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人简介：台湾中研院院士、史语所特聘研究员。曾任中研院副院长、代理院长、史语所所长，获得过第12届金鼎奖（1987）、中研院院士（2004.7）、英国皇家历史学会会士（2005.7）等荣誉。研究方向为晚明思想史、明清思想转型、近代中国“后经典时代”的意识结构等问题的研究。著有《晚明清初思想十论》、《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等。
1921年，瓦尔特·本雅明在柏林的一个小型画展上见到了保罗·克利的抽象水彩画《新天使》。画面上的天使在往前走，但脸是往后看的。本雅明觉得，某种程度上史学家就好似画面上的天使，生命一直往前，而史学家的脸是向后看的，他在看过去完成的历史中有哪些与当下境遇可相绾合之处，不断往前的生命影响了史家对历史问题的注意与关照。《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这本书里的十篇文章，也代表了我个人在不断向前的生命中，对历史上相关问题所作的回望。今年上半年我在普林斯顿，有一次从母校图书馆借到一本艺术史学者阿比・瓦尔堡的文集，发现里面有一张以前没见过的照片——研究文艺复兴的史学大家布克哈特夹着一幅画很得意的从一幢大楼里走出来，不知是谁从窗户里捕捉下了这一瞬间。我很好奇，所以再去查其他相关材料，发现他和尼采曾经是很好的朋友。尼采就说过，布克哈特笔下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写得很精彩，但隐瞒了很多东西。如果我是布克哈特肯定会说，历史本来就是选择了一些东西，然后也略去了另一些东西。就像克利的《新天使》，脸一直往后看，但看到的也只是选择的一部分而已。尼采如果来写一部历史，能不隐瞒东西吗？选择了一部分并不表示史学家要刻意扭曲历史，美国1960年代的思想界怪杰肯尼斯·柏克说过，你选择看到一部分，也就选择了没有看到其他部分。我是一个会同时写很多东西的人，只是速度不整齐。收入这本书中的十篇文章刚巧都跟同一个主题相关，那就是“思想的生活性和生活的思想性”，我选择了几个面相来展现这一关怀。
思想史可以有很多做法，就像我在书的开头讲的，如果把那些大思想扣掉，中国思想史就很难讲了。但是思想史又分好多层面，里面既有非常抽象的、哲理化的对思想家的分析，也会涉及思想的生活层的部分，我希望通过几个个案的研究来展现这个层面，了解思想在历史的过程中产生了哪些作用。历史上很多事情的形成和衰退，就像龚自珍说的“风”一样，一阵阵的吹来，突然间是好事，突然间又变成坏事，而且很多是在日常生活世界中形成，源头可能在很早的一位大思想家，但真正形成有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这一点我觉得过去的史家了解得还不够，常常没办法解释历史实际的发展。比如对美的同意和不同意，最后会牵涉到政治的派别，对美好事物的喜不喜欢，可以转喻为人群之间的喜不喜欢。陈寅恪说“许我忘年为气类”，“气类”不一定是现实利益的结合，还可以表现在我觉得这幅画好，而你觉得不好，慢慢划分为两群人。文学风气也一样，认为好和不好就可以转喻为政治派别，比如桐城文派兴起以后，清朝后期政治、文化的种种表现。对道德的重不重视本身就可以形成不同的政治派别，更何况政治本身。政治不仅只是考虑如何行使权力，这里面还有思想在发挥着如微血管般的作用。我希望能用书中的几个范例，把这一更为复杂的思想史层面表见出来。第一组范例都跟“主义”有关，主义式的政治，主义式的思想，主义式的所有东西。后五四时代很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主义”的大行其道，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还继续存在，但许多新的思想层面已经出现。我们往往只注意最上面那层，而忽略了不同的layers已经进来，比如“主义化”，而且“主义”还要决定一切，不但是政治，还决定你怎样生活，不照这样生活就是不积极、不进步，能决定生活方式的才是最重要的东西。在郁达夫的小说中，青年的口袋里放满了印有各种主义信仰者头衔的名片，看人“出牌”。