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6月23日至7月2日，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德国哥廷根大学东亚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中国近现代史李嘉诚基金项目合作举办的第十三届“亚洲艺术、宗教与历史研究”夏季研修班在复旦大学举行。本次研修班共招收了45名学员，分别来自哈佛大学、柏林自由大学、东京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等海内外高校，专业方向涵盖历史、文学、艺术等领域。本次研修班邀请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历史系教授叶文心（Yeh Wen-hsin）、香港大学荣休教授钱江、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教授章清、德国哥廷根大学东亚系教授夏德明（Dominic Sachsenmaiser）、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大木康、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葛兆光组成授课团队，并邀请了三位研修班老学员分享学术研究和职业规划，分别为布朗大学东亚系副教授陈恺俊、北乔治亚大学视觉艺术系副教授朱岩飞、上海大学文学院副研究员王皓。此外，文史研究院研究员董少新、青年副研究员郑德长、博士后高野实作为课程主持参与了本次研修班。
6月23日下午，开班典礼暨师生见面会在光华楼西主楼2801报告厅举行，由董少新研究员主持。开班典礼上，大木康教授、钱江教授和章清教授发表了开班致辞。大木康教授回顾了自己过去7次在研修班授课的经历，以及与往届学员后续的联系与交流，预祝学员在未来一周的学习中身体健康、获益良多。钱江教授对来自世界各地的学员表示欢迎，期待与大家共同探讨有关亚洲的艺术、宗教和历史；他进一步指出，此次研修班的主题是“在亚洲背景中重新观察近世中国史”，中国的历史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从古至今都与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密切相关，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应尽可能地转换自己的研究视角，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中国历史。与此同时，从中国历史出发的视角来看亚洲史，或许会得到不一样的收获；这些均涉及到我们在学术研究中所采纳的方法、视角和理论，需要深入的学习与分析。章清教授代表主办方对各位学员的到来表示欢迎，并对长期的合作伙伴和任课教师表示衷心的感谢；他指出，就人文学者的培养来说，我们需要跨文化的经验，一个人文学者如果有不同文化的体验，对于一些问题的看法或许就不会局限于自己的出发点，而是更多地立足于“他者”的视野，研修班所提供的，其实也正是一个跨文化交流的平台；研修班虽然短暂，但交流是可以持续下去的，希望大家可以更好地借助研修班的平台，互相分享自己的心得和经验；就像此次研修班的主题，我们希望立足“亚洲”的背景，重新观察近世中国，这显然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但如果我们对此缺乏了解，又该如何介入当下已经为人所关注的区域、全球研究的问题呢？期待各位学员能够做出自己的努力和贡献。随后，董少新研究员介绍了研修班的日程安排和新增的往届学员分享环节。最后，各位学员进行了自我介绍。
叶文心 《海上通道与中国的亚洲》
