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晚清文学与文化史的关系
李欧梵
香港中文大学冼为坚中国文化讲座教授
讲者简介:
李欧梵，香港中文大学冼为坚中国文化讲座教授，曾任哈佛大学讲座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1970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后于哈佛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芝加哥大学、印第安那大学及普林斯顿大学等多所美国大学任教，亦于香港大学出任杰出访问教授及香港科技大学任包玉刚文化研究讲座教授职务。主要研究领域涵括现代文学及文化研究、香港都市文化、电影、音乐及建筑等。主要著作有《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铁屋中的呐喊》、《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苍凉与世故：张爱玲的启示》、City between worlds: my Hong Kong、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modern China等。本次文史讲堂以座谈的形式展开。
这次之所以提出晚清文学与文化史这个题目，是因为我反对研究太过于专业化，我觉得人文这块中国从古到今包括今天西方的许多理论潮流都应是跨学科的。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晚清文学与文化史的关系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例子。最初我从文学的角度做起，陆续看了许多小说，一本一本的看，然后在课堂上讲。在研究过程中，我发现这些小说如果只作为文学文本的精读是不够的。我觉得在其背后有许多历史的因素，如果不管这些历史把文本抽空来看根本几乎体会不到晚清文学的全貌和精髓。于是我就开始恶补晚清的历史，不自觉得就把历史与文本联系到一起了。后来我又发现其实晚清小说文本并不是纯文学的文本，因为大部分文本都没有写完，都是在杂志上刊登的。于是我又开始研究晚清的杂志，晚清杂志卷帙浩繁，内容庞杂。其中杂志刊登的有小说、杂文，还有翻译，且翻译的数量在1907年以前多与创作的数量。后来创作数量也开始多起来了，和翻译小说混杂在一起。那些大量的翻译小说应当如何处理？我认为以上这些都应归于晚清文学之下，我研究的时候基本不把它们进行细分，这些都属于晚清文学。在这里就产生了应当怎么处理翻译的问题，因为晚清的翻译大部分都是半吊子的，都不是非常精确的翻译，不能用准确的信达雅翻译标准来衡量。当时翻译不只为了翻译，其目的是追求一个广义的文化意义的。于是我就不知不觉走上了一条文化史的路。
我最近在文哲所研究的是林琴南，好像老调重弹一样，这位老先生根本不懂外文，可是他翻译了一百七八十种文学作品，且完全是用古文翻译的，自始至终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中国的古文家，他不承认自己是翻译家，因为当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翻译家。我把翻译当做文学的东西来看，于是在处理《茶花女》的时候，我又发现由于翻译的因素，西方小说在经过了中文语境的改写之后，在林琴南的影响下，这本小说已经完全中国化了。严复、林琴南等人在当时带动了时代的潮流。然而，文学既能反映这个时代的潮流，又可以开创一些它自己的东西。文学世界基本上是一个文化想象的世界。“文化想象”一词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在台湾非常流行，认为晚清文学就是叫家国想象，民族国家的想象。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图像和文本的旅行》就是在处理广大中国文化里面各种文化想象力的问题。这个想象很复杂，作为一个文化史上要解决的理论问题，到目前还没有一个圆满的解决。
我在哈佛大学教书的时候，曾经与韩南教授一起开设晚清小说的课程。韩南教授从中国传统古典小说一路研究到晚清小说，他的几篇文章非常重要。各位可以看看他的《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里面有几篇非常精彩，探讨到了晚清文学。不过韩南教授的写法基本上是从文学上出发的，但他背后用了大量的资料，包括传教士的资料，虽然讲起来很琐碎，但晚清的东西不讲琐碎是不行的。比如说有一个叫做傅兰雅（John Fryer）的传教士，他向大家征集废鸦片为主题的稿件，不自觉中就创立了一种晚清的小说创作的新模式。所以韩南教授认为其实最开始讲新小说，提倡小说对于整个社会的公众作用的不是梁启超，Fryer比他早20年，是他第一次把传教士的资料带进了晚清小说。
