的侵略——倭寇。中国的海防体系是在江南社会与外部世界联动性加强的背景下产生，但它的建立，又体现了统治者阻断这种联系，人为制造出这些地方与世界隔阂的意图。一方面，这些海防设施如同存在于西北边疆的长城一样，是当时中国人区分“内”、“外”的一个标志。另一方面，在地方不依靠中央而直接与外界发生密切关系的情况下，这些军事设施的建立包含着整饬地方秩序，加强中央对地方控制的意味。

普林斯顿大学的Mathias Vigouroux先生报告的题目为《近代早期东亚背景下的日本针灸：中医针灸及其在日本的适应》。他从江户时代针灸在日本的传播和应用入手，探讨了近代以来知识在东亚不同国家之间的流动以及各国在此基础上对知识的改造和创新。Vigouroux认为，在江户时代以前长达一千年的医学交流中，尽管日本曾做过一些把中医“日本化”的尝试，但实际上对中医的消化吸收相当有限。但进入江户时代以后，日本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识字率的提高、书籍在所有社会阶层中的流传、实学的强调、德川吉宗提高国内的草药和药剂生产的政策、以及考证学的引入，为日本医生能够重新评估江户时代以前传来的医学知识创造了条件。在日本，一方面大量针灸书籍被出版，另一方面中国和朝鲜的针灸书籍被进口，本土知识和外来知识不断融合。在日本针灸的历史中，江户时代是一个转折点，是一个“卫生全球化”的时代，思想在派系和学派之间自由流动，引发了新技术和新理论的出现。日本独立产生的知识以及从中国医学传统中吸取的知识，共同造就了一个针灸学上的新的日本传统。

三、 全球史视野下的文化传播场域

文化的传播要通过一定的场域，这个场域，既可以是自然地理上的空间，也可以是人为制造的文化上的空间。本组的三位学者，分别通过中国和斯里兰卡之间的商业路线，晚清报章的信息获取渠道和流通渠道，以及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中形成的人际网络这些不同的场域，探讨了文化在不同国家和地域间的传播，及其对这些国家和地域的历史所产生的影响。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马场纪寿先生在《曼荼罗的力量——斯里兰卡对东亚佛教的影响》中指出，当我们从世界史方面来重新把握近代以前的东亚文化的时候，佛教是一个有效的切入点。由于佛教是沿着贸易路线传播的，因此通过对佛教的传播路线及佛教经典的文化影响进行考察，我们就可以在更大的历史背景下理解东亚文化。在这次发表中，他把焦点对准在和东亚的关系方面至今尚未受到关注的斯里兰卡，通过综合运用斯里兰卡的碑文资料及中日文献，讨论了从斯里兰卡传来的大乘经典《宝箧印经》影响东亚世界佛教文化的过程。

复旦大学历史系的章清教授发表的内容是《“区域的”或“全球的”——略论晚清中国新型传播媒介所构成的“场域”》。章教授指出，晚清所出现的报章，即构成近代中国加入“全球史”最为形象的说明。近代意义上的报章出现于晚清，发端于新教传教士的“援西入中”，一开始就超越了“国家”形态，并展现出在一定“区域”范围流通的特性。报章所具有的大量汲取外国报章之信息的新闻“生产”机制，无疑体现出其“全球性”与“世界性”，但就其“流通”来看，又往往伴随晚清政治的走向而形成不同的“版图”，呈现出“区域”的特色。

普林斯顿大学的Kerim Yasar先生探讨的同样是一个近代史的问题。《贝尔实验室：金子坚太郎、伊泽修二与缠结的历史导线》一文聚焦于金子坚太郎、伊泽修二这两位日本近世上的著名人物，探讨了他们二位是如何通过科技、政治等媒介在西方社会拥有了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以及他们是如何依托于此种网络展开社交活动并且加深了日本与世界的联系。金子贤太郎在西方人面前对日本人形象的完美塑造为日本人赢得了来自西方的好感，也赢得了他们在日俄战争中对日本的支持，而伊泽修二同样通过他的活动推动了台湾殖民地化的进程。通过对这些在社会形态的各种因素中形成的个人交际以及这些个人交际在国民生活和作为整体的全球史中所发挥的作用进行分析，作者指出，全球史的重大变化往往在极为地方化、甚至是亲密的空间里开始，并最终完结。

