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郎是否自大：论西汉时外围政权与中国的关系
甘怀真
台湾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讲者简介：
甘怀真，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现为台湾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曾任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助教授，台湾大学历史学系主任、文学院副院长、东亚文明研究中心执行长等职务。研究领域为中国古代政治史、礼制与皇帝制度研究、东亚王权与儒教。主要著作有《唐代家庙礼制研究》、《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中国古代政治史》等。
上个月我在北京开会的时候遇到葛兆光教授，他讲到他在贵州的一些事情。我最近也在做一些云贵高原方面的研究，作了一点笔记，开玩笑说，是要为夜郎翻案，其实也没有这个意思。总之，我希望用一个小题目串成一个比较大的关怀。
我们检讨二十世纪的历史学，其实主要的关怀是检讨民族主义历史学。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民族主义本身的对错，和对现状的影响。这不是历史学家要去解决的问题。我关心的是，20世纪的中国，面对整个中国的集体失败，用民族主义去建构整个现况，去了解我们过去的历史。当然，它有很多的发明和动力。很多人研究中国史就是从这个动力来的。但是我们在很多地方是不是也没有看清楚历史的现状？作为汉朝郡县外围的一个边缘政权，夜郎国是一个有趣的例子。整个皇帝制度的规模订立在汉朝。因此，我们要理解整个皇帝制度的形成期，就必须要研究汉朝。
我自己最近这几年的研究，主要是在关心东北，或者说东北亚；也在琉球大学讨论了有关琉球国的问题。这些问题，我都是希望通过册封体制讨论中国境内外的政权同中国的关系。当然这些讨论中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就是天下。“天下”作为一个理解中国的关键词、关键点，其实已经很久了。我们只能说：中国史的研究水到渠成，使得很多人都跟我一样，在2000年开始的时候，越来越多地关注到这一课题的研究。
20世纪主流的历史学，都是从nation这个角度来讨论历史的。说传统中国是前近代的民族国家，是有它的道理的；现在，又有人说中国是一个帝国国家，这也有它的道理。然而，我们用西方的历史经验所得到的民族国家概念来研究西方历史，或许还有一点道理。但是你拿来研究中国，研究东亚，的确是有些操作上的困难的。概念本身没有绝对的对错。它都是我们掀开历史的帷幕，用手电筒照亮里面的一种方式。民族国家照到了一些地方，也让我们漏掉了很多。我们希望，是不是能够从中国历史的自身，去了解历史上中国的agent（行动者）。他们怎么去思考中国的政体是什么。
只要是对此有兴趣的人，很容易就会找到“天下”这两个字。从内部的郡县，到外部的朝贡，再到外部的互市、绝域，构成了天下秩序的同心圆。然而，这种同心圆其实是有它的问题的。因为它把郡县视为一体，把外在世界也视为一体。今天要证明中国有这种制度，其实是很难的。这种同心圆式的理想结构，顶多就是儒教的理念，用来缘饰一些政策。到底中国有没有这种制度呢？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我也不要把话说绝了；但我认为：研究天下，应该重新把它放回中国史的脉络中去。
在我看来，“天下”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概念，而是一个概念“丛”（complex）。所谓“天下”，不是一个对应于外部的铁板一块，而是一个君臣团体所结合的世界，最顶层是国。诸国当中有一国的国君受天命，它就可以成为治天下的天子之国。但在天下-国家概念中，这种“国”跟现在的state又有所不同。自威斯特法利亚条约以来，现代的国，无论大小，都是平等的。可是在东亚，在中国，“国”的地位是由君主的爵位所决定的。这种传统的天下-国家概念，在公元前四世纪，也就是中国知识爆炸，诸子百家兴起的时期，得以进一步理论化。但历史的发展并不是由理论决定的，而是由政治、军事的现实所决定的。秦朝一方面通过郡县制的方式统一了中国；但他说“并天下”，则继承了战国时期对于天下的界定。楚国背景出来的刘邦，宣告他继承秦的制度。他除了采用皇帝制度之外，也称“并天下”，造成了郡县制的理论。
我们讲云贵高原上的夜郎和滇为什么会在西汉时期成为重要的国家，其实是可以理解的。汉朝前期，西边是它郡县的区域，东边是它封建的区域。这是中国史的常识。我们过去所理解的周代的封建，你所想象的就是一个统治集团代领着一群人到一个空地上建立它的移民地，这就是钱穆所谓的“武装移民”。然而，这个移民的过程是很复杂的。因为它不可能是在空地上，附近一定有强势的族群。所以，我要实行“封建”，建立国家、建立聚落，就必然会与周边的人群通婚、打仗，与其统治阶级联合起来，建立政治联盟。然而，郡县制是另一个概念。它的形成比较晚，是统治集团进入已有相当发展程度之地区的产物。什么叫郡县，其实就是在这些区域中设置一些军事和政治性的城，跟附近区域间充满了商业与经济交换的目的。这样的郡，需要把人移进去。因为你要从事经济开发，劳动力是最关键的。总之，从封建制到郡县制是一个发展的脉络。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是一个历史的分水岭。但历史却没有因此而断裂。原来各国的政治集团向外推行郡县制的步伐也并没未停止。汉朝初年，他们仍秉持着天下即郡县的观念。因此，汉帝国继续支持将原来六国向外发展的地方继续郡县化。所以你就可以看到，汉朝前期，一直到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向外扩张的时期。既如此，中国开始接触到夜郎、滇国，其实一点都不意外。战国的国家向域外发展的线索，可以推到这个时期。
