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人简介：1963年生，韩国延世大学历史系教授。延世大学历史系学士﹑硕士，日本京都大学博士，2005年起任教于延世大学历史系，2011—2012年在美国杜克大学担任交换教授。研究领域集中于以下两方面：其一是对明清州县官的人事考课制度的变化及其影响的研究；其二是对16—17世纪，尤其是壬辰战争前后东亚世界国际关系的研究。著有《天平上的牧民官》（西江大学出版部，2010），并在国内外期刊发表顶尖论文多篇。
徐光启生活在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世界化”最初开始的巨变时代。一方面，他敏锐地应对东来的欧洲文明与基督教，并努力将其长处应用在中国；另一方面，他处在“北虏南倭”的危机之中，无论是在漫长的科举与家庭教师生活中辗转的青年期，还是作为内阁大学士在高位引领国政的老年期，他的关注点一直是中国的对外危机。尤其是席卷故乡松江﹑上海的倭寇，对徐光启的一生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倭寇记忆与《海防迂说》
徐光启（1562～1633）家族在上海（当时名为松江）以兼营渔业为生，当时浙江﹑福建﹑广东等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亦因倭寇的杀戮与掠夺而受灾严重。1552年后受倭寇入侵与战乱影响，徐家家道中落，徐光启的父亲徐思诚做着阴阳医术﹑占卜等与巫术相关的事情，穷困潦倒。倭乱记忆给年幼的徐光启带来了巨大冲击，倭寇的威胁尚存，他对日本的警惕心也从未断绝。
1618年，徐光启撰写《海防迂说》，提出海洋防御对策，将日本设为对中国海洋与地方社会造成威胁的主要对象。他认为，倭寇的主要问题不在于其军事实力强大或是中国防御体系薄弱，而在于中国限制和切断了对日贸易。明朝建国后实施的海禁政策、以及白银贸易需求的增大，使得走私贸易日益盛行，并且对抗试图禁止走私贸易的公权力的行为渐渐向暴力方向演变。十六世纪倭寇真正的危险性并不在其军事力量本身，而在于中国内部走私贸易势力与倭寇的合作。对此，徐光启认为，海商与海盗正是因市场封锁而产生的一体两面，应“除盗而不除商，禁私贩而通官市”，开放贸易。对徐光启来说，“倭”究竟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海防。通过与传教士的交流，徐光启获得了不少正确的海外情况，可以说《海防迂说》中的日本相关信息的正确度是非常高的，如将“亚奇支”与明智光秀正确记载为同一人，且关于他的行踪等信息，也描述得很准确。
二、倭寇与壬辰战争（1592-1598）
徐光启认为，1592年日本的朝鲜侵略战争﹑1609年萨摩藩的琉球侵略与占领，以及日本船只试图占领台湾北部的鸡笼（今基隆）与淡水等事件，根源都在于日本窥伺中国市场。1592年的侵朝战争以中国市场为目标，本质上和四十余年前入侵东南沿海的倭寇并无差别。徐光启提出的海防对策不是与倭寇交战，而是向其开放海域、通商贸易，其对壬辰战争的态度亦然。他指出：明朝和日本的和议条件中不允许开放朝贡贸易与市场是巨大的失策。1550年代胡宗宪和倭寇头子王直达成的开放朝贡市场的临时协定被误传到壬辰战争时期，对和议谈判产生了消极影响。徐光启认为，处死王直这一错误选择使得市场开放变得更佳困难，而开放市场才是解决倭寇问题的真正方案。《海防迂说》一书是在壬辰战争结束后，日本向明朝请求重启国交，满洲在东北地区兴起的情况下写作的，徐光启在此书中提出的对日开放市场主张被部分士人所继承下来。事实上，后来的清朝在没有外交或政治关系情况下，仍然认可了对日本及东南亚贸易的互市。换言之，不是明代朝贡秩序中的互市，而是独立性互市的实现，直到十九世纪末期一直维持了海域的和平。
三、朝鲜对壬辰战争的辩解