6月24日的课程由董少新主持。上午的课程由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历史系教授叶文心主讲，主题为《海上通道与中国的亚洲》。在讲座的开场，叶文心教授借用苏轼《题西林壁》的隐喻指出：如果我们从亚洲背景中重新观察中国近世史，或者从中国的视角审视近代史上的亚洲，我们观察中国和亚洲二者之间的衔接，“远近高低各不同”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横看成岭侧成峰”也关系到“身在此山之中”到底处在什么地方。本次讲座的主旨包含两点：首先是亚洲作为一个历史考察的空间元素，它是在时间之中形成的空间单位；同时亚洲作为一个具有内涵的空间，也是多层次的，该空间是在历史过程中累积和沉淀的结果。叶文心教授以《上海繁华：经济伦理与近代城市》一书的写作体会作为讲座的第一部分。她指出，我们的重点是考察空间单元的形成本身具有什么样的历史意涵。不同的空间理解又是依附什么样的知识体系产生的。“地球上的亚洲：人文视角”的议题牵涉到几个问题：“亚洲”作为一个受词，是如何被看见的？如何被表述的？又是如何看见的？看见了什么？为什么觉得看见的东西值得加以表述？又是如何表述的？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思考的方向。第二部分：“行旅中的亚洲—图绘”。传统中国的知识体系对时间、空间的组织都有自己的一套安排。19世纪以前的大部分时候，中国人对“世界”“亚洲”的认知大都来源于耳闻，19世纪以后才逐渐有了“所见”。这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近代中国的旅行文学。叶教授推荐了章清教授的《近代中国的旅行写作：空间生产与知识转型》一文供大家学习，同时举了张德彝、宋教仁、梁启超、孙中山等人在旅行中透过自己“所见”“所闻”形成的对亚洲的想象为例来说明这一问题。第三部分“认识亚洲—在东北交集的几个认知体系”，以“认识满洲”为例，讨论几个关键问题：满洲作为一个名词和空间结合在一起，它说明的是什么？从努尔哈赤到现在，不同的历史人物在这里生活过，他们是如何认识自己所生活过、所行走过的满洲大地的？满洲这片土地曾经有过许多国家相互竞争，他们留下的诸如铁路、矿产等改变地貌的大小工程，这些知识和记忆也具有社会层次性，其中包含几种认知体系的空间重叠、时间交错，这些在20世纪上半叶都被整合到以中国为主体的秩序之中。叶教授提示我们：关注个人的行走和认识，从日常生活的细微角度出发，结合多重知识体系在同个空间内的建构；寻求史学研究与空间、环境在全球议题上的结合。第四部分：“思索亚洲：理念误区、认知体系”。讨论“海上通道与中国的亚洲”需要考虑较多层次的问题，包括不同空间的交集、审视对象的界定；时间上的纵深、疆界上的形成；叙述者的主体地位，是站在语境的里面还是外面进行表达；身份时空与话语时空；叙述者表达时面对的是什么受众等问题。我们研究相关的问题时，要把时间、制度、话语的受众等因素考虑在其中。讲座结束后，学员们就“叙述者的主体地位”、“旅行文学”、“欧洲与中国学者对‘东亚’概念认知的不同”等问题与叶文心教授进行交流。
钱江 《古代亚洲的海洋贸易与闽南商人》
下午的课程由香港大学荣休教授钱江主讲，主题为《古代亚洲的海洋贸易与闽南商人》。
钱江教授
钱江教授首先介绍了季风的相关概念。Monsoon（季风）一词起源于阿拉伯语，意思是“季节”“风的季节性逆转”。季风在中国古代有各种不同的名称，如信风、黄雀风、落梅风，在沿海地区又叫舶风。亚洲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季风区，季风是闽南商人进行跨海贸易必不可少的条件，因此研究闽南商人的跨海贸易活动，对季风的了解是必要的。接着，钱教授介绍了古代福建人的海外贸易活动。古代福建人制作独木舟的技术已相当成熟。6世纪初，福建南部和东南亚各主要港埠、王国之间的海上交通和贸易关系已日趋完善。11世纪后，还有不少闽商应邀成为安南王朝的官员。宋代尤其是12、13世纪，福建海外贸易步入黄金时代。明嘉靖年间（1522—1566），福建私人海上贸易蓬勃发展，大批闽商前往海外市易、侨居，不少闽商还前往高丽、日本九州进行海上贸易。九州岛的萨摩藩、肥后（Higo）有福建商人的侨居社区。寓居海外的福建商人特别注重血缘亲情，海外侨居闽商常常通过联姻和兄弟结拜的方式来加强彼此之间在商业方面的合作，同时试图提高自己在早期闽商侨居社区中的社会地位。福建商人在海外不仅会建立起各种不同的亲缘关系来编织其在当地社会的人际网络，而且会沿着传统的福建海外贸易的航路向南一路延伸，不断地扩展福建人的贸易网络。在17世纪初的亚洲海域确曾存在着一个福建人的经贸关系网。