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Religion”到“宗教”——明治前期日本人的一些思考和理解
渡边浩
东京大学名誉教授
讲者简介：
渡边浩，1946年生于横滨，东京大学博士。现为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日本法政大学教授、东京大学出版会理事长，曾兼任东京大学法学部长，东京大学副校长等职。师承日本著名思想史学者丸山真男，主要研究领域为日本政治思想史和亚洲政治思想史。主要著作有《近世日本与宋学》、《东亚王权与思想》、《日本政治思想史：十七～十九世纪》等。
明治时代，在舆论界领导“文明开化”运动，并发挥了巨大影响力的是福泽谕吉。福泽在《西洋事情》（1866年出版）的开头列举了24项值得关心的西方事物，并加以解说。但是，这24项事物中不包括“宗教”。从1871年起，以学习“文明”的内容和方法为目的的政府使节团，即岩仓使节团一行历时两年多访问美国和欧洲各国时，对当时西方社会中“宗教”的兴盛感到震惊。但在《西洋事情》中，福泽却丝毫未谈及基督教。这也是本书第四部分没有涉及当时的日本人如何理解欧美的“religion”这一问题的原因之一。
因此，今天我想谈一谈religion和宗教，以作为本书的补充。不过，我并不准备讨论“儒家是不是宗教”这个问题；而是想向大家介绍一下，当19世纪后半期的日本人遭遇欧美的religion时，是如何理解它的。在将religion译为“宗教”一词之后，又是在何种意义之上使用和理解它的。
当然，这是有关日本的话题。但“宗教”这个词照原样“出口”至中国后沿用至今。想必这个话题与各位也并非全无关系。下面，我们来看看“宗教”这个日语词最早是什么意思。
1、日本没有Religion？
1853年，美国总统使节团到访日本。在美国使节团和其他外交官的强硬要求下，德川将军领导的日本政府渐渐允许西方人访问日本。一些到访过日本的欧美人留下了日记和游记。从这些资料来看，他们时常惊讶地注意到，地位较高的日本人似乎不信奉任何religion。对此，福泽谕吉就曾讲过：“我国的士人大都不信奉宗教，从幼年起不祈神、不拜佛，也能维持他们的品行”（《通俗国权论》，1878年）。因此，当时赴西方访问的日本人，反而震惊于西方社会中被称为religion的事物的繁荣。而绝对不是一些人所想的那样，对“文明国家”的“世俗化”（secularization）进程感到惊讶。那么，当时日本的上层人士究竟对这个被称为religion的事物作何理解呢？
2、“宗旨”与“宗门”
德川时代有“宗旨”和“宗门”这两个用语。这两个词语的意思大致相同，指的是佛教“各宗”和“吉利支丹”。所谓“吉利支丹”，是指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在日本广泛传播，后来遭到德川政府镇压的基督教。在名义上，“宗门改”或“宗旨改”是政府针对并非基督教，而是没有威胁的佛教徒进行的调查。而实际上，这种“宗门”和“宗旨”调查同时涉及基督教和佛教。在这一意义上，religion似乎可以被翻译成“宗旨”和“宗门”。然而， “宗旨”和“宗门”显然被德川政府视为治安管理的对象。为防范基督教，德川政府规定各家各户都要登记至佛教某一“宗旨”的寺庙之下。
儒教不属于这里批判的“宗旨”、“宗门”。儒教一般仅被称为“学问”。当然，“武士道”也不是“宗旨”、“宗门”。那么，religion是不是“宗旨”、“宗门”呢？1862年出版的《英和对译袖珍辞书》（作者堀达之助）将religion翻译为“宗旨、神教”。但至明治（1868～1912）初年，又有多种religion译词被创作出来。这是为什么？我想，这或许是因为当时的知识分子领袖们认为，“宗旨”、“宗门”等用语是指治安管理的对象，不适合用来指代“文明国”所尊崇的religion吧。
3、“教”
明治初年新出现的religion译词有“法教”、“教法”、“教门”、“神道”、“教道”、“神教”和“宗教”。“法”是梵文dharma的汉语译词；而上面所列举的译词多将religion译为“教”，而不是“法”。翻译者们基本上一致认为，religion是一种“教”而非“真理”。
那么，什么是“教”呢？我想，这里的“教”指的是儒学之中的“教”，因为儒学是当时多数知识分子拥有的基本修养。众所周知，在《中庸》一开始有这样一段话：“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按照拥有儒学修养的人的一般理解，首先存在万人共通的“道”。其次，为了使人们遵循“道”，“教”被创造出来。“教”并非单纯指“教义”，还有教育、教训、大教、教化等种种用法。“教”包含仪式。施行“教”本来是统治者的任务。
