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者简介：日本新潟国际信息大学国际学部教授、日本庆应大学福泽谕吉研究中心研究员。1985年，获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1993年东京大学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博士，师从于东京大学名誉教授、著名政治学家丸山真男先生。研究方向为日本近现代思想史、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主要论著有『自由と国民 厳復の模索』、『東アジアのナショナリズムと近代』（合著），译著有《东亚的王权与思想》、《日本的思想》（合译）等。
2017年11月30日，日本新泻国际信息大学教授区建英女士在文史研究院发表了《丸山真男思想史学的轨迹》讲座。丸山真男是战后日本最具代表性的知识分子，是日本政治思想史学的开创者。作为政治学者和思想史学家，其学问被称为“丸山政治学”“丸山思想史学”。区建英教授在北京师范大学完成研究生学业之后，东渡日本，师从丸山真男。
区建英教授的讲座分为如下七部分。
一、丸山真男的出身和成长环境。
二、学问和思想的起点。
三、思想史学的开创。
四、对传统的重大认识。
五、方法的转换和两个领域的工作。
六、“古层”论。
七、对丸山思想史学的批判与继承。
丸山真男出生于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家庭，其父丸山干治是一名新闻记者，与《日本法西斯主义批判》的作者长谷川如是闲交好。长谷川对于丸山真男的成长颇有影响。丸山真男的青少年时期分别经历了“大正民主”和昭和法西斯主义的时代，这一期间，他在高中学习德语，并阅读新康德派哲学家威廉·文德尔班（Wilheim Windelband）和海因里希·约翰·李凯尔特（Heinrich John Rickert）等人的德文著作。
丸山的学问和思想贯穿两个主题：一个是对近现代的批判，另一个是批判负面传统并谋求创出真正的传统。第一个主题是开始于他的学问生涯之初，第二个主题开始于战后。三十年代的日本，所有人都推崇以天皇为中心的国体，在丸山高中时期，先后发生了九·一八、刺杀犬养毅的五·一五、伪满洲国等事件。丸山听了一场唯物主义的讲座即被逮捕。民众并不抵抗法西斯，反而协助权力，压制那些反“国体思想”的人，这与丸山所阅读的马克思主义经验极为不符。丸山对近代作出批判的第一件作品是《政治学中的国家观念》，这是一部学生习作。在文中，丸山考察了近代市民社会从个人主义国家观走向法西斯主义国家观的演化过程。他并不认为这两种国家观是对立的，而认为后者正是从前者走出来的。
1904年和1941年，丸山真男先后发表《日本近世儒学发展中徂徕学的特质及其同国学的关系》《日本进世政治思想中的“自然”与“创作”》两篇文章，是为丸山思想史学的开端。区建英教授指出，丸山思想史学的开创，是以当时日本思想界所盛行的“近代超克论”为背景的。当“近代的超克”这一主题之下，知识分子们认为，打倒过时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协助建设以德意日为轴心的世界新秩序，才是知识分子的使命。然而，在河合荣志郎等人的启发下，丸山真男则意味，要把近代的颓废现实与“近代”的理念区别开来，重新评价“作为理念的近代”，通过拥护自由、和平、正义的近代理念，来抵抗法西斯的所谓“近代”。近而，丸山真男要阐明的是，近代并非西洋独有，德川时代的思想内部也有产生近代萌芽的可能性。
丸山真男参考了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和弗兰茨·波克瑙的著作，试图从朱子学的解体过程中来寻找近代的萌芽。丸山认为，徂徕学象征着日本儒学、朱子学的崩溃。在德川时代，荻生徂徕是对朱子学进行解构的典型。徂徕对朱子学进行了如下改造：1、把朱子学中属于统一法理的自然法（“天理”）与社会秩序分离开，使现实的封建制度失去自然法的永久保障；把结合在一起的伦理与政治也分离开，一方面使圣人之道完全政治化，另一方面使道德修养完全私人化。2、把来源于天理的“圣人之道，转化成由圣人所“制作”的道，指出其意义在于把人工的“制作”定为秩序形成的基础。丸山高度评价了徂徕学的近代意义。