古文字学家胡朴安说自己的学问就叫“朴安主义”。连割据一方的军阀们都要为自己发明一套主义。主义时代的兴起是近代中国之一大事因缘，主义固然是政治问题，但在政治之外，它也与生活中实存的境遇、心识的感受密切相关。比如我的书中《烦闷的本质是什么》这篇文章，就触及了近代中国的心灵危机与革命，从晚清儒学解体开始，一方面是革命，同时是危机，是无所适从；是解体也是创造、启蒙也可能同时有困扰，这些现象往往同时发生，有时甚至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我试着回答：为什么一个时代集体的存在感受可能与政治有关？也就是为什么心灵的、思想的与生命存在方面的问题会影响到政治思想的抉择？它牵涉到生活与思想之间可能存在着接口与接口互相转接的关系。
另一组文章，有些我曾在去年的北大讲堂讲过。这其中，发表在《近代史研究》上的《儒家文化的不安定层》讨论的是如何了解下层生活世界的思想状态的问题。人的思想像风中飘逸的火焰，它很容易熄灭，或被各种思想或信仰的怒潮席卷而去，这个情形在下层生活世界尤其明显。我觉得太过哲学化儒家，就会对人的生、老、病、死层面交待得过少，从而对下层百姓的日常生活日渐失去实际的引导力量，使得地方社会在统治、思想、文化等层面上都出现了空虚的状态，这就是所谓的“儒家文化的不安定层”。我最重视的一篇是《人的消失？！》，撰写这篇文章有一个重要机缘，就是今年上半年的美国之行让我切身感受到了什么叫“人的消失”。加油站都没有人了，开车去宾州，不会加油了。学期末要送学生成绩，不会上传成绩单。上课时影印材料给学生，那些美国学生吓一跳，怎么还有人在派发纸质课件？所有材料学期开始不是都应该上传课程网页嘛。人类最伟大的进步就是把人取消掉。近百年史学思潮中也有一条若隐若现的主线，就是否定“人”在历史中的地位。正如布罗代尔认为：人是历史的囚徒，是泡沫，是丢向空中的火把，强大的都是长时段的因素。而且近代历史学受过度抽象的、哲学化的思潮左右，过于倾向把人从日常生活世界中抽离出来。没有了“人”的历史，也使得历史这一门学问日渐远离了它原初的任务。我认为，应该看到历史上还是有很多人能够克服结构性阻力，做成很多事情。我要谈的就是人如何辩证地利用结构性的力量，既看到结构的阻力，也不抹杀个人的能力。关注个人与结构、与长时段之间的互动关系，在对结构有充分体认以后，重新把人的因素考虑进历史。
最后要谈的是历史的层面（layers of history）问题。每一段历史都不是单线的，其中都有各种力量同时在竞合着，但并不表示当时没有主旋律及次旋律之分，也不是没有大论述与小论述之分，应该从历史中看出层次的分别。比如，我们常常说历史是为胜利者书写的，但据我对清代思想史的考查，历史实际也是为失败者书写的。胜利者的历史在很长一段时间占据了最上层的位置，主导着大家对历史的看法，可是因为历史是有层次的，失败者的历史以抄本、稿本等方式在一个不太容易看见的底层流动着。只要经过适当的社会环境激发它，就会被点燃进而成为主流，那时人们就认为为胜利者书写的历史反而变得不可信。但如果没有人去点燃、去再激发，就只能躺在档案馆里。层次的分别当然不是像切蛋糕那样整齐，各层次之间的分别与界域往往模糊难定，但多少总是存在的，而且层次之别有时出现在相同人身上。比如，清代考证学最盛时，从事考证的人可能一方面作反宋儒的考证工作，但是在参加科举考试时所攻习的仍是四书朱注。有时则出现在不同人群中，比如沈曾植所观察到的，即使在考证学盛行的时代，“乾嘉以来朝贵负时望者，其衣钵有二途。上者正身洁己，操行清峻，以彭南畇《儒门法语》为宗；其次则谦抑清俭，与时消息，不蹈危机，以张文端《聪训斋语》为法。百余年来汉官所称贤士大夫之风气在是矣。”对不同思想史层次的了解有助于我们澄清一种误会，误以为思想史中所陈述过的即自然而然周流于一般人民脑海中，忽略了其中可能存在的断裂。比如会误以为太虚法师于民初提出“人生佛教”之后，当时广大佛教信徒已经接受了这个概念，而忘了这是要等到几十年之后，经印顺、证严等人提倡“人间佛教”之后，才得以下及广大的群众、并产生有力的行动。如果不分层次进行观察，则往往会误以为思想家所鼓吹的，自然会被各个层次的人所接受，或误以为浮在咖啡上浅浅的一层奶油，早已经渗透到整杯咖啡中。
（林磊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