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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达素彬(Sabine Dabringhaus):从传统帝国到民族国家 ——民国时期疆域民族主义的观点

演讲人简介:德国弗莱堡大学东亚历史教授,弗莱堡大学跨文化亚洲研究中心主任,1990年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为新中国第一位外籍文科博士。近年来主要从事清史、中亚史、环境史的研究,撰有《中国历史,1279-1949》、《中国的地域民族主义:从历史地理角度的思考,1900-1949》等多种著作。

 

长久以来,我对清帝国概念的形成有着浓厚的兴趣。我的博士论文是《松筠治藏研究》,通过松筠的任职经历来探讨清帝国的疆域思想及实际运作。在松筠留下的记录中,他仔细描述了满族统治者如何把内亚部分的领域纳入中华帝国领土之中,并逐渐创立了一个多民族大帝国。同时,我对中国如何从西方吸收先进的近代学科知识也很感兴趣。近代中国引进西方科学种类很多,可是相较而言,西方的历史与地理学对于中国学科体系的影响却不那么深。在历史地理学方面,中国学者能够利用本身所具有的悠久传统来从事学术研究。这是我研究的出发点。


一、民国时期疆域民族主义的崛起

任何有关中国民族主义的讨论都以中国千百年来的民族生存环境为基础。在1911年满清政府退位后的过渡危机中,最为核心的问题是如何把所谓的“大一统理念”转移到现代民族国家的治国框架之中。要维持这个理念,必须完成的任务有两项,一是在清帝国旧有的广阔领域范围内建立一个多民族的现代民族国家,二是证明形成这个新国家的历史合法性。

“疆域民族主义”以长期连贯的历史描述为基础,将一个国家的领土限定于空间与时间里。为了使新诞生的中华民国从最开始便具有地缘整体性,历史地理学家着手把各区域民族的历史融入新的国家历史中。相比欧洲国家的民族国家格局,中国民族主义的最初实践便把领土列为首要的准则,这也使中国民族主义有着别具一格的特色。

清代给现代中国留下来的遗产除了庞大的疆土以外,还包括了一个多民族中国的概念。此概念为中国国家认同打下了扎实与稳定的基础,而在疆域民族主义的实践中,学者们是最为主要的推动力。


二、民国时期疆域民族主义得以实现的先决条件

第一,清末学者对边疆地区的意识与学术兴趣不断增加。相关的作者大多是经世学者,他们都希望能抵抗外来压力与内部动乱以保卫皇朝权威,因此,他们在史学研究中积极收入有关边疆地区的资料,认为此种收集不但能促进维持清帝国的稳定,甚至还能强化国防。这类开创性的研究是十九世纪汉化过程的一部分,也受到一群经世官员的强力推行。这些经世官员学者设法改变满清的民族分隔政策,以便塑造一个完整的汉族帝国。

第二,现代科学方法已经引入中国。流放到日本的改革者如梁启超等人把传统的朝代史改写为线性与革新性的历史。梁启超“大民族主义”的概念就是以现代国家史学为基础,要把所有清帝国的臣民都合并为现代中国的公民。胡适、顾颉刚、王国维都采用了新的研究方法。在研究机构方面,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是重要的一个例子,新创办的大学与研究学会同样也承担起整理有关地理与历史知识的责任。对他们而言,当时主要的口号“救国”意味着强化中国的领土统一。

第三,民族国家历史与疆域大纲的崛起。在1930年代的国家危机中,学者们期望能以新的领土秩序为基础来寻找以下三个重大问题的答案:如何把传统帝国在精神与制度上转变为现代的民族国家,并创造一个国家共同体?如何划清后殖民中国的边界?如何把边疆地区的人民纳入这个刚崛起的多民族国家之中?这项新的学术研究主要包括四类课题:1、现代中国领土秩序的建立;2、国家边疆政策;3、通过移民开发实现全国经济综合提升;4、把多民族并存列为国家的基本原则。随着边疆研究的繁荣,边疆地区渐渐地被纳入了中国的国家叙述。
 

三、民国时期疆域民族主义的内容

在由中华帝国过渡到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之前多民族文化帝国的传统中心地区与边疆地区的关系被转译成现代民族类别的区分。此一时期,历史地理学家们都加紧了对边疆地区与中国内地之间关系的研究。他们都同意历史充满了统一与分裂的更迭,但是他们也以千百年来中华帝国所属的疆域为证据,证明现代中国的领土范围是合理的。在他们的眼里,“疆域意识”首先必须通过学术研究扎根于人民心中,这是强化国家意识与重建中国的必经之路。

虽然历史地理学家经常是边疆地区的专家学者,但是他们还是采用中国中心地区的观点来探讨有关边界的话题。对历史地理学家们而言,从边疆地区入手来稳定国家是最有可为的方案。许多学者对中国在与欧洲列强冲突时所损失的大片领土感到十分震惊,他们把这个戏剧化的转变归咎于当时的地理知识不足以及缺乏清楚的边界划线。要解决这个问题的第一步,就是把传统帝国的模糊边疆地区改变成现代中国的清楚界限。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历史地理学家们都建议对边疆地区进行开发,例如开采边疆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发展边疆地区的农业,来帮助解决中国现代化所带来的人口增长等问题。然而,历史地理学家们既没有提到边疆人民是否愿意被同化,也没有说明如何应对移民与农业开发所带来的影响,他们只一心专注于寻找解决国家危机的办法。

民国政府虽然继承了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却鲜有统一与统治这个国家的思想与诀窍,它必须寻找新的方法来治理非汉族人民。历史地理学家们大都避开汉族优越性的说法,而强调中华民族多起源的论点,他们更专注于疆域因素,而不是种族区别。因为只有从这个视角看待历史,才可能让非汉族人民在中国历史里享有建设性的角色。

(裴艾琳  整理)

 


发布时间: 2018/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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