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者简介： 韩嵩文（Michael Gibbs Hill），美国威廉与玛丽学院现代语言与文学系副教授、国会图书馆 John W. Kluge 中心研究员。著有《林纾的文字制造厂：翻译与中国现代文化的生成》（2012），译有汪晖《中国从帝国到民族国家》（2014），目前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与中东之间的翻译史和文化交流史。
我今天这个演讲讨论的是近代世界文学中一个很有意义的巧合，就是林纾和曼法卢提的翻译活动和文学生涯。当然这两个文人并没有见过面，但是林纾和曼法卢提在各自国家的文学史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且有很多相同之处。这两位文人都是一个自我矛盾体，一方面他们的文学有创新的地方，另一方面他们也都提倡保守的文化价值观。从这两位文学家文化事业的兴衰可以窥见翻译家和翻译活动在近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性。另外一个细节是他们都在1924年去世。
现在来具体讲林纾和曼法卢提的翻译文本，他们的翻译作品有一些重叠之处。最有意思的应该是他们两个人都翻译过贝纳丹·德·圣比埃所写的《保尔和薇吉妮》。林纾的翻译叫做《离恨天》。《离恨天》是1913年出版的，后来收入各种各样的丛书里。曼法卢提的翻译叫作《美德》或《保尔和薇吉妮》。这是1923年出版的，之后多次再版。我来简单讲一下《保尔和薇吉妮》的情节，因为情节比较复杂。保尔和薇吉妮都是在毛里求斯出生，毛里求斯是马达加斯加东边的一个小岛，18世纪末叶是法国的殖民地。保尔出生时，他的父亲已经去世。薇吉妮的母亲被欺骗，她出生的时候她的父亲已经跑掉了。他们两个人的母亲一起带这两个孩子。虽然他们很穷，但保尔和薇吉妮在一个非常理想的自然环境里长大，这个地方很显然像《圣经》中的伊甸园。薇吉妮到了十二岁左右，她在法国的一个姑姥要出钱让她回法国上学。保尔很强烈地反对，但薇吉妮还是要被送到法国去。保尔当然非常得伤心，一直在等薇吉妮回来。薇吉妮到了法国以后，和她的姑姥合不来，不想上学。这个姑姥存心地等到台风季节把她送回毛里求斯去。结果果然有台风来，最后薇 吉妮在快要到毛里求斯的时候，在海难中死亡。薇吉妮去世以后，保尔和他的母亲以及薇吉妮的母亲都因为非常伤心去世了。
有人说保尔和薇吉妮是欧洲近代最难看的小说。这可能和情节有关系，这本书每一页都充满极端的情感，一直哭哭啼啼。但是当然不能用现代的标准来衡量这本书的文学价值。《保尔和薇吉妮》成为18、19世纪最畅销的小说之一。到了20世纪的一二十年代，《保尔和薇吉妮》已经被翻译成几十种语言。这本书对19世纪的物质生活也非常重要。
那我们怎么去阅读翻译的文本？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谈，阅读翻译文本的时候对照原文和翻译文本还在其次，最重要的还在于怎么在新的语境中创造新的意义。在论文里我谈到了两个问题：一是风景的描写，因为《保尔和薇吉妮》全书的五分之一是描写毛里求斯的自然风景，他们是用风景的描写来发挥自己的文学能力；另外一点是他们怎么去描写薇吉妮的死亡。这在两本书中非常有意思。林纾在描写薇吉妮的死亡时，谈到薇吉妮的贞烈；曼法卢提很详细地讨论薇吉妮如何拒绝脱衣服。我们可以看到林纾的《离恨天》和曼法卢提的《美德》将原文改写成适合自己社会的妇女的爱情观念，按照翻译的理论来讲，这是归化的翻译。但是我觉得这样阅读这些文本可能有点简单化。我们知道译者的文学和文化价值观都是相当保守的，所以假如我们一开始就去挖掘一些能证明译者保守思想的材料，这可能成了只是证明我们脑海中的一些刻板印象。所以我有另外一种主张，我们可能要回到《保尔和薇吉妮》的一个重要题目来解读这三个文本。这个题目就是“文学的阅读”，尤其是为了跨越距离而阅读文学。
在贝纳丹的小说中，薇吉妮去法国以后，保尔才开始学习文字、书写和阅读。书里谈到保尔对于历史、地理不太感兴趣，对小说最感兴趣，但是小说有的时候也很危险。曼法卢提和林纾对于这个段落的翻译，可能会反映出他们自己关于文学、文学读者的一些想法。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在一定程度上，林纾和曼法卢提让贝纳丹书中所说的关于小说的忧虑和警惕变得更重要、更明显。
