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与死——两个世界的徘徊
齐东方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讲者简介：
齐东方，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汉唐考古、中西交流考古、美术考古。论著百余篇，主要包括吐谷浑余部历史的研究、三国至隋唐时期墓葬制度的研究、中国古代金银器研究、古代马具的研究、古代玻璃器研究、丝绸之路考古研究。代表性著作有：《唐代金银器研究》（1999年）、《吐鲁番阿斯塔那225号墓出土的部分文书的研究——兼论吐谷浑余部》（1983年）、《丝绸之路美术考古概论》（2007年）等。曾获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等多项奖励。承担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重大课题“汉唐陵墓制度研究”、“边疆考古研究”、“古代中外关系史：新史料的调查、整理与研究”等课题。
本次讲座主要围绕生与死的对接——墓葬展开，重点讲述了魏晋时期墓葬一次大的转变，即从厚葬到薄葬。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薄葬并非单纯的倡导节俭，而是对死亡新的认识，对地下家园的不信任感，导致了人们试图改头换面，移风易俗。同时，丧葬是权力和社会时尚的表征，对祖先亡灵的终极关怀，要试图将死者生前理想挪入地下，来体现活人和死人难以割舍的联系，也有出于生者现实功利的考虑，通过丧葬进行政治争斗。此外，丧葬活动会针对现实，在与时沉浮中现实人们的愿望，需要遵循社会舆论的认同和政治权利的监督。在许多情况下，丧葬活动与其说是对死者的哀伤与悼念，不如说主要是生人的行为表现和目的追求。
墓葬是生与死的对接，也是联系死者和生人的情感纽带，不是文字记录，却扑朔迷离、耐人寻味。它的可视性，将抽象的生死观鲜活地展现，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信仰的差别中，更深刻地反映了社会历史的变迁。“事死如事生”是中国古代的丧葬中长久、牢不可破的观念。死亡虽是悲情的结尾，却是美妙故事的开始。在那死者的永恒庇护所内，甚至有既细致入微又奇幻丰富的创造。人们相信，将墓葬建造的华丽，也可以保佑生人。张衡《冢赋》云：“幽墓既美，鬼神既宁，降之以福，于以之平。”
墓葬是死者地下的家园，被称之为“阴宅”，试图对现实生活直接模拟。反映出人们认为死亡是有限人生的终结，却是另一段永恒岁月的开始。人们希望延续生前的舒适，保持煊赫的排场，因此殚精竭虑地营造地下世界。然而，墓葬毕竟在“阴间”，设计、建造、材料、环境上有局限，复杂的观念难以表现，于是，另一种手段可作为补充，即在墓中放置随葬品、雕刻图像、绘制壁画。
墓葬的宅第化，虚拟了生活的空间，使生命的终结凸显现出新的意义。除了模仿现实，经过漫长的演化，也融入丧葬礼仪的功能。东汉中晚期墓葬盛行营建横前堂，是摆放物品举行祭奠仪式的场所。不过，墓葬在魏晋时期迎来了一次大的转变。
东汉末年中国陷入了持续激烈的军事冲突，无休止的争战导致经济凋敝，战乱中的各方势力为应对战争、筹措军饷，开始疯狂盗墓以获取财宝。汉末权臣董卓下令手下大将吕布“发诸帝陵及公卿已下冢墓，收其珍宝”。曹操曾对尊显的梁孝王陵“帅将校吏士亲临发掘，破棺裸尸，略取金宝”。曾经参与过盗墓的曹操提出了“不封不树”的薄葬主张。与东汉大量墓葬相比，贵为王公的曹操墓显得简陋寒酸，与死前遗令自己身后要薄葬相吻合。随葬品中的圭、璧采用石料制成，少量玉珠、水晶珠、玛瑙珠也只是衣服或器物上的装饰，铁甲、铁剑或为生前用物，陶器多为明器。