对传统的重大型的认识，起于日本战败。战败唤起了丸山重启国民精神改革的希望。占领军的改革下日本国民被赋予了自由，这时丸山真男的课题是将“被给予的自由”转化为国民“内在的自由”。但到五十年代后期，丸山真男感到了失望：随着社会阶层的平等化，反而出现文化质量的低下和社会“齐一化”，大众难以形成道德规范意识，社会走向原子化。
对此，丸山真男首先追回近代寻找答案。近代的日本是靠天皇制把人统合起来的，统合过程没有经过国民对普遍价值的共有和内面自律性的陶冶。战后释放出来的只是“精神空虚的解放感”或“自我的肉体乱舞”。其二，丸山也回溯到德川时代的思想史寻找答案。他指出，“是儒教规范从人的内面修养性逐渐变异为外在的他律拘束性的过程”。在徂徕学中，一方面儒教规范被外化为纯粹“公的政治的”东西，另一方面“私的内面性”则脱离了一切规范的拘束，演化为非合理的感性。随后，作为一切儒教思维的敌对者而登场的国学便喊出了“人欲即天理”。
另外，面对法西斯化的滚滚潮流，大多数知识分子选择了顺应，极少数知识分子则坚持抵抗，丸山真男试图弄清楚，两种人的精神深处有何不同。他所找到的答案是，认识到人格内面需要一种“看不见的权威”。独立的主体不能只顺从于自己的自发性，还需要有内在的规范意识，丸山将这种权威称为“被缚感”。丸山真男痛感日本缺乏真正的传统，与竹内好的交流更进一步地刺激了丸山真男。竹内好指出，日本人没有认识到自己本来就缺乏思想的传统。竹内好比较了中国和日本的不同：中国是“对过去传统的否定，在每个阶段都产生出传统的复苏，成为了生命力的新发露”，而日本则是缺乏主体性的奴性文化，“新”是日本人的价值标准，“新”等于“正确”。“转向”现象就是日本这种特殊性格的产物，每个“转向”都没有经过抵抗、反省的思想交锋的媒介，所以也没有任何失败和反省的痛苦感觉。竹内好的观点使丸山真男对传统的重大醒了有了痛切认识，从五十年代末，丸山开始导入“超历史”的观点来思考传统问题。
1957年《日本的思想》一文，丸山真男指出种种政治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是日本存在着阻碍“思想传统化”的负面“传统”。他将传统分为三种：commitment、pattern和indigenous。Commitment是能使“思想传统化”的传统，Pattern是指思想不能通过交锋在历史中形成结构的“传统”，是阻碍“思想传统化”的负面契机，Indigenous是指与外来文化相区别的、作为土著文化的“传统”。丸山认为，产生传统文化的文明，都不排斥把外来文化作为自己的传统，比如西方吸收中东的基督教，或中国吸收佛教。为了追求思想的传统化，他为自己设置了双重课题，即同时推进Pattern传统的解剖和Commitment传统的发掘，而丸山采取的方法，就是思想史。
丸山真男自陈，他后半生的思想史在方法论上的重大转换，就是把文化接触带来的思想变容问题倒入了日本思想史的考察中。1959年丸山发表《开国》一文，将纵向的思想史导入横向的文化接触视野。他利用柏格森（Henri-Louis Bergson）提出的“封闭社会”和“开放社会”这对范畴，把“开国”上升为一个普遍的概念。他指出，日本有过三次开国：基督教传来、幕末维新和战败后的美军进驻。他认为，日本思想史的难题在于，在文化方面，日本一直是一个开放社会，而在社会关系上，直到近代都是封闭社会。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丸山真男提出了“古层”的方法论。日本的“文化接触”的关键问题，在于日本对外来文化的变容方式。外来思想进入日本后几乎都受到变容，而这些变容方式都有着惊人的相似，那就是倾向于甩掉外来思想所包含的原理性和普遍价值。丸山指出，在日本思想史中构成主旋律的，都是那些作为意识形态的外来思想，而这些外来思想进入日本时都偏离原样，变容中体现出来的方式本身，才是日本的东西。因而，“日本的东西”不是某种具体的思想，而是贯穿于日本思想史深层的、执拗地对不断变化的思想发生作用的、相对不变的思维方式（pattern），丸山真男称之为“古层”。这就是丸山真男对古层的发现。
丸山从一开始就把普遍价值视为“古层”的对立面。1963年的思想史讲义中首先倡导对“普遍者”的觉悟。“古层”概念就是在与“普遍者的觉悟”的对立图式中使用的。对古层的考察，是剖析日本精神构造的病症；考察与古层对立的普遍价值因素，就是丸山真男所要挖掘的优良思想。丸山认为，在日本思想史的发展力，虽然古层时时作为阻力存在，但也有克服古层的“新层”出现。古层具有顽固性，不会随着客观条件改变而消失，而是会以各种形态存续下去。因此，对古层的精神革命，是一个永久课题。
整理：姜伊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