四、 以艺术、宗教、科学为载体的概念传播和文化互动

历史上，不同的地理环境以及在此环境下形成的原始信仰和生产方式，造就了不同国家、地域的不同宗教信仰、艺术表达方式、对世界的认知方式等。但它们产生之后并非各自孤立，而是通过一定的渠道互相影响。工匠、僧侣、传教士、医生这些往返于世界各地的人群，担任着传播艺术、宗教和科技的使命。通过他们的努力，一些地区固有的文化得以与外来文化相结合，产生出新的文化。同时在这个过程中，生活在世界某一地域的人们，无论是对自身的认知还是对世界的认知，都发生了变化。以下三位学者的讨论均与此有关。

东京大学枡屋友子教授的文章分析了伊斯兰美术史这门学科的界定及这个概念所涵盖的伊斯兰世界与非伊斯兰世界交流的内容。枡屋教授在《伊斯兰美术史这门学科》中指出，所谓“伊斯兰美术史”，是对穆斯林所作的美术作品的全面研究，其对象既包括伊斯兰的宗教美术，也包括世俗美术，这与专门研究与宗教相关的“基督教美术”和“佛教美术”形成了对照。穆斯林的创作是伊斯兰美术的最大特征，是伊斯兰美术超越了时代和地域的共同点。诚然，伊斯兰美术史是近代欧洲学科划分的产物，在初创期，欧洲人对伊斯兰美术作品的关注带有强烈的欧洲东方学周边学术的色彩。虽然在世界美术史的文脉中，伊斯兰美术史会被认为是地域性的美术史，但实际上它所覆盖的空间和持续的时间却远远超过其他许多美术史领域。伊斯兰美术对伊斯兰世界以外的地区同样产生了影响，穆斯林会为非穆斯林制作美术品，非穆斯林也会为穆斯林制造美术品，包括15世纪以后景德镇为穆斯林制造的瓷器也属于这种情况。从这个角度来说，伊斯兰美术史本身就是一个涵盖了世界各地的艺术交流的饶有趣味的话题。

复旦大学董少新研究员的文章探讨了《“亚洲”概念的传入及其在华的反响》。董少新先生提出，欧、亚、非三大洲的理论在欧洲中世纪被置于天主教神学背景中加以阐释，在大航海时代欧洲航海家 “发现”了新大陆之后，欧洲关于亚洲是一个不同的大洲的观念进一步被强化。董教授认为，欧洲人之所以要将实为一体的一片大陆划分为三个部分并赋予不同的称呼，原因在于欧洲需要一个“他者”以构建自我的认同。到晚清时期，面对西方列强，中国同样需要重新思考其传统的天下观，并构建包括本国在内的区域认同，亚洲观有助于这一构建，而欧洲则相应地被视为“他者”。但是董教授同时提出，在被称为亚洲的这片陆地上，一直存在着多元文化，不同宗教，以及多种认同。因此，这块陆地无论从什么角度，都不宜被视为一个单独的大洲。被欧洲人构建出来的亚洲是否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所认同？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我们是否仍需要亚洲这一观念？启发我们对此进行认真的思考。

接下来普林斯顿大学Federico Marcon教授探讨了德川幕府统治末期日本本草学发展的历史和理论建设的问题。这篇名为《幕末本草学》的文章指出，日本的德川时代，本来属于药理学范畴的本草学分化出许多不同的方向和理论，其中包括词典编纂、博物学、农学、美学、烹调学和自然史，重构了人们对自然世界的认知方式。德川幕府的后期，特别是1830年天保大饥荒之后，促进经济发展的功利价值成为本草学最主要的推动力。一方面，本草学变得更像西方的自然史了，另一方面，本草学和当时新兴的所谓经济学（“经济”一词来自于儒家经典，大概可以翻译为“管理国家并扶持百姓”）汇合之后就产生出相当于欧洲的政治经济学的东西。针对此Marcon先生举出了萨摩藩的例子，萨摩藩的成功，是其领导者将其所掌握的自然知识与经济政策相结合的结果。那时的日本人已经深深意识到，自然知识对于一个国家的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潜力至关重要。总之，本草学通过在幕府将军和藩主的经济政策中发挥作用而在幕末转型成为自然史。