该网络起始于日本九州群岛，向南一路延伸至马来群岛，而且早在郑氏家族的海上帝国出现之前，福建人的海上贸易网络就已大致成形。明清时期的福建商人在各方面发挥了重要影响。他们曾参与调停斡旋明朝福建官府与荷兰人之间的外交冲突；寓居马来半岛的福建商人曾引导荷兰人前来福建沿海贸易；闽南商贾还曾成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代理人。明郑时期，郑氏家族几乎垄断了东亚至东南亚整个海域的海上贸易。16世纪70年代，随着明穆宗对福建海禁的解除，福建和菲律宾群岛之间的帆船贸易开始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进而将明朝时期的中国纳入了全球经济体系之中。福建与马尼拉之间的帆船贸易颇具特色，所交易的商品是中国丝绸和美洲白银等价值奇高的货物，是横跨太平洋对华贸易的最大宗商品。这一时期，每年约有150吨的美洲白银经由阿卡普尔科（Acapulco）和马尼拉这条航线被输往中国，其中每年约有128吨白银（约五百万比索）为福建商人所赚取。总结来说，16—17世纪，福建商人的海外贸易基本上是以中国的丝绸、陶瓷等商品去市易外国的白银，这样的一种独特的贸易模式将不计其数的白银输入了中国。他们建立起各色各样的网络，利用不断扩大、衍生的社会资本来进一步开拓、扩展其贸易规模。在近代早期的季风亚洲海域，确曾存在着一个规模宏大的福建商人社会。绝大多数当时侨居在海外的福建商人因此得以相互联系，并进而被整合进不同层次的福建商人网络体系。福建商人的网络体系具有保护海外闽商的功能，而且能够促进散居在各商埠的闽商群体之间进行商品交换与生意合作。然而，这些有形可见的闽商关系网络所蕴含的真正的意义，却需要到其深层的结构中去探索发掘，即深植于血缘关系和地缘纽带之中的福建乡土社会的道德规范。
陈恺俊 《欧亚技术官员：从十七十八世纪陶瓷生产交流看晚期帝国治术》
24日晚间，由研修班第二届学员、美国布朗大学副教授陈恺俊主讲《欧亚技术官员：从十七十八世纪陶瓷生产交流看晚期帝国治术》。海洋交流实际上是各个文化、地域对自身自然条件的一种回应，通过物质交换而实现的生产技术之间的交流，实现了区域间技术的相互塑造。十七、十八世纪的政府中有一群技术官僚，相对于中国传统的文人官僚，他们不一定参加科举考试或通过传统的精英选拔，而是凭借专业技术被吸纳到政府之中。他们是政府对资源、人力和技术实现控制的中间人。在十七、十八世纪的晚期帝国，全球呈现出一种类似的制度特征，通过这些技术官僚，可以了解当时参与全球交换的那些商品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总的来说，技术官僚往往是家族式的，但他们的技术并不是在家族内部得到传承，而是倾向于在几个技术相关部门中轮流任职。技术作为治术的一部分，技术官僚控制了地方的工业和帝国生产，有时候甚至影响了边缘地区，并把它们纳入帝国生产的一部分。他们还把地方性技术带到宫廷，变成了宫廷知识的一部分。而且试图把地方的人力和物质资源纳入到地方治理当中。在宫廷之外还有广大区域的工业生产，比如日本、越南、欧洲，他们都对生产区域提出了不同的要求，施加了大小不同的影响，有时甚至超出了距离上的限制，尤其是明朝后半期也就是1550年以后，他们对景德镇陶瓷生产的影响已经超过了明朝宫廷。政治中心可能会通过各种手段对技术生产施加控制，但实际上，往往存在多个政治、商业中心对同一个技术中心施加影响，他们之间会存在某种角力。海洋交往上的影响有时候是间接的，未必是A连接B，而是A连接B，B再连接C，也就是多元的影响。技术生产其实很大程度上与当地的民俗有关，官方对地方技术的控制需要介入当地在文化上对技术过程的概念化理解。
章清 《重新寻找中国：晚清士人所认知的亚洲》
6月25日的课程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青年副研究员郑德长主持。上午的课程由文史研究院院长章清教授主讲，主题为《重新寻找中国：晚清士人所认知的亚洲》。
