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演揲儿法”中拯救历史——元朝藏传佛教传播历史的重构与解读
沈卫荣
清华大学中文系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教授
讲者简介：
沈卫荣，南京大学历史系学士、硕士，德国波恩大学中亚语言文化系博士。现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带头人。历任尼泊尔蓝吡尼国际研究所研究员、哈佛大学印度梵文研究系合作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汉藏佛学研究中心主任等职。主要研究方向为：西域语文、历史，特别是西藏历史、藏传佛教和汉藏佛学的比较研究。主要著作有：《〈圣入无分别总持经〉对勘及研究》（2007）、《西藏佛教历史的语文学研究》（2010）、《想像西藏：跨文化视野中的藏传佛教及其形象研究》（2014）等，主要编著有：《汉藏佛教研究丛书》（已出8种）、《多语种佛教古籍整理和研究
丛书》（2012年）、《文本中的历史——藏传佛教在西域和中原的传播》（2012年）等。
有元一代，蒙古大汗宠信番僧，藏传佛教曾于蒙古宫廷内外广泛流传。但由于汉文文献中与此史实相关的第一手资料并不多，这就使得后世对元代藏传佛教流行之实情知之甚少。人们对这一史实的认知基本都来源于《元史·哈麻传》，其中记载了哈麻向元顺帝推荐“演揲儿”之法，又有西番僧向元顺帝传授“秘密大喜乐禅定”，又名“双修法”，“演揲儿”，都是房中术，因此元顺帝日日沉迷于这些藏传佛教密法，荒淫无度，以致亡国。但这段记载虽为“正史”，实际上则是出自小说家言，即明初士人权衡之私家笔记《庚申外史》。根据《庚申外史》的记载，蒙古大汗宫廷中流传的藏传佛教修法主要有三种：“演揲儿法”、“秘密大喜乐禅定”以及“十六天魔舞”。但《元史》在采用《庚申外史》之小说家言的同时，却又出现了明显的误解，不仅将“演揲儿法”和“秘密大喜乐禅定”混为一谈，还将“妻室”之“室”字误读为“所处之室”的“室”，对后世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虽然《庚申外史》的记载实不可信，其中的君臣口吻也完全是汉氏腔调，实与元君臣的胡人身份不符，但这种记载却形成了元末宫廷修习藏传佛教史的官方说法。这种“官方话语”长期在民间流传，且被不断演绎，给这段历史增添了浓重的戏剧色彩。比如伪托唐寅选辑的明代色情小说《僧尼孽海》，专讲僧尼淫乱之事，其中就有一则故事题为“西天僧西番僧”，不仅照抄了《元史》中关于“演揲儿法”和“秘密大喜乐禅定”的记载，还将其演绎成了汉族房中术中“采补抽添”之“九势”。而这所谓“九势”源出于中国古代房中经典《素女经》，与藏传密教的修法毫无关系。另外一个例子是1983年发表于《人民文学》的一部短篇小说，题为《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作者为马建。这篇小说以游记的形式讲述作者于西藏的所见所闻，但它们不过是一些现代版的《僧尼孽海》式的西藏故事。说到底，这部小说延续的只是汉族文化传统中对藏传佛教的一贯看法，其根底甚至可以直接追溯到《庚申外史》。
此外，传说到过中国的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在其《马可波罗游记》中也留下了误解藏传佛教的记载。一方面马可波罗称西藏喇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魔术师，另一方面则批评西藏人是最肮脏、最没有性道德的人，藏族母亲可以随时把自己的女儿献给外来的商人、僧人等等，以换取一件可以是完全不值钱的小礼物。年轻女子获得的这样的礼物越多则越受人羡慕，马可·波罗甚至挑逗性地鼓励西方青年去西藏，随便享用白送给他们的“室女”。
那么究竟何谓“演揲儿法”？近年来随着一系列源出于西夏、元、明时代的藏传密教文献的发现和相关研究，我们对所谓“演揲儿法”和“秘密大喜乐禅定”的教法背景已不再是完全陌生了。我们所做的是在一系列汉文、西夏文、畏兀儿文、蒙古文翻译的藏传密教文献的基础上的语文学的研究，找出与汉文历史文献中出现的那些藏传密教修习、仪轨之名相对应的藏文词汇，把它们放在藏传密教修习的本来的宗教语境中做出准确和合理的解释，这样才能正确地理解和解释这些文本中所涉及的藏传密教修法和义理。这样的文献包括黑水城出土藏传佛教文献、吐鲁番出土回鹘文佛教文献等。
实际上，所谓“演揲儿法”指的是藏传密教中的幻轮修法，即通过一系列的肢体动作（瑜伽），来修习人身中的风（气）、脉和明点等。修习幻轮的目的主要在于调节风脉，强健身体，以帮助修行者消除身体的各种疾病，打开体内各处脉结，维持脉管中气息的畅通，并能使人的身体具有八德五相等威仪。它是一种类似于今日流行之气功的瑜伽修习法，西方人称MagicMovement，多为藏传佛教各派所传无上瑜伽部究竟修习法，或曰圆满次第修习之前行。而“秘密大喜乐禅定”，或曰“双修法”、“多修法”，则是依“行手印”、“明妃”修习欲乐定，渐次得“四喜”，体认乐空无二之理，现证究竟菩提，即身成佛的一种特殊的修行仪轨。此外，“十六天魔舞”则是对无上瑜伽部本尊胜乐金刚之中围（坛城）的一种供养，由十六位“明母”，或者“天女”，手持各种乐器，随着特定的念诵和音乐翩翩起舞的一种宗教舞蹈，它不但与情色、淫戏无关，而且常常只是一种“意生供养”，即是密教行者自心间化出十六天魔舞女，于其观想中以想象的“十六天魔舞”的形式作为献给胜乐佛之坛城的一种供养。所以《庚申外史》及《元史》将蒙古宫廷所传的藏传密教修法定义为“房中术”、“淫戏”，并将蒙古大汗热衷于修习藏传密法当作其骤然失国的原因，这显然不是历史的真实。上述这些于元朝宫廷中所传的藏传密教修法大部分与“密教性爱（双修）”无关，它们也并非于元朝末年才开始于蒙古人中间传播的，至少元世祖忽必烈（1215—1294）已经在八思巴帝师（1235—1280）的指导之下，修习过上述所有这些仪轨。元代蒙古人的藏传佛教信仰对其后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影响，这或是短命的蒙古征服王朝给后世中国留下的一笔十分持久的遗产。以推翻蒙古统治而建立起来的明王朝，并没有因为藏传密教曾被认为是导致元朝迅速败亡的罪魁祸首而禁止它在明代中国的传播，相反，明代的大部分皇帝对藏传佛教的信仰较之蒙古人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今天所见明代翻译成汉文的藏传密教文献远远多于元朝，像“演揲儿”这样的修法不但继续流行于明朝宫廷，而且显然也传到了满清宫廷之中。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大量源自西夏、蒙元和明朝的汉译藏传密教仪轨，大部分出自满清宫廷的收藏。
（韩艺丹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