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考证学与中日史学近代化之不同取向
王晴佳
美国罗文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大学长江讲座教授
讲者简介：
王晴佳，美国新泽西州罗文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长江讲座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外比较史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著作有《西方的历史观念：从古希腊到现代》、《台湾史学五十年：传承、方法、趋向》、Inventing China through History: the May Fourth Approach to Historiography；合著《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Mirroring the Past: the Writing and Use of History in Imperial China与A Global History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主编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M.E. Sharpe）。
众所周知，日本的历史研究素以实证和精细著称，在日本不管是左翼还是右翼的学者，在总结近代史学时都认为日本近代的科学史学渊源就是清学。这个清学指的就是自中国传来的乾嘉“考证学”。问题是同样受惠于乾嘉考据学，为什么中、日史学的近代化历程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相？日本史学的近代化过程中为什么没有出现“史观学派”？日本史学的实证传统和传统意义上的乾嘉汉学有区别吗？
西方势力的侵入是东亚传统史学走向近代化的一个重大契机。鸦片战争比明治维新差不多要早上二十年。要说交流，中国与西方理应更快。中国史家对西方史学的引进，或者说用西方的史学观念、方法来写作历史，其实也比日本早。甚至早期日本史学界是通过中国学者的新式历史写作来接受西方近代史学的。问题是曾为乾嘉大本营而此时又得西方风气之先的中国史学，为什么反而在科学化取向上表现得比日本暧昧？这里存在一个中日学术互动、交流的“时间差”问题。一般认为流行于中国的学风，要过五十年到一百年不等才能风行日本。以考证学为例，要到19世纪 “乾嘉学派”已经走下坡路了，日本史界才刚刚开始走向考证的全盛时代。这其中日本的汉医传统以及印刷术的普及都起过助推作用。明治维新开始时，刚好是考证学大行其道之时，当时的日本在接合外来文化时，有一个很强的考据学传统，自然就会注意到强调史料批判的德国兰克学派。而此时的中国则是桐城派和今文经学派大出风头之时，龚自珍、魏源、康有为想接受的是西方史学中偏重理论的部分。所以中国的史观学派，至少在康有为之前就已经有了，这和考据学的早衰是有关系的。
一般认为有两种科学的历史学。一种是强调历史规律，发现规律，解释规律。另一种就是兰克史学，以考订史实、确定史实来写作历史。在这两派之间是可以有取舍的，但为什么1945年前的日本，没有出现像中国那样壁垒森严的史观学派与史料学派之分？甚至没有出现绝对意义上的“史观学派”？这与日本儒学的折衷传统非常有关。以井上金峨、大田锦城为代表的折衷派学人认为，日本处于汉文化的边缘，在接受中华文化的过程中，没有必要像中国的儒家学者那样谨守家法、壁垒森严，而应从实用角度出发博采众长。反映在考证学上，就是认为“考据”二字不可推之太过，太过则义理就被放弃，“道问学”和“尊德性”要综合起来。注重大义道德，而不拘泥于训诂字句和汉宋之别。因为在方法上强调考证，在观念上强调折衷，所以他们在接受西学的时候，也有折衷的态度。这跟充满了各种论战的近代中国学界完全不同。比如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之类，传统与近代性常被看成是对立的。钱穆的《国史大纲》也把史学派别之分看得泾渭分明的。这些在1945年前的日本基本不成其为问题。
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1869年就开始官方修史。但如何修新时代的历史，用什么观念和方法作指导？是接续基本沿袭唐代官方史学模式的《六国史》，还是已经在尝试开创新体例的《大日本史》？倾向于继承德川时代文化成就的“国学派”选择了后者，而尊重“清学”传统的“汉学派”也很快作出了妥协。不过，考据出身的重野安绎、久米邦武和星野恒发现，《大日本史》中由于道德名教的需要而出现的史实错误颇多，因此转而加以考证批评，以编辑《大日本编年史》为修新史的目的。当时福泽谕吉（1835﹣1901）、田口卯吉（1855﹣1905）等人提倡“文明史学”，也对官修史局的史家们产生了影响，让他们看到通过叙述而构建、解释历史进程的必要。这都是折衷态度在其中发挥作用。回头看清末民初的中国，官方历史学家如柯劭忞等人，对西学几乎没有兴趣，中西史学的交流在类似《清史稿》这样的官修历史中体现得很少。
在收集和考订好史料后，如何进行真正近代意义上的历史书写？英国人Augustus Mounsey的《萨摩藩的叛乱记》一书给了重野安绎以很大的启发。他委托日本驻英使馆代为物色一位英国史家，为日本史家写作一本详细介绍西方史学史的著作。流亡英国的匈牙利学者George Gustav Zerffi接受了这一任务。他撰写的The Science of History一书，特别强调了以兰克为代表的19世纪德国史家的贡献，其直接结果是促使东京大学于1887年为兰克的弟子利斯设立了历史学讲座。因为利斯的来到，东大设立了日本也是亚洲最早的史学科。利斯在以讲授纯技术性的史学方法为主，兼及史学理论与新式历史的写作，既满足了日本师生了解近代西方史学的愿望，也符合日本史学调和细微考证与宏观建构的折衷传统。更重要的是，因为利斯的建议，1889年日本历史学会成立，并出版了《史学杂志》，这是日本第一本专业历史研究的刊物，也是继德国、法国和英国之后，世界上第四本专业历史学刊物。而在中国，章太炎的弟子朱希祖发起成立的中国史学会，要比日本晚整整40年。同样晚整整40年的，还有中国的专业史学刊物，要到1929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才能算起。
（林磊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