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人简介：1952年生，曾在伦敦德国史研究所和弗莱堡大学工作，现为康茨坦茨大学历史学教授。他出版过大量有关18世纪以来的欧亚历史著作。其作品包括《中国与世界：十八世纪至当代》（获得德国史学家协会奖），已经译为中文的著作包括《中国革命: 1925年5月30日,上海》、《亚洲去魔化：十八世纪的欧洲与亚洲帝国》、《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三卷本等。因其在历史学研究中的卓越成就，分别于2010年和2016年获得莱布尼茨奖、汤因比奖。
2017年9月14日，受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之邀，德国康茨坦茨大学近现代史教授于尔根·奥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在复旦大学作了题为《全球史的时间问题》的讲座。讲座由复旦大学历史系李剑鸣教授主持。
奥斯特哈默的报告内容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他讲述了七个关于全球史的论点。第二部分，谈论全球史中的时间问题。这两部分是密切相关的。
一、关于全球史的七个论点
第一，全球史挑战民族主义主导的国家史学。国别史和民族主义主导的国家史学不能混为一谈。非民族主义主导下的国别史在西欧如今已经成为一种准则。全球史与这种国别史绝对兼容。全球史关注更广阔的背景，这些背景超越了国家边界，以此对国别史进行了补充。它可以提供更复杂的解释，这种解释即包括内因，也包括外因。
第二，全球史学家大多持世界主义立场。老派的世界史学者关注伟大的文明，而全球史原则上严肃地看待各种不同的历史情景。全球史格外需要在一般性和特殊性之间寻找平衡点。全球史没有特殊的研究方法，其特殊之处在于历史学家的术语，这引发了跨文化史学中的一些问题。
第三，全球史也有国别风格，不同的国别风格来自于不同的历史经验和知识传统。譬如，美国人理所当然地认为美国是由多种族的社会组成的，相比之下欧洲人倾向于着眼长时段。欧洲人把悄无声息的社会进化视为常规，把流动和迁移视为常规的例外，而不是社会生活中长久的事实。二十世纪70年代的社会史从不涉及迁移，而全球史的兴起使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
第四，全球史经常被指责有普遍化（generalization）的野心。但全球史既不是一堆混乱的事实堆砌，也不是综合性的历史哲学，而是一种询问跨境问题的方式，依靠的不是推论和理论，而是原始资料和基本的历史学研究方法。宏大的综合性论述是必不可少的，但认为这种书并不能体现全球史，也会很快随着研究进步而过时。鸿篇巨制也应该从非总体化的角度书写，虽然无法面面俱到，但是可以避免仅仅为胜利者书写历史。
第五，全球史的关键术语是关联（connection），其视角集中在各种跨境关联上。但并不是所有的关联都有历史意义，而是应侧重具有变革意义的关联。关联通常被想象为流动和流通，然而人们容易忽视其中的流通受阻、或流通过程中发生转变的事实。思想体系从一处到另一处传播时的变化，商品从原材料变成成品的变化，应该格外注意。在全球史学者眼中，关联研究常常优于比较研究，但比较仍然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工具。
第六，全球史不应该总是高度、抽象、统一的。全球史可以聚焦不同层次，区域和本地视角与全球视角并不冲突，只是全球史的变焦范围更有广角倾向。全球史学者不应该把自己放在一个更有知识洞见的位置上，而是应该接近历史学家的正常关切。
第七，关于“中心主义”。全球史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非常成功，已经没有学者敢于声称自己的欧洲中心立场了。但中心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在任何一个国家，研究本国的历史学者都占大多数。我们不可能做到完全的客观中立，因为这背后是我们的知识局限。奥斯特哈默坦言道，尽管试图做到尽可能全面，但是他对南美的了解，的确远远少于对欧洲和中国的了解。如今，西方最好的全球史学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只要具备资料和理解能力，就应该能够想象和模拟各种中心视角，并在国际的学者圈子里进行比较和讨论。超越历史愧疚，甩开身份政治包袱，我们应该把欧洲中心主义和其它中心主义一样去道德化，把它们平等视为历史研究的不同视角，每种视角都有其合法性。
