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法国家》的理论和经验
赵鼎新
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终身教授
讲者简介：
赵鼎新，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社会学博士，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终身教授，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千人计划”教授。曾任北美中国社会学家学会主席、芝加哥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中国委员会主席、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等研究中心研究员等。主要研究领域为历史社会学、社会运动、社会变迁、经济发展与民主转型。主要著作有：The Confucian-Legalist State: A New Theory of Chinese History、The Power of Tiananmen: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the 1989 Beijing Student Movement、《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民主的限制》、《国家、战争与历史发展：前现代中西模式的比较》等。
赵鼎新教授首先谦称自己转入社会学是谓“玩票”。文革时研读古代典籍，以及学习生物学时阅览西方经典的经历，使得中年才由生物学转入社会科学的自己，幸运地拥有了不被西方理论所困的学术视野，以及无学术偏见、不同于西方的叙事体系。
对于本书，首先要介绍的是其写作背景。本书是一本“捣蛋”之作，表达了自己对社会学、历史学，乃至于对美国整个社会科学的不满，同时也是对1840年以来的一代知识分子的不满——他们在线性史观下，将西方做学问的方式看得太高了，在世界话语体系下占不住位置。费孝通在抗战前中日矛盾突出的社会背景之下，却去研究英美偏好的足球问题，这样的研究旨趣是许多民国学者之病，也为七十年代学者所继承。现在美国的学术“大牛”，也多将自己学术领域内的大人物奉为最好的学者。因此，应该从话语权的角度与西方建立一套对等的体系，当然，这或许永不可及。当代大家如佩里·安德森、威廉·麦克尼尔等都是对现有社会理论提出自己的看法的人，某种程度上，他们是在对19世纪线性、单向的看问题方式的反思。赵教授称，自己以他们为反思对象，首先选择迈克尔·曼作为矢的写作了本书。
自己对历史学的不满则在于，历史学家们为了破除19世纪的史观，将“历史是非线性的、非进步的，每一个人的历史都是自己个人的历史”当作政治正确，因而历史研究日趋细碎，见木不见林。中国不乏优秀的、研究专业而细致、基本功扎实的历史学者，如李伯重、阎步克、杨宽等，但他们要么无法从西方框架中脱开，要么缺乏好的史识，沦为“一群聪明的傻瓜”。
首先从东周历史讲起。春秋时期战争的主要国家都集中在北方，秦、晋、齐、楚四个大国渐渐吞并周围小国而崛起。在汉武帝之前的部分，自己主要用《左传》、《史记》等原始材料，以及数据统计等社会科学的考证方式。例如在考证楚、晋两国的实力高低时，自己通过考证郑国与楚、晋两国结盟时间的长短，发现楚国对边界的控制力强于晋。再结合一些其他因素，又发现春秋时期的楚国，国力远强于同时期的晋、秦、齐等国。
楚国的强大主要在于其成功的官僚制。北方诸国如晋、鲁、郑、齐等盛行封建制，因此往往二代而衰，实权旁落于大夫，出现“封建危机”。因此赵教授认为，可以用诸国的贵族家数及每家所传代数，来衡量每个国家的贵族强度。他发现，一国的贵族强度与本国诸侯被杀概率呈正比，即贵族势力越强，国君实力越弱。
赵教授称，在微观层面上自己主要用机制分析，在中层以上则用艺术建构。一个好理论首先是能够容忍更多多样性的理论，这种艺术性的理论实际上反映的是自己的品味——看不起“西方的那一套”、坚持政治不正确。他解释道，“国人”、“野人”的内涵，历经郭沫若、杜正胜等的讨论，被赋予了太多浓厚的价值观念，但实际上这个概念与现代“民主”、“平等”并无关系。
赵教授自述，对于中国是否会产生资本主义的回答，他的回答也与自己“政治不正确”的立场相关。欧洲资本主义的产生是个偶然，它本来就不会产生在中国、日本。研究18、19世纪世界转型的诸大家，如彼得·伯克、孔飞力、威廉·麦克尼尔等，都在有意无意之中默认资本主义是必然产生的，因而接受了各国历史都应该有“early modern”这一阶段，这使得他们语境中的欧洲与亚洲在时间性上同步了。实际上在14世纪以后，欧亚大陆的历史确实部分地同步了，以致于白银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能影响明朝的衰亡；但更多的方面并没有同步，例如宗教、精英关系、政治体制。因此相像的部分只是无意义的相像，并不等同。
意识到西方学者在时间性上的错误，就能理解“新清史”的问题所在。欧立德等认为，清代中国并非“中国”，清在18、19世纪的内殖民和扩张与英法的侵略无异。但赵教授认为，清平定噶尔丹、左宗棠征西，是传统的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冲突，与汉征匈奴、唐向西扩张性质无二。匈奴、突厥、噶尔丹败，而辽、金、蒙古成功统治中国，是因为后者进入时，中原农耕国家正处于衰败之中，这使得它们能够占领大片的农耕土地，转变生活方式。清虽然在版图、对边疆的控制手段上与明不同，但在与中国传统精英的关系、科层制这些方面与明朝仍然相当接近。总之，古代中国的扩张是传统时间性上的扩张，与近代西方线性时间性上的扩张性质不同。到19世纪工业革命之后，这种线性时间性扩张到全世界，成为了世界的主流时间性。
谈到宗教的问题，赵教授认为，古代中国的宗教具有极大的多样性，这是中国特殊的政治、宗教关系所决定的。在宋代，官府打击邪教，是由于其道德标准未能儒学化。由两宋到明清，儒学向国家、社会意识形态的渗透逐渐完成。此后中国宗教多样性越来越强，出现各式民间信仰，但只要不违背主流的儒学价值观，国家都不予以打击。中世纪的西方则正因为没有给宗教一个合适的、制度化的地位，才导致西方宗教在数量上更为单一，但政教冲突却更为激烈。
最后，赵教授总结道，自己写书时始终在考虑如何超越西方这种“末流学问”。在方法层面上，要用更少的自变量、容纳更多的多样性；在本体层面上，自己将笛卡尔的解析几何借鉴过来，抓住社会最根本的几条轴线，推理轴线本身隐含的社会机制（social mechanism）。想要学术真正中国化，不但要在方法上有所突破，更要在本体上突破。赵教授言，自己已经以自己的思维特点——“道家的辩证法”，给出了本书的答案。因此，自己希望青年学者应该充分意识到自己的特性，树立自信，敢于质疑，到那时，“学术就好玩了”。
（徐韵文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