我想，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也是这样理解的吧。这个“教”之中，并没有与“俗”相对的“圣”的含义。拥有这些儒学常识的明治日本人大概会认为：这是为了引领人进入“道”而设的“教”吧。“教”是通向“天理人道”的种种诱导手段和指导方法。
另一方面，“宗教”的“宗”，大概被理解为日常用语“宗旨”、“宗门”、“宗派”、“诸宗”、“净土宗”、“禅宗”中的“宗”。因此，“宗教”归根结底是指拥有“宗旨”形式的“教”，或者说各种各样“宗”派的“教”。如果这样来理解的话，“文明”各国之中“宗教”的兴盛就合情合理、理所当然了。因此，在各种译词的生存竞争之中，“宗教”最终获得了胜利。
当时的日本人对“宗教”的理解也容易同德川时代经常被谈论的“三教一致”论联系起来。这种构想进一步扩大，则变为“百教一致”论。比如说，曾留学荷兰的明治初期知识分子领袖之一——西周出版过一本题为《百一新论》（1874年）的著作。这里的“百一”指的就是“百教一致”。
明治政府岩仓使节团的正式报告书也将“教”默认为具有劝人向善的功能。
福泽谕吉也在其晚年著作《福翁自传》（1899年出版）中，列举了想在余生中再做的三件事。第一，引导国人的素质逐步变得高尚，使他们不负真正的文明之名。第二，不管佛法也好，基督教也好，树立宗教以缓和民心。第三，大量投入金钱，使人们研究有形无形的、高尚的学问。大概就这三条。福泽认为，不管“佛法”也好，“基督教”也罢，归根结底都是一般民众所需要的“教”。
4、选择
“文明”一语出自《易经·文言传》。西欧“文明”各国中“教”的兴盛，刚好符合了儒学的常识。不过，这种“教”拥有“宗教”的外形，在“宗教”薄弱的日本要如何是好？这是摆在明治时代知识分子领袖和政治家面前的重大课题。
实际上，“宗教”薄弱不是普通民众的特点，而正是知识分子和政治家这一阶层的特点。他们将其作为普通民众的问题来考虑，大概是因为他们认为杰出的士人就算没有“教”也不会作恶吧。
鉴于“文明国家”都是基督教国家，日本自然而然地出现了应该将基督教树立为“国教”的主张。在当时，多名知识分子领袖都持有这一主张。如中村正直、津田真道、矢野龙溪、加藤弘等。这些讨论，或有鄙视信仰、愚弄religion之嫌。确实，这些知识分子并不追求自身的救赎或者死后前往净土。矢野称其为“便利”，井上称其为“治安工具”，加藤则公开宣扬自己不信宗教。这些并不是明治知识分子的浅薄和玩世不恭。他们的态度是认真的。只不过，现在的我们已经不能轻易理解他们讨论的前提了。与其说他们关心的对象是religion，倒不如说他们对于有利于民众和国家的“教”的问题更抱有危机感。
那么，日本应该如何是好？ 西村茂树认为：因为“今日的世外教只能得到下层社会的信仰，而无法获得上层社会的信仰”，所以只得依据“世教”。但是，这种“世教”，“并非儒教，并非哲学，毫无疑问也不是佛教和基督教”，“然而这种世教又类似儒道，类似哲学，同时还吸收了佛教和基督教的部分内容”。由此来看，西村的回答是提倡这样一种“折衷”之“教”。
此外，西村还论述了“尊戴皇室”的重要性。“如民心所向一致，则国家稳固。如民心所向不一，则国家不稳固。西方各国之所以尊崇宗教，想必乃是为了使民心趋同。在日本，已经存在至贵至尊的皇室，如果使民心都向往皇室，那么国家的稳固和安全不求而得。何须借助宗教之力。”像这样，西村寄希望于“尊戴皇室”和折衷之“教”来替代宗教。
以上的种种摸索，最终归结为明治天皇制国家的构造。天皇不信奉任何宗教，但实际上他是教主。明治天皇制国家的统治者们宣布，将“通之古今而不谬，施之中外而不悖”的道德作为“教育”的根本，在此范围内承认“臣民”的“信教自由”。与之相比，明治天皇制国家中种种民间的“教”，都是在天皇的指导之下，首先为维持和振兴“道德”（实际是所谓“国民道德”、“臣民道德”）而存在的。如果给它们定位的话，可以说它们是处于国家“教”会内部的各个“宗”派。然而，与天皇制密切结合的“国家神道”却被看成非“宗教”的存在和高于各种“教”的存在。
当时的不少“宗教”家将主动宣扬“国民道德”作为自己的主要责任（当然，也有人并不这样想）1912年，内务大臣原敬召集多名教派神道、佛教和基督教的代表召开了会议（“三教会同”）。与会各方做出了如下决议：“吾等各发挥教义，助守皇运，以期进一步振兴国民道德”他们实际上认为：“宗教”的存在是为了“振兴国民道德”。
被称为Atheists的日本知识分子领袖和政治家们，对西方的“文明国”重视religion，甚至往往将其定为“国教”来维持道德、统御国民的做法感到惊讶。同时，他们对日本当时的状况感到担忧。这些担忧最终促成了明治天皇制国家的形成。然而，明治天皇制国家并非是“日本味”的，而是拥有中国思维模式的明治人以他们所理解的西方为榜样构想出来的东西，可以说是将“中国风格”与“西方风格”进行折衷后形成的奇妙的“教育·宗教”国家。
（谢一峰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