从翻译的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些文化最基本的结构变迁，也能进一步讨论这些变迁所引发的关于文学和知识分子在社会上所扮演角色的一些争论。当保尔要学阅读，他对阅读的寄托是非常大的。保尔认为通过学习可以在法国社会上获得很高的地位，当然他会失望。其实到最后他读的东西，特别是法文的东西已经是旧的东西，他学到的社会真相已经是过去的社会，和现在的社会不一样。他非常失望，到最后他就完全放弃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尔和薇吉妮》这本书对于文学的阅读一直抱有一种质疑、警惕的态度。读书是危险的事，有的时候也是令人失望的事。
后来年轻一代的文人开始批评林纾和曼法卢提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对阅读持有一种警惕和质疑的态度。刘半农说林纾只能仿照二千年以前的古董，他是仿照假古董给读者。批判曼法卢提的人有一些类似的说法。这就会涉及到另一个问题：读者在做什么？如果他们的作品对读者有这么不好的影响，那么读者到底在做什么？我们知道很多人其实喜欢假古董，这会涉及到一个情感的问题。如果喜欢假古董，这会是一种怎么样的经验，或者说是一种怎么样的对文学的态度？在这里，文学风格涉及到更大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读者的情感。那林纾和曼法卢提之所以能成为畅销的作者和译者，是因为他们善于欺骗读者，还是因为别的原因呢？
我们有几种方式可以来解释这个问题。比较有说服力的一个方法就是社会学的理论，即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如果我们套用布尔迪厄的理论来分析文学风格的问题，那么年轻一代的文人是因为要在文学场域中得到更有权威的位置，所以必须攻击像林纾、曼法卢提这样的旧式文人，他们用文学风格来进行批评。但是我对这个说法越来越不满意。在我关于林纾的专著里面也讨论新旧之争，我的问题是为什么文学风格就能成为这么引发争议的问题。林纾和新文化人物的争论不仅是文学风格方面的问题，也涉及到一些语言方面最基本的问题。但是背后还隐藏着关于读者的情感和读者的忧虑。是不是某一些作家用他们的文学风格来欺骗读者，或者读者来欺骗自己？在这两个地方文学风格就变成那么必须被讨论的问题。作为现代人或者后现代人，我们可能没法找回当时当事人的感觉或体验。但是如果我们不诉之以社会学的理论，那我到现在可能还没有一种令人满意的答案。但我还是认为应该将这些不同地区的近代文学，比如中国的近代文学、埃及的近代文学，联系起来思考这些方面的问题。
这也涉及到一些北美学术趋势的问题。第一就是所谓的“世界文学”。虽然我们谈的是世界文学，但是区域研究（area study）和非西方语言文学的研究一直在学术界的边缘。它们只能提供一种原始资料。我希望通过这样的研究将处于边缘的学术领域联系起来，我希望研究像林纾和曼法卢提这种平行的文化现象和非常有相似之处的人物能够为中国研究和比较文学这两个领域提供另外一个途径，也能够跟世界文学的理论有对话。
最后我来讲研究计划的另外一部分——纳训，他是相当有名的一个回族翻译家。20世纪30、40年代有三十几个回族学生到埃及留学，纳训也是其中之一。纳训的成名之作是《一千零一夜》，这是第一个完整的，直接从阿拉伯文到中文的翻译作品。我在国立图书馆找到了他翻译的书，在书的内页上有译者的书目，这个书目中说他翻译过曼法卢提的书。我看到这个就高兴得不得了，因为终于可以把曼法卢提和中国联系起来。但后来失望了，因为这本书没有出版过。但是有另外一个问题出现，纳训为什么觉得这本书是值得翻译的。我估计他认为曼法卢提的文学风格和民国时期的旧派小说有相同之处。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些回族学生的翻译活动非常值得研究。
（吴洪斌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