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全球史与历史学家的自足点
羽田正
东京大学教授
讲者简介：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曾任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所长、东京大学副校长。研究领域为世界史、比较历史学。主要著作有著有《イスラーム世界の創造》、《モスクが話るイスラム史》、《勲爵士シャルダンの生涯》、《東インド会社とアジアの海》、《新しい世界史へ—地球市民のための構想》等。
全球史（global history）主要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世界全球化的历史（History of Globalization），另外一个则是无论世界是否全球化，全球史研究不再像以前那样满足于把国别史放在一起，而以寻求新的世界史解释为目的。
首先，世界上存在着许多不同的世界史。在世界不同的国家，人们理解世界的历史、进行世界史教育的情况亦不相同。日本目前的世界史研究认为世界分为若干个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与地区有着相应的持续的历史，这些历史的总和就是世界史。日本的大学等研究机构从20世纪初开始，将世界的历史三分为日本史、东洋史、西洋史展开研究，并将研究的成果反映在世界史的教育当中。这一研究体制相当符合当时日本知识分子及日本政治家的世界观——世界是由日本、日本要学习赶超的西洋、日本自认为应该领导的东洋构成的。这一研究体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后并没有发生改变。在德国和法国等欧洲国家，作为人类普遍历史的世界史是19世纪由黑格尔等人构想的。在他们的观念中，欧洲处在进步中的人类的最前沿，只有欧洲才有历史，欧洲大学等研究机构的历史系和历史专业主要是进行法国和欧洲各国的历史研究。欧洲与非欧洲的历史泾渭分明。美国的世界史研究近年发生了急速的变化。美国世界史学会在其主页上刊载有对于“世界史”的定义。他们认为，世界史是跨地区、跨国和跨文明的历史。这一定义的描述克服了起源于西方的世界史的缺陷，因为它不再是割裂地来看待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历史，而是看到其中的联系性。这个定义可以被称作“新的世界史”，在这一定义中不再有西方和非西方的差异，也不像日本那样把各国的国别史的总和当作世界史。
由此可见，世界史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着不同的研究与教育框架。这样的不同是因为历史学家或历史的书写者有着不同的立场。包括外国史研究者在内的绝大多数历史学家都是以本国国民的身份，以本国语言就行研究，用本国语言发表成果。只要历史学家用本国语言来书写历史，国家以教育本国国民为目的，不同国家世界史的框架和书写自然会有所不同。
为了实现日语中所说的“新的世界史解释”，全球史研究是一个有效的方法。具体而言，全球史的世界历史研究方法，至少有三个独特的路径，第一是俯瞰某一时期的世界，以从某一侧面或若干侧面（政治、经济、环境等）对其进行整体性理解或描述为目的的研究。其目标是书写时代背景下的大历史，或者它的一个侧面或多个侧面。第二以描述政治、经济、文化等跨国或跨地区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实际状态为目的的研究。第三是将其背后的世界纳入视野的微观研究。
其次，“新世界史”的目标是为培育“地球居民”的自觉提供历史解释。以往以国家作为框架的历史研究的成果，对增强人们对主权国家的归属感、培育民族意识或国民意识做出了贡献，到20世纪80年代为止，这样的历史研究与建立主权民族国家，解决因国际交往而产生的各种国际问题的世界潮流是相适应的。然而，当今的世界与20世纪80年代大为不同，交通和通信技术飞跃性的发展带来了经济、信息、环境、思想等各个领域的全球化，世界各地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众多难以以一国之力解决的世界性课题不断涌现。生活在当今世界的人们既是国家的国民，同时也是地球居民的一员，我们行动的时候必须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而这时我们所需要的就是一种作为地球居民的归属感。而新世界史的框架是以世界或地球为框架重新审视过去。但是，关于新的世界史，我们同样面临着一些挑战：当我们不再以“国家”“地区”或“文明”为框架，而以“地球”为框架进行研究，该如何对人类的过去进行理解和解释？怎样的历史书写才能唤起人们作为“地球居民”的自觉？
在这样的情况下，在新的世界史的研究中，历史学家自身必须具备除了民族国家的一员之外，作为地球居民的归属意识。很多的历史学家研究的立足点依旧在民族国家，这本身没有任何问题，而且是至为自然的。人过去在地球的何处生活，有过怎样的的经历，怀有怎样的身份认同，这些当然会造成其对世界和自己所属国家的不同看法。重要的是，各国的历史学家能够把基于自己身份认同的世界史研究归于一堂，同时能够站在地球居民的立场上，对彼此的成果进行充分的评议和讨论，明确哪些成果是可以共享的，哪些不能。那些不能共享的部分究竟又是为什么不能共享，对此都应该进行充分的讨论，为了获得这样充分讨论的基础，首先必须理解各国各语言以往历史研究的体系。讨论的结果可能会引起过往对于国别史的一些常识的重新审视，当然也可能对不同国家和语言所进行的世界史解释产生一些影响，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的。当然有些分歧可能永远不能消除，但是作为地球居民，历史学家一定能够互相理解不同的立场，理解对方立场的差异，接受彼此不同的世界史观。
另外，关于进行讨论时我们所使用的语言。这部分的讨论并非主张让人们放弃不同国家不同语言历史研究成果的意思，这些成果体现了世界知识体系的多样性，对此应该予以充分的尊重。新的世界史全球史的研究当然可以在各国以各种不同的语言进行持续的研究，然而重要的是这些不同语言书写的知识体系应该为其他语言的使用者所理解和共享。为此，语言的翻译必不可少。19世纪下半叶以来，日本非常热心地将西方各国在人文学科中的知识翻译和介绍到日语中来，而对于日语所承载的知识译介到西方各种语言的工作几乎没有进展。毫无疑问这种局面主要的原因是由于西方人的不自觉和不热心，但是在译介自己的研究成果方面，不能否认日本学者自身也不够积极，对此是负有责任的。
目前以国际英语为基础的全球化知识体系正在以非常迅猛的速度日益形成，这极有可能成为地球居民共有的知识，一旦这样的体系固化，再要赋予其新的价值意义，形成新的语境几乎是不可能的。从这一意义而言，日常用非英语进行研究的学者，应当更积极地用英语来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这是只有我们才能完成的挑战，道路艰险漫长，但是让我们拿出勇气打起精神来携手更多的同道者向前迈进吧！
（赵丹坤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