《海防迂说》及当时中国的很多记录都批评朝鲜文弱、自招侵略，并与日本暗自勾结，这些歪曲的信息通过走私贸易经由福建﹑浙江而传播到中国全境。朝鲜与倭寇勾结、国王羸弱且沉溺于酒色导致国政荒废，如此传闻不仅给明人留下了关于朝鲜的深刻的消极印象，在战争过程中也给朝鲜带来了巨大损害。为此，朝鲜不得不连续派出使节团向明朝进行辩解。事实上，被批评施政无能﹑沉溺酒色而招致亡国的朝鲜国王宣祖，不仅在战争爆发之前就患有耳鸣与严重的肠胃疾病等，其朝廷在战前也因女真入侵的“尼荡介之乱”而消耗了大部分的军事及财政实力。十六世纪席卷中国的“北虏南倭”，对朝鲜也造成了巨大损害。
朝鲜的“北虏南倭”
十六世纪前半期，图们江流域的女真内部变动不断。明朝通过册封俺答汗，认可了通过作为定期交易场所的马市贸易。此后长城一带迅速商业化，对临近的辽东地区产生了连锁反应。随着贸易的活跃，女真内部势力集团的分化与争斗逐渐抬头，邻近的朝鲜为此受到直接损害。宣祖年间（1567～1608），女真军事挑衅规模日益增大，最终在1583年爆发了壬辰战争前最大的危机即“尼荡介之乱”。这一时期女真频繁小规模入侵，所以朝鲜一直持续着准战时状态。当时朝鲜虽然正经历政治分裂、民生崩溃等内部困难，但在这样的情况下，仍然必须将财政﹑军事﹑行政的大部分资源投入到对“北虏”即女真的防御上去。壬辰战争中，为防御“北虏”而主要以骑兵与射手组成的朝鲜战术体系，以及需花费大量时间调动兵力的“制胜方略”（各地军队提前在指定地点集合，在中央派遣的长官指挥下统一行动的指挥方式）在阻止步兵为主的日本鸟铳部队时暴露出致命弱点。
另一方面，朝鲜的海岸也遭遇了危机。从十六世纪中期起，朝鲜沿岸就有“荒唐船”，无法知晓是中国船（唐船）还是倭船，乘客中穿着日本服装的中国人与日本人混杂在一起，也无法区分是海盗还是商人。这些船事实上是往来于日本与中国江南地方以交易白银与中国货物的走私贸易船。此外，1555年5月，乙卯倭变爆发，一股王直麾下的倭寇势力侵略朝鲜全罗南道，这些军事挑衅证明，朝鲜是无法从带有暴力性质的商业化浪潮中自由脱身的。朝鲜与明朝一样执行封锁海洋的保守政策，海外交易的中断使得百余年间人与信息的流动几乎为零，所以在壬辰战争爆发前几乎没获取任何情报。
《明记辑略》辩诬
朝鲜唯一与外界沟通的道路是到中国出使的使行之路，一般通过陆路到达北京。明清易代后，朝鲜形成了“小中华”的自我认同（self identity）并因此而自傲。然而1765年洪大容出使北京时，在明代朱璘撰写的《明记辑略》（书名实为《明纪辑略》，洪大容误记）中发现关于批评朝鲜在壬辰战争中的表现的大量内容，回到朝鲜后即撰《明记辑略辨说》长文，以希望此文能洗去“东方之冤闷”。此书对朝鲜朝野上下造成了巨大冲击，最终牵连到此书的持有者、交易者等，演变为一大政治镇压事件。朝鲜以“礼仪之国”自居，在明清易代之后自认为是中华正统文化继承者，竟被中国书籍否定掉了这一最珍视的根本，因此不惜在内部发动政治镇压。事实上不仅《明记辑略》，战争前后许多中国资料中都有批评朝鲜羸弱、勾结倭寇、甚至觊觎中国领土的不实之论，可见在和平时期潜伏的对他者的消极记忆与带偏向性的历史认识，在冲突与危机时期，会以一种意外的模样再现出来。
四、总结
梦想着“开海”的徐光启似乎揭示了上海这座城市的未来：成长为世界心脏，符合当今全球化时代的趋势。市场不仅是物资往来之处，更是人与信息、以及相互之间的理解得以交换之所。信息流转中而产生的对他者的认识经常有错误之处，这样的错误信息也常常留在历史记录中，因此有时历史学是比核物理学更重要、甚至是更危险的学问。我认为，信息﹑知识﹑物资交流的过程，必须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以达到心灵的沟通。只有这样，现实中的相互理解与和平，以及正确而不带偏见的历史观才能得以形成。用好几年都没使用过的生疏中文，讲述了我个人对徐光启先生与上海、以及那个时代东亚历史的关注与喜爱，听众朋友们如果能理解我的良苦用心，这对我来说将是无限的喜悦。
（朴晗宁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