五、 东亚与世界史视域中的中国研究

这一组的三位学者，讨论的问题全部聚焦于中国。只不过，他们的视角分别是，在中国本身的历史中理解中国、在东亚的历史中理解中国和在世界的历史中理解中国。

东京大学的小寺敦先生报告的内容是《清华简〈楚居〉所见楚王居的迁徙——试论关于楚国领域观念的成立》。小寺先生利用清华大学所收藏的一批战国竹简《楚居》，结合其他传世文献，分析了其中所记载的古地名今天的所在地，证实了作为楚国国都的“郢”曾经相当频繁地迁徙。但是小寺先生认为，包括城邑全体居民在内的大规模迁徙不可能如此频繁，所以频繁迁移的很可能只是附带了行政机构的楚王居所而不是整个都城。另外到春秋中期为止，邑制国家的色彩还相当浓厚，迁徙王居意味着变更作为据点的邑制国家。这时的“迁都”与战国时代以后的意义并不相同。当时各邑的独立性很强，所以从楚王所居之地到邑的距离对邑的内政所带来的影响，并没有战国时期以后那么大。此外，也有可能楚王的迁徙本身，对于维持楚国的势力范围是很重要的。《楚居》中记载的楚王居的迁徙范围，大致包括了从春秋末期到战国中期的楚国领域。鉴于《楚居》的形成年代正是楚国在齐、秦等国家的压迫之下势力渐渐衰微的时期，因此可以推测《楚居》中的记载包含了在这一对楚国不利的时代状况下回顾楚国历史的意图，可以让当时的人们对于战国时期楚国的领域产生强烈的意识。

复旦大学的王振忠教授以《东亚视域中的中国区域社会研究》为题，分析了16世纪以来徽州商人、朝鲜燕行使节、长崎唐通事、赴长崎的福州人这些群体在东亚这一具有相互联系的空间中所扮演的角色，同时又以东亚为一个视角，分析了活跃于这一空间的人们的活动所反映出的中国地方社会的某些特征。比如徽州商人，在16世纪与日本、朝鲜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将徽州因素带入了东亚这一历史空间。徽商在江南一带大规模收集文物的行为引起整个中国社会鉴赏时尚的变迁，而日本的古玩鉴赏风尚正与这一时尚变迁密切相关。长崎的唐通事在与中国商人交流后而写成的记录中提供了中国江南与日本海外贸易的诸多线索，同时保留了许多反映中国地方社会情况的材料。而福建人在东亚舞台上的活动促使了琉球官话和长崎具有中国特色风俗的形成。总之，王教授认为，在东亚视域中，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其主体不再是笼统的“日本人”、“中国人”或“朝鲜人”。而是随着研究单位的转换，还原而为具体人群之间的交流，政治史、贸易史以及广义的文化史亦遂转向社会史的探析。

普林斯顿大学Benjamin Elman教授在《明清间帝制中国的商业、经典与品位》中指出，晚明时期，基于全球贸易的炫耀性消费间接改变了文人和社会精英的生活及对园林、书画、图书和古迹的品位。文人对这一消费欲望的扩张一直持续到十八世纪。在晚明（1368-1644）清初（1644-1911）的园林消费者所居住的时代，整个新世界的白银通过购买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和玉而流入中国，大量涌入的日本白银使十六世纪经济的货币化得到空前的发展。当我们在亚洲区域史的基础上，审视全球经济，我们会发现货币通过商品化的日常生活，快速地被重新分配于文化领域。中国、日本、印度率先发明了大规模经济里经济“资本”到文化“资本”的转化。作为“货币”的白银，在十七世纪的变革中，深深影响了明代文人的品位与儒家价值观。全球市场有力地支撑了地方文化的变化，进一步促使中国本土的经学家转向全新的、史无前例的方向。在此前提下，中国的文学、艺术以及与此相关联的审美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十五位学者各抒己见的发言以及与听众之间的充分互动，引发了大家对“世界史/全球史语境中的区域史”这一命题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当我们转换了观察的角度、思维的模式、叙述的方法，是不是历史看起来也就不一样了？世界是由一个个各不相同的国家和地域构成，它们有着各自独立的世界认识，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同时，这些不同国家和地域的文明又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势必会在全球史这一广阔的历史空间中与其他文明产生互动，而处在不断的进化过程中。世界史或者全球史的视野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区域史提供了重要的角度、方法和问题意识。（朱莉丽）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关于此次学术会议的报道，见如下网址：http://www.ioc.u-tokyo.ac.jp/news/news.php?id=WedDec28065804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