有关晚清中国对“亚洲”的阐述，论者已多有所论，主要围绕“亚洲”本身，尤其是聚焦于日本展开。章教授认为，对此的解析或有必要置于晚清认知“世界”的历史长程予以考察，毕竟“亚洲”的言说是在从“天下”到“万国”的转换中凸显的；同时，晚清认知“亚洲”的“他者”——朝鲜与日本，也需结合起来考察。不惟如此，审视这些问题时，还需要超越个别思想人物的言论，关注其他形式的文本，如策问、教科书等。章清教授首先提出了如何从大的线索与脉络介入问题讨论、避免“碎片化”的问题，从“点—线—面”的方式进行延展是一种路径，同时也要注意断代史的延伸和空间的拓展问题。在早期的中国士人眼中，“天下”的概念占据主导的奠基地位，而“亚洲”在传统的观念中是缺席的。顾炎武亡国与亡天下的著名论述，强化了“道尊于势”的理想，体现出文化高于朝代兴替的看法。古代中国主要“将中国看成一个文化体系，而不是一定的政治疆域”，过去的“天下”一词也具广狭二义，分别对应着今日意义的“世界”和“中国”。直到清初修订《明史》，尽管已经有“天下有五大洲”的观念，但并未被普遍相信和接受。“亚洲”图景的塑造，来自耶稣会传教士的“援西入中”。利玛窦在《坤舆万国地图》中绘有当时已知的世界五大洲：欧罗巴、利未亚、亚细亚、南比亚墨利加、墨瓦腊泥加。艾儒略的《职方外纪》则是直接将中国定位在了亚洲，对于中国士人有着较大的冲击性。此后，如《欧洲志略》等书籍的叙述，可以看到中西叙述的强势位置已经发生了转变：认为亚洲现在已经处在衰败的境地，而欧洲“学艺精备”。报刊、杂志等出版物的出现，使各方的声音都可藉此媒介得以更快速、更广泛地传播。来自日本的“亚洲”论述也值得注意，正是日本围绕“亚洲”的阐述，直接强化了中国的“亚洲”意识，并基于此产生了新的认同。“作为亚洲的中国”的认知以梁启超的论述为标志。1901年，梁氏把中国史分为三阶段，内中所贯穿的“中国”—“亚洲”—“世界”的逻辑，说明具备“亚洲”意识的中国士人已借此重新为中国定位。此后的诸多书籍都开始从“亚洲”定位中国。日本、朝鲜作为他者也是不可忽视的视角。透过如《学校刍议》《西学三通》《新国文教科书》等文献，可以大致把握晚清中国“亚洲”论述之枢机所在。大致来说，援据“亚洲”对中国进行新的定位是主流的见解，“亚洲”也成为确立新的骄傲的符号。最后，章教授对整场讲座的内容进行了总结。晚清士人阐述在“亚洲”中重新寻找中国，将中国区分为“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凸显出“中国”—“亚洲”—“世界”已进入晚清士人思考的范围，亦表明具备“亚洲”意识的中国士人已借助于此重新为中国定位。对此的审视，有必要置于认知“世界”的历史长程予以考察。讲座结束后，学员们就“文明的翻译”、“‘亚洲’概念的建构与解构”等问题与章清教授进行交流。
夏德明 Inter-Asian Connections of Chinese History in the Aftermath of World War One
下午的课程由德国哥廷根大学东亚系教授夏德明主讲，主题为Inter-Asian Connections of Chinese History in the Aftermath of World War One（一战后中国历史的亚洲间连接）。夏德明教授认为，以一战为视角的跨亚洲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但由于学术结构专业化的不兼容问题，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一战是世界史上非常重要的时刻。这场战争破坏了伴随欧洲殖民主义产生的许多叙述，其中之一就是：自拿破仑时代以来，欧洲从未经历过重大战争。所以当1914年夏天人们谈论欧洲文明时，通常认为欧洲现代性是一个非常稳定的系统，但一战使这种叙述趋于崩溃。这就是为什么说一战是重要的转折点。人们往往将一战视为一场欧洲战争，然而事实上，当时有大量来自非西方世界的印度、非洲士兵、华工等非白人参战人员，我们不应低估他们在战争中的作用。战争中存在大量的种族主义历史和种族动员，这些人对战争的记忆和叙述，在整个20世纪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战的起源是学术界颇为关心的问题。过去许多欧洲史学家认为是单一国家引发了战争，但最近的观点则认为，一战是由各种细小的事件形成的系统性连锁反应导致的，反映了跨国史视角的影响。现在，更多学者试图从非国家、民族化的记忆角度理解欧洲历史。五六十年前，大多数历史学家只是遵循经典的欧洲事件时间表，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于1914年8月，结束于1918年11月。