我研究晚清翻译小说，到了研究后期我发现，处理这些晚清小说的翻译，不能用这种从高而下的思路，认为这些翻译这水平很差，翻译者都不懂洋文，写的都是半吊子所以不值一读，用这个态度来看就没法研究了。于是我就重新开始在台湾推动一系列的会议，就是讨论这类的翻译的问题。后来这些问题就变成了一个半理论的名词，叫做“跨文化的文本旅行”。
对于从文本本身来做研究，不得不提王德威教授的《世纪末的华丽》，他在这本小说中处理了晚清重要的二十几本小说，而且在序言里写了一个理论性非常强的精彩绪论，把整个晚清小说的轮廓勾勒出来了。我记得在台湾的清华大学讨论的时候，我们就花了半个钟头就讨论王德威这本书里面用的两个名词，其中一个就是革命。他说晚清文学一方面是革命的，一方是，用英文说就是“involution”，有人把它翻译成“内卷”，有人把它翻译成“内化”，有人把它翻译成“轮回”，都不大确切。我猜王德威的意思就是，晚清没有一个进化式论式的革命的观念，不是新的取代旧的，而往往是一种转折性的，一方面没有忘记中国传统文化的积累，可一方面又非往前走不可。受到各种冲击的时候，在晚清的文本本身的形式及内容上就产生了很多自相矛盾的东西。譬如《老残游记》和《文明小史》是同一个杂志同时刊登的，但两个作家所营造的世界却完全不同。从中可以看出，王德威处理得非常精确，可是怎么去处理这种乱七八糟的问题，就是没有“closure”，没有结尾的问题。甚至可以说文本所反映出来或吸纳进来的各类东西，甚至连作者都不知该如何处理。因为在中国传统的文类里面，在中国传统的叙事学里无法处理这么多新事物，可是西方的那一套理论在中国又不适用，所以表面上说是把西方的东西“华化”，把它们变成中国的东西了，譬如以前西方的历史书就变成了中国的历史演义,拿破仑就变成了司马迁手下的项羽，但其实在这种“华化”之后，原来的内涵已然发生了变化，就像最近崔文东等人研究的晚清时期文学作品中的几个英雄形象。在晚清英雄题材中已经有一些外国英雄的影子了，比如以华盛顿为代表的一系列建国型的英雄，他们带动了台湾学者所说的所谓“民族国家的想象”。一个新国家的兴起需要有几个重要人物站出来，那么这些“重要的人物”在中国却找不到合适的匹配，于是不得已要把外国的人物请进来，翻译成中国名字。
在以上我就是要将晚清文学的复杂而有趣之处向大家呈现出来，希望你们将来在葛、陈两位先生的指导下做出更好的成绩。我现在想提出一个系统总结式的观点，告诉大家几个继续在这个话题中研究的思路。第一个我要提出的方向就是晚清的文化与文学，从整体来看，王德威用的是“involution”的模式，我觉得把晚清文学放在历史的语境中应当做另外一番对比，这个对比就是我们基本是从五四的立场来推测，晚清文学在极强的内部与外部压力下不得不向前推进，它前进的动力是什么？政治上最终走向了辛亥革命，文化上最后走向了五四运动。倒过来讲我就要问一个相反的问题，可以和这个问题形成一个吊轨式的辩证法，在晚清文学特别是《老残游记》中反映出了一种非常明显的感觉，就是“夕阳无限好”，中国最美好的东西都已经衰落了。衰落归衰落，可是在衰落中，在这种“夕阳的余晖”中，林近南等半保守人士希望能从中寻找出一种新的动力，当时如果再没有这种新的动力支持，中国就有亡国灭种的危险，当时优生学就应运而生了，这是一种说法。这种世纪末式的吊轨，如果仅仅从五四的立场来看的话，是很容易被我们忽略的。不论如何，我们可以把它缩小到一个范畴来讲，帝制末的文化衰落是怎样进行的？而它背后在一个新的革命时代的返照又是怎样的？王德威的一个说法就是“抒情”，因为他抒情背后的着眼点是革命，是史诗式的革命。这个观点源于我的老师Prusek，捷克人普实克，王德威把它翻译成一本大书，最近刚刚出版的。这个观点也许可以用来做一个可能的参照系，能够照明某些研究晚清小说的不足。
第二个就是就是晚清文化小说、文学里面时空观念的改变。时间和空间他们永远是联系在一起的。对于空间的问题，复旦的邹振环教授很早就研究了这个问题，晚清翻译小说里面的人物与晚清地理的问题，地理学是怎样在它的文学想象力里面找到了所谓五大洲的观念。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用政治史的眼光把它解释为，对于中国的看法不只是传统的天朝观了，中国已经变成世界的一部分了。空间带动了一个更麻烦的问题，就是时间的改变，在西方的时间系统里，时间是直线进行的，这个大家都很熟悉，所谓“Uni-variant time”，就是从过去一直走向将来。直线进行之后才会有所谓乌托邦，这个时间观念如何进入到那个青黄不接的时候，进到晚清小说的想象世界，甚至用王德威的话来说，是改了一半儿又回来了，改变不了它的叙事模式。所以在这种青黄不接混乱的情况下，就变成了王德威所说的“世纪末的华丽”，就是出现了各种千奇百怪的东西。但是很多新出现的东西一开始大家不以为意，多年之后才会带动我们的一些回响，这些回想让我想到，晚清时期很多新出现的东西，一开始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而在很多年以后想起，会起到反照我们的作用。我的讲座就先暂停在这里。
（纪秋悦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