魏文帝曹丕的态度更为鲜明, 他把墓葬遭盗掘之事归咎于封树之故：“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死前在诏令中申明：“骨无痛痒之知，冢非栖神之宅”。“为棺椁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故吾营此丘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后不知其处。”还严厉指出：“若违今诏，妄有所变改造施，吾为戮尸地下，戮而重戮，死而重死。”接下来的西晋宣帝司马懿、景帝司马师主张并无二致，都采用了薄葬。魏将郝昭遗令中说“吾数发冢取其木以为攻战具，又知厚葬无益于死者也” 。
大量墓冢被盗掘带来的警示，几乎颠覆了墓葬是人们死后的的看法。“死者不知，生者不得”，以及“厚葬无益于死者”的观念，有共同促成了魏晋时期提倡的薄葬的做法，因此薄葬并非单纯的倡导节俭，而是对死亡新的认识，对地下家园的不信任感，导致了人们试图改头换面，移风易俗。
在与时沉浮中，魏晋以后的墓葬中创造了新的形式，既遵循了“事死如事生”的原则，又适应了新的观念。单室墓看似简略，却重新定义了墓葬空间中的功用。在棺前加设了小祭台，下葬时生人和死者在这个平台上通过祭祀活动来实现幽明两界的沟通。墓室墙壁上砌放置灯的壁龛，龛下设直棂窗。墓葬面貌的改变，并未触及到人们生死观中认为墓葬是死者能延续世间生活永恒地下家宅的基本看法，只是针对现实，在墓葬建造方式上的变通。
除了墓葬面貌的改变，随葬品也有很大的变化。曹魏西晋的最高统治者接连发布了薄葬令。薄葬不仅使墓上建筑、石刻之类被取缔，墓内的随葬品随之大为减少。“魏武以送终制衣服四箧，题识其上，春秋冬夏日有不讳，随时以敛。金珥珠玉铜铁之物，一不得送。文帝遵奉，无所增加。及受禅，刻金玺，追加尊号。不敢开埏，乃为石室，藏玺埏首，示陵中无金银诸物也。汉礼明器甚多，自是皆省矣。”在不可知的世界里建造人间乐园，不可能全部照搬、复制，汉代众多的随葬品中，其他物品减少、消失后，俑成为例外，反而开始兴盛。
此外，丧葬是权力和社会时尚的表征。对祖先亡灵的终极关怀，要试图将死者生前理想挪入地下，体现活人和死人难以割舍的联系。也有出于生者现实功利的考虑，通过丧葬进行政治争斗。李贤墓中有“雍王”墓志和“章怀太子”墓志。前者是官样文章，对李贤死因极力掩饰。第二方墓志堂堂正正地刻上了“大唐故雍王赠章怀太子”的字样。 “雍王墓志”说李贤是“恩制追封雍王”，“太子墓志”却说是“皇太后使司善卿李知十持节册命，追封为雍王”。
古代礼仪中“孝”至关重要，“丧祭之礼立，则孝慈着”、“欲求忠臣，必于孝子”。百官如获得“孝”的评价，可以带来升迁的机会。开皇二年（582年）鄜州刺史达奚长儒母丧去职，“水浆不入口五日，毁悴过礼，殆将灭性。天子嘉叹，起为夏州总管三州六镇都将军”。稷州奉天令独孤思贞守丧时“三年斋居，七日不食”赢得名声，获得“特赐龟，加一阶，除干陵署令”。极端的守丧行为能得到嘉奖，主要是推崇“孝”的社会舆论在推波助澜。
讲完古代，我们看看近代。民国初年，北京城热闹非凡，不是因为喜庆，而是一场送葬。从中南海到北京西站，一支的送葬队伍缓缓而行，西洋的陆海军仪仗、乐队陪伴着和尚、道士，遗老遗少的长袍马褂与外国使节的西装革履遥相呼应。三四千人的队伍中扛铭旌的、撒纸钱的之外，传统的牌楼享殿、现代的轮船汽车一起成了冥器，最后由三节专列在101响礼炮声中浩浩荡荡驶向河南，由32名扛夫抬着灵柩、75个僧道的经文咒语，送入早已准备就绪的陵墓。显赫隆重又光怪陆离,不古不今、不中不西送葬，是袁世凯的葬礼。丧葬活动也是一个社会的缩影，如今奢华的红白喜事仍在中国上演，也是社会风貌的一个缩影。
人类始终在生与死两个世界徘徊，对如何博得永恒颇为热衷，并通过极其复杂的处理方式加以表现，既取决于人们的生死观的变化，也反映生者的意愿。生命与死亡对接的丧葬活动如何操作，墓葬如何设计、装饰，随葬品的选取、摆设，都会针对现实，在与时沉浮中现实人们的愿望。需要遵循社会舆论的认同和政治权利的监督。在许多情况下，丧葬活动与其说是对死者的哀伤与悼念，不如说主要是生人的行为表现和目的追求。
（范予晨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