随着全球史、跨国史的兴起，我们发现一战的前兆在各个欧洲国家的历史中都曾出现端倪。因此有学者建议，应该将两次世界大战整体上视为“第二次三十年战争”，并将一战作为一个更具全球影响力的“时刻”去看待。在这样一个全球时刻，不同地区的学者，如印度的泰戈尔、阿鲁宾德·戈什，中国的梁启超、严复、梁漱溟、张君劢，他们认为一战就是西方文明和现代性崩溃的时刻，亚洲必须对此作出回应，不仅仅是现代亚洲，还有亚洲艺术和宗教的传统。这引发了许多亚洲知识分子的思考，他们观察到1918年、1919年的欧洲与战前的欧洲非常不同。例如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描述了在欧洲见到的贫困景象和战争场面，让他对于欧洲此前快速发展的印象感到迷失，并促使他开始思考中国长期稳定的历史是否可以为欧洲提供一些参考。这不仅是中国或印度的现象，而是跨国的知识网络。战后，欧美的哲学家、文学家如倭铿、罗曼·罗兰、海明威、弗洛伊德、罗素等，都对现代性进程带来的战争野蛮性产生了警惕。罗素认为欧洲需要重新定位文明学习的方向，必须从蔑视东方的观念中走出，并学会学习中国。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19世纪欧洲对中国形象的逆转。印度思想家的观点在西方也有很大影响力。奥罗宾多·高斯认为西方技术带来的是杀戮和毁灭性的打击。泰戈尔虽不完全反对西方，但认为西方必须融入传统亚洲的价值体系，在印度可能是印度教体系，在中国则是儒家体系。但有些中国知识分子对泰戈尔提倡的传统价值观持非常不同的态度。陈独秀就认为，现代化的紧迫感比保持某种稳定的价值观更重要。也正因如此，泰戈尔在中国的理论宣传并不顺利。这显示了1920年代和1930年代的泛亚洲文化主义未能成为一种强大的政治力量。总结来说，尽管一战后的世界充满了希望和变革的可能性，但现实中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使这种可能性在很多地方未能实现。战后诸多的种族、人群的社会关系和角色变动，都展示了一战如何成为一个全球时刻，对世界各地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战引起的不仅仅是单一的反应，没有所谓的“中国对一战的回应”或“印度对一战的回应”，而是现代化者、传统主义者、新传统主义者之间的冲突。讲座结束后，学员们就“全球史”、“后殖民主义”、“欧洲对中国的想象与误解”等问题与夏德明教授进行交流。
朱岩飞 《我在美国研究和教授东亚艺术史》
25日晚间，由研修班第二届学员、美国北乔治亚大学副教授朱岩飞分享《我在美国研究和教授东亚艺术史》。讲座的开场，朱岩飞副教授通过对比两届研修班（第二和第十三届）的留念合影，颇具带入性地讲解了由德国犹太裔学者Erwin Panofsky提出的艺术史图像分析的三个层次：第一层次的分析是依据图像本身的视觉元素如颜色、构图等进行观察和描述；第二层次的分析即图像学解析（iconography），是从文字资料入手，找到图像和文字记录之间的直接对应与关联；第三层次的分析则是更深入的图像学研究（iconology），在这一阶段需要通过挖掘更大量的资料去阐释图像变化的深层次背景。他还指出艺术史和历史、宗教、哲学研究，以及其他诸多学科有很强的联系。随后，朱岩飞副教授分享了自己在美国读书、研究和教学的历程。从最初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读艺术史研究生，到博士毕业后在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大学、芝加哥大学、北乔治亚大学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体会到了美国不同类型大学之间存在的差异和不同风格。他回顾在俄亥俄州立学习中国和日本绘画史以及佛教美术史的经历时，以两个读研初期因选题不当或准备不足而被迫放弃的研究为例，提醒同学们在选择研究课题时需要审慎。朱岩飞的博士论文题目为明遗民画在二十世纪上半期的再发现，主要探讨清末和民国时期石涛、八大山人等遗民的画作的印刷出版，在艺术史写作中被经典化，被张大千、刘海粟、傅抱石等现代艺术家所学习并利用，并对比同时期日本的“石涛”热。他还以自己关于刘海粟（1896—1994）的研究为例，指出艺术史研究需要很长时间的积累，才会找到自己真正需要的材料和突破点。最近几年朱岩飞副教授的研究主要关注19和20世纪用于复制艺术品的现代摄影和印刷技术与传统复制方式的共存。例如在复制青铜器及其铭文时常常同时使用全形拓与照相制版，旨在找到传统审美偏好和新技术优势之间的平衡点。从这次分享里，各位学员不但收获了宝贵的经验，也领略了成熟学者的气质。