二、全球史中的时间问题
奥斯特哈默从三个方面阐述时间问题：第一是时期划分，第二是时间的消失，第三是时间维度的问题。
首先，时期划分。在政治和战争史以外的领域，要精确划分时期很困难。经济史上，美国1929年的大萧条是少有的明确断裂之一。但是当重大经济危机结束时，却很难得出精确的答案。工业革命始于何时，也很难确定一个具体的日子。在社会史和环境史中，时间断裂更难察觉。技术史和发明史中能确定一些具体日期，但一项创新需要多年沉淀才能问世并投入使用，而最终改变历史。人类的电气时代在电池发明时，还远没有开启。
第二，空间和时间的消失是全球史的核心，但全球史对时间的立场并不统一。刻度的一端是大历史（big history），关注人类物种的整个进化史，刻度另一端是对变化毫无兴趣的全球史学家，他们较少关注事物是如何形成的，而是着眼于同时发生的事情，换句话说，他们对同时性和同步性感兴趣，青睐的是空间而不是时间。后者的方法使全球史的视野获得了极大拓宽。这种同时性至少将阿拉伯和印度纳入到11到12世纪的丰富历史中。横向的全球史可以展示互不相连世界之间的差异，体现出一种同时代性，让读者对人类处境的多样性感到惊讶。但解释这种多样性的因果，必须依靠比较的方法。因此，著名的大分流问题，早先的表述是“为什么资本主义在欧洲而没有在中国出现？”这最终成为部分欧洲和部分中国的比较。另一种方法更关注相似性而不是差异性。17世纪中叶是欧亚大陆极为动荡暴力的时期，一个有影响的理论是气候变化。然而这过于简单，用相似的原因来解释相似的结果。在许多方面，全球史的确更注重空间而不是时间，在空间被西方历史学家忽视了两个世纪后，这种做法重塑了历史公正。空间分析涉及到地理和其它自然原因的讨论，往往是静态的。网络是全球史的关键。这些网络是人类行为者或物质在空间中的分布。但这些网络很少被认为有历史，尤其是随着时代发展变迁。但我们仍应该感谢空间转向所带来的知识进步及其应用。
第三，时间维度。研究历史性的变化就是研究进程。进程是历史学家对时间进行概念化并使其可见的最好形式。各层面的普遍性和抽象性论述都涉及进程，关于现代性的社会学理论通常处理非常普遍性的进程，然而很少有大规模的进程是真正普遍存在的。人口的膨胀、巨型城市化、农业生活的破坏、民族国家民族主义的兴起、市场作为资源配给机制的胜利、合成品的泛滥、全球性公共场域的兴起——这些大规模进程中有些是高度不对称和分布不均的。而气候变化，本身就影响了真正的普遍性。
宏观进程有很长的历史，比如城市化。这需要从空间、时间上进行分析。具体研究会从个别地区和民族国家开始，在此基础上搭建更广阔的场景。在现代，看似区域内部或国家内部的发展，其实有着很强的互动性，因此全球城市化的历史不仅仅是各个国家城市的加总。在19世纪，世界范围的城市化最初是一个由欧洲驱动的进程，但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城市已经不是简单的欧洲复制品了。
另一种进程是不总在全球层面发生，而是从全球层面开始，随后影响到具体国家的进程。它们从外部渗透到国家社会，这表明国家社会并不像人们想象得那么孤立。这种类型的全球进程常常出现在消费习惯的养成中，印度茶在欧洲的流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俄国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亚洲的传播，作为一种思想和政治纲领在中国和越南非常成功，在日本和印度尼西亚则失败了，尽管共产国际和当地的共产党活动非常积极。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是比较全球史的一个真正议题。所有这些进程都有自己的时间形式，这种时间形式可以用一系列特征来描述，这个进程需要多长时间？是连续的还是断裂的？是线性的还是循环的？快慢如何？它是可逆的吗？
奥斯特哈默试图把全球史和时间理论结合起来。他认为，全球史仍要以经典的社会科学研究作为坚实基础，早在启蒙时代，从莱布尼茨到黑格尔都对非民族史学深感兴趣；全球史也不是美国人的主导产物，很多国家都诞生了优秀的全球史学者。全球史是一项国际课题，它丰富了史学研究的场景，而在一个国家内，全球史始终会是一个少数学者从事的研究。全球史成功地将历史和社会科学连接起来，只要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对全球化兴趣不减，全球史就可以继续发挥这一作用。
（姜伊威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