根据《史记·西南夷传》的记载：“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使者还，因盛言滇大国，足事亲附。天子注意焉。”这里，我们暂不去讨论是夜郎自大，还是滇王自大的问题。但这里的滇王和夜郎，都以为自己是一州主。在此，州是一个很有趣的概念。在古人的想象中，世界是由一个个被河、海环绕的州组成的。中国作为一个大州，又分为各个小州。夜郎和滇，便认为他们与汉一样，占有一州之地。
我们讲夜郎自大，应该有两种可能性。一是他无知，因无知而自大。然而，夜郎此时的经济发展程度且不论，其交通枢纽的地位则是毋庸置疑的。具体而言，它与巴蜀、楚地（长沙国）和南越之间，都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在汉朝的时候，帝国中存在多元的行动者。换言之，不是整个帝国去打了夜郎，通了西南夷，而是帝国中特定的行动者基于自己的利益，去做了这类事情。
根据我的理解，当时中国的政治结构，用一种很理想的形式，可以分为部落-邑-（小）国-（大）国-帝国四个不同的层级。《史记》中所载夜郎与南越广州之间的关系，让我联想起一个比较炫的概念，就是所谓的苏门答腊型国家。这是我从东南亚史中学到的，即以港市为中心的国家。这些港市之间相互联系，建立贸易；但港市没有生产，所以他们沿着河流，到上游去寻找生产者，通过战争与征服，建立各种政治联盟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广州也是这样一个港市。在漫长的时间中，他们沿着珠江，到达物产丰富的云贵高原，在夜郎进行了某种交换。总之，夜郎与外部世界绝对不是隔离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夜郎绝对不是无知于外部世界。
对于贵州的夜郎国而言，它遇到的是新的外部势力的进入（即汉的进入）。我们不能认为这里从来没有外面的人进来过。应该说，它根本就是一个四战之地——大家都要的地方。中国人如何通夜郎，方法是很有趣的。据《西南夷传》所载：“将千人，食重万余人”。《史记·平准书》也说：“当时汉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然而，所谓“率十余钟致一石”，你带了很多的米，但边走边吃，还未到目的地就已消耗殆尽了。于是，他们只好“散币於邛僰以集之” 在当地发放一些币去贿赂当地人，要一点粮食。随后，他们不断地去接济粮食，但也未能成功。另一重要的史料，则是《西南夷传》中所说的“约为置吏，使（夜郎君长多同）其子为令”；“独置南夷夜郎两县一都尉”。这是一个典型的“边郡制度”。对此，严耕望先生有非常好的阐述，这里就不再详细讨论了。总之，夜郎并不是因为无知于外部世界而自大，其之所以作出这样的比较，应是另有原因。
至此，如若我们重新来思考汉，以及宣告要继承汉的曹魏和西晋这五百年间整个政治体制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讲说“夜郎自大，我与汉孰大”？就会进一步去追问，这里所说的“汉”是谁？在汉朝的历史中，其实你只要不带成见地去读那些史料，你就可以知道“汉”似乎不太用来指称全部的帝国。我强调这一点，并不是想要否认当时的中国并不存在一元的政治体系，而是想要去讨论这个一元政治系统内部的构造是什么。时人对于“国”的想象，也跟我们今天不一样。如《三国志·魏书》的《东夷传》中所记载的“倭国”，便是指复数的倭国。汉朝所册封的倭奴国王和滇王，也并非整个九州地区和滇地实然的统治者，而是应然的统治者。从汉国到唐国，中间经历了五胡乱华。到了唐朝，我们已经非常明显地看到，唐国就是整个郡县的区域。这一点，从日本的史料（如《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和《日本书纪》）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他们讲到唐国，不是指长安一带而已，而是指代唐朝境内的郡县全体。
在我看来，帝国一直存在多元的行动者。很多事情，我们不能去思考这是帝国在针对什么采取行动。我所曾讨论过的隋炀帝征琉球，便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对于帝国而言，最大的威胁不是周边造反，而是内部分裂。正因如此，其册封周边的一些政权，进行某些交换和“让利”，也是为了给封疆大吏们一点颜色看看。最有名的例子，就是高句丽向东汉朝贡。因为辽东不断欺负它，所以汉帝国认为辽东才可怕，所以就封给高句丽一个王。
或许，我们从这种帝国中的多元行动者、区域内外之国的各种关系，才可以重新地去理解：为什么中国能够成为这样一个大国。而在19世纪后期民族主义国家兴起以后，帝国都崩溃了；中国又何以能够避免这样的命运，成为少数未发生分裂的前近代具有帝国性质的国家之一。
（谢一峰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