大木康 《晚明文艺思潮和日本江户时代的学术》
6月28日的课程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博士后高野实主持。上午的课程由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大木康主讲《晚明文艺思潮和日本江户时代的学术》。
此次讲座是在近世中国的背景中重新观察日本，希望从日本的近世江户时代的问题出发，反过来回看中国的近世，着眼于真情和语言的问题，重新观察晚明文艺思潮和江户时代国学的关系。江户时代的官学是汉学（朱子学），国学是对汉学的批判。江户时代后期的日本思想界兴起了祛除“汉意”的思潮。本居宣长（1730—1801）认为“古道”之意不明的原因是今人蛊惑于“汉意”，领略此“道”之要点在于去掉“汉意”。古时的人心是一心一意，真心被原封不动地保存；今时，这些真心被“以自作聪明之心假装装饰”的“汉意”掩盖。这是对人心、对纯真素朴的古代的理想化，以及对虚伪的“今”的厌腻。在这里，“古”和“今”的问题代表着日本和中国的空间和民族性的不同，并把矛头指向“汉意”。晚明思想界也有一股强调真心、批判丧失真心的心的淳朴主义思潮，称赞“绝假纯真”的“童心”（李卓吾）、“无闻无识真人”（袁宏道）所作的俗曲《劈破玉》以及歌咏“无假”“男女真情”的山歌（冯梦龙），否定“假”“闻见道理”“假诗文”。假如以本居宣长的“汉意”替换李卓吾的“假”、袁宏道的“闻见道理”、冯梦龙的“假诗文”，就可发现两种发言的逻辑结构可谓相当相似。明代知识分子满怀热情地讴歌白话文学，与当时的思想史存在相似的脉络。王明阳《传习录》云“满街人都是圣人”，不仅仅是知识分子，而是所有众生皆有成为圣人的可能性，由此泯灭了以往观念中根深蒂固的士庶区别。这与文学史上发现民众和庶民的价值是表里一体的关系。明代“前七子”之一的何景明《明月篇序》认为：“夫诗，本性情之发者也，其切而易见者莫如夫妇之间。是以三百篇首乎《雎鸠》，六艺首乎‘风’。”表达了对当代民间歌谣的肯定。本居宣长《玉胜间》直接引用了何景明的《明月篇序》，认为中国人只顾装饰表面，不表白懦弱的真心，而皇国（日本）之歌中很多恋歌，就是表白性情之道；他的《排芦小船》讨论“好色”，认为在诗歌之道的范围内有不得已的深厚情欲，所以连色欲都是可以容许的。晚明文学界肯定民间文艺的价值，肯定方言、白话也即庶民语言的价值。冯梦龙编纂了苏州方言的《山歌》。本居宣长《玉胜间》主张若要探求被“汉意”污染以前的有真心的日本人的“大和心”，就非探求“古言”不可，发现了日本“古言”的价值。明代白话的发现和日本江户时代“古言”的发现可以说是一种类似的现象。晚明文艺思潮和日本江户的国学存在共同点，主要基于两点原因：（一）学术的大众化。晚明江户后期都出现了文学或教育向庶民普及的趋势，这是晚明中国和江户日本在学术环境上的共同性。江户时代的汉学是官学，国学是民间的学术，国学批判“汉意”就有批判汉学、批判朱子学的意思，这一点也和晚明学术思潮相似。（二）对既成学术的不满。汉学是武士阶级的学问，国学学者则出身于商人等下层阶级。所以国学的成立，就有对既成汉学权威的不满、对武士阶层的不满，称赞“古”就包含着批判“今”的含义。江户末期有所谓的“草莽之国学”，支持国学的不是武士，而是一般的民众，国学与日本的固有宗教——神道有密切的关系，天皇和神道的关系也很密切，国学后来也就有了拥护天皇、打倒德川幕府的政治功能。讲座结束后，学员们从“日本文化中‘雅’和‘俗’的分野”、“情与理、性与情的辨析”等问题与大木康教授交流。
葛兆光 《为什么“从亚洲出发思考”？——从明治到平成：日本东洋学的一个面向》
6月28日下午，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葛兆光主讲《为什么“从亚洲出发思考”？——从明治到平成：日本东洋学的一个面向》。
此次讲座围绕以下问题展开：从明治到平成的一百多年，为什么“亚洲”总是日本东洋学关心的一个面向？为什么“亚洲”对于日本的世界认知和自我认知如此重要？为什么研究中国的日本学者也总是要讲“亚洲”？一、何为“东洋”：明治、大正时代日本东洋学/中国学的根本变化之一明治时代的日本学术界出现了很深刻的变化，传统的汉学转换成为具有现代意味的东洋学，最重要的是把中国史放大为东洋史，不仅注意到传统中国以汉族为主的核心区域，更多关注中国周边即亚洲。有三个原因：（一）欧洲东方学的刺激。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东方学不仅研究（汉族）中国，而且关注中国的周边即亚洲，这对日本产生了很大的刺激，引发明治、大正年间与欧洲东方学的“竞争”。（二）日本本身的历史与文化，与西边这个大陆即亚洲有深刻而久远的联系。（三）日本东洋学关注“亚洲”有很深的政治背景。如白鸟库吉（1865—1942）在明治、大正年间推动满洲、朝鲜和蒙古的研究，是因为这一线区域与日本的安全和利益有很深的关系。而内藤湖南（1866—1934）《支那论》也有隐含的意思，即中国应当回归汉族区域，满、蒙、回、藏不必是中国，而日本对这些区域负有责任。这显然有政治上的考量。二战后东洋学逐渐回归学院的学术，但1960年以后，研究日本古代史的学者通过“东亚”——即日本外在的国际环境来讨论日本古代国家的形成，重新引起对“东亚”的关注。西嶋定生（1919—1998）《历史学与东洋史学》认为研究日本文化形成的过程，不能忽视与中国文化的关联性，所谓“东亚世界”就是以中国为中心、周边国家参与的政治、文化、经济的统一体。在“东亚文化共同体”“汉字文化圈”等概念刺激下，形成了“东亚论”。三、为什么重提“从亚洲出发思考”：对中国学影响力衰落的焦虑日本中国学在近些年的衰落，有三方面的原因：（1）二战之后日本倒向西方，和中国逐渐疏远，中国学越来越没有重要性与吸引力；（2）中国走向社会主义，虽然一开始给日本很大的刺激，但文革发生及其破产非常沉重地打击了日本知识分子的想像；（3）走向专业化和技术化，被学院体制规训，中国研究的问题意识消失。为了使中国学重返日本学术界关注的焦点，2000年沟口雄三（1932—2010）在《东方学》100期纪念号发表《中国思想与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视角》，提出研究视角要从单纯的中国思想史研究，转向以“亚洲”为基础的研究，“亚洲”并非是欧洲意识中的“东方”，而是自立于或者至少是应该自立于欧洲的另一个世界。他的《作为方法的中国》提出，要把中国作为日本的巨大他者，中国研究并非与日本无关；而提倡“从亚洲出发思考”，则是要通过把中国学、中国推向他者，然后再用“亚洲”把中国、朝鲜和日本连接起来，从而使其内在到日本自身的问题里面，把处在边缘的日本中国学，逐渐拉回到学界和公众关注的中心。“中央欧亚”（中央ユーラシア，Central Eurasia）的概念太多聚焦在北亚、中亚即北方游牧族群所在的区域，注意到了东西向（满、蒙、回、藏、中亚、西亚）的联系，却忽略了南北向（东海、南海）的联系。“中央欧亚”也许在宋代以前更为有效，但宋代以后尤其是15世纪以降中国历史的重心已经由西北转向东南。“东亚”（東アジア）的概念太强调以中国为中心，其实，中国与周边的关系并不限于使用汉字的国家和地区（日本、朝鲜、琉球、越南）。如果我们研究亚洲史、把中国史放在亚洲的背景中去研究的话，实际上南亚、东南亚、北亚和西亚都与中国有着密切的联系和影响。如果只看到汉字文化圈，就会不自觉地以中国为中心，就仍然在西嶋定生的延长线上。讲座结束后，学员们就“唐宋变革论”、“历史书写的主线”等问题与葛兆光教授进行交流。
王皓 《西学东渐与西学中化——以气象学为例（1600—1949）》
28日晚间，由研修班第三届学员、上海大学文学院副研究员王皓主讲《西学东渐与西学中化——以气象学为例（1600—1949）》。在西方气象学传入中国之前，中国的气象观念和天文观念是混合的。中国传统典籍讲的是天象或天文，实际上是对应着现代学科的meteorology和astronomy两种范畴。最早意识到这一点是明末来华的耶稣会士。近代中国比较早地意识到天文和气象之区别的大概是梁启超，他在1896年发表《读西学书法》，认为：风云雷雨按照泰西的专门之学，应属于“地文之学”。西方气象学的三次东渐。第一次，明末清初耶稣会士带来西方气象知识，这时候基本上是一种西洋自然哲学。第二次西洋气象学的传入是晚清时期，耶稣会士和新教传教士将科学革命之后的气象学传入中国。当时上海的徐家汇气象台，对于中国来说它展示的是应用的层面，但其主要功能是把中国的气象数据进行收集、整理和研究，并送到法国的学术中心，是一个学理性的研究机构。当时中国社会对于基础的学理不感兴趣。第三次西洋气象学的传入是中国人主动出国留学，建立中国人自己的气象学事业，标志性事件是1928年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分设十四个研究所，气象研究所是其中之一。西学中化的形态举隅。一、照单全收：奉教士人既接受西学也接受西教；二、格义：明末清初接受西学的教外士人基本是在传统之内来解释西学，希望能够融合中西，强调西学中源；三、选择性接收：只要西学，不要西教。四、多层次的文化交涉。6月26日，研修班赴浙江宁波考察了天一阁。天一阁藏书楼修自明朝，已有400余年的历史，现为天一阁博物馆。馆方热情接待了研修班，并安排了导览人员带领学员们考察了阅览室、宝书楼、麻将起源地博物馆、秦氏支词等建筑。导览人员一一细致地为学员讲解天一阁各建筑的历史、沿革以及保护情况，学员们大开眼界，获益匪浅。6月27日，研修班考察了宁波天童寺和阿育王寺。天童寺位于宁波市鄞州区太白山麓，位列禅院“五山十刹”之“五山”（余杭径山寺，杭州灵隐寺，宁波天童寺，杭州净慈寺，宁波阿育王寺）中，又被视为曹洞宗祖庭。阿育王寺位于鄞州区五乡镇之东端，其创建与汉晋之际传入汉地的阿育王譬喻故事息息相关，是汉地阿育王信仰的一个重要见证。两座寺院均与日本佛教信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是中日之间佛教交流的重要印证，也很好地契合了本届研修班的主题。此次考察得到了寺院方面的热情接待，学员们参观了寺院的建筑、佛像和碑刻，领略了别具一格的寺院文化。6月29日，研修班前往徐家汇，考察了徐家汇藏书楼、徐家汇天主堂、气象博物馆、土山湾博物馆等。徐家汇与晚明西学领袖徐光启（1562—1633）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是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缩影。徐家汇藏书楼建于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曾名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或汇堂石室，是上海最早的宗教图书馆，早期馆藏汇集了十七、十八世纪中西交流的丰富资料。徐家汇观象台建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原设有天文学、气象学、地震学、磁气学4个学部，是耶稣会士进行天文和气象观测的机构，被国际天文学界视为当时远东最重要的观象台，保留了中国境内最长时段的气象记录。研修班一行得到了相关机构的热情接待，学员们参观了藏书楼、天主堂等历史建筑，深入了解了馆藏的珍稀文献和气象仪器。7月1日上午，在董少新、郑德长的主持下，学员们分成上下午两场，进行了课程报告。授课老师也参与其中，现场气氛热烈。下午4点，研修班结业典礼正式开始，由董少新主持。葛兆光教授首先发表致辞，希望各位学员“从小入手，往大里想”。大木康教授作为合作方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代表，回顾了自己的学术历程，分享了个人经验，并对各位学员寄予了厚望。钱江教授对文史研究院的邀请表示感谢，强调各位学员要扩大学术视野，具备跨学科的知识储备，并期待再次参加研修班的授课。院长章清教授作为主办方代表致辞，他对研修班的顺利开办表示欣慰，同时，由于更好的专业训练和研究条件，对各位学员未来的学术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向各方人士表达了衷心的谢意。随后，学员们彼此交流了参加本次研修班的感想与收获，并对主办方热情周到、充满人文关怀的工作表示感谢。最后，由章清、大木康、钱江教授为各位学员颁发结业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