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教授的报告先从现代性的涵义入手。现代性是一个来自西方的概念，这里的西方专指英国、法国与荷兰，莱茵河以东即为东方，德国的现代化进程也比中国早半个世纪。施耐德借用了Charles Taylor对现代性理论的二分法。第一种是“非文化”的现代性理论，较为主流。这类理论认为，现代化与地方性无关，每个国家或许有各自的历史进程，但一旦遭遇现代化，就会走上同样的道路。这种理论认为现代化是全球性的、普遍的。2000年左右提出的多元现代性也是这种理论。
第二种，是现代化的“文化理论”，它并非认为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道路，而是认为，现代性本身就是具有浓厚西方特性的东西，无论如何走，都会走向西方化。Charles Taylor认为，“非文化”与“文化”区别不在于现代化会产生什么不同影响，而在于现代性本身就是文化的，避免不了西方的文化、宗教特点。非文化的理解掩盖了现代性的西方色彩。
施耐德的问题意识在于保守主义。他指出，对于保守主义有不同的理解，但共同点在于，所有的保守主义都是一种现代现象，没有一种“前现代”的保守主义。保守主义是对现代性的反应，要理解现代性的历史渊源才可以理解保守主义。施耐德认为，保守首先不是对既得利益的保护，其次也不是针对某些特殊价值观，如家庭、传统、团结、责任、集体。这些价值太过具体，不同的时段和地区都不同，比如德国的保守派很强调国家，而英国保守派则完全相反。第三，保守主义也不是要保护传统，因为传统本身也很多样，不可能全部保护，而且很多保护传统的人，其实并不保守，如1930年代中国国民党发起的新生活运动。
既然保守主义是对现代化的反应，那么现代性是什么？通常认为，现代性的正面特质是诸如科学、工业化、理性化、民主化等等；负面特质是异化、祛魅。但施耐德教授认为，这些具体特征也没有抓住现代性的本质。他指出，保守主义反对现代性的如下四种特质。
一，反对对象化（Objectification）。对象化源自笛卡尔之“我思”，人们不再需要上帝。因“我思故我在”，人类成为万物的核心，如此才有人文主义的诞生。在“我思”之前不可能有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这个思想史进程在尼采手中变得更加完备。人将自己与外在世界剥离开，得以从外部将世界对象化，进而观察、改造。
二，反对进步的概念（Idea of progress）。当人有能力研究、改造之后，才有所谓进步。启蒙时期，进步有了全新的现代含义。进步是全面的，包括科技、社会、政治、经济、伦理的进步，所有进步相互关联。整个社会的进步也一直在加速。
三，自我授权（Self-enpowerment）。人们只承认自己，再也不承认外在力量和权威。在保守派眼中，人文主义是“自大狂”。尼采清楚地认识到，没有上帝和超越力量，人类应该怎么走？在启蒙之初，人们高兴地看到自己的解放，但随后的发展方向迷失了。刚开始，人们以为可以用理性来解决这个问题，后来发现不行。施耐德认为，纳粹对尼采超人论的挪用是曲解了尼采。尼采的意思是，因为人的力量太有限，我们要把人上帝化。自我授权是我们通常不会考虑到的一个现代性问题。
第四，戏剧性（Theatricality）。因为没有超越的权威告诉我们该如何做、如何走，我们只能根据自己的答案来进行。可是，每个人的“自己”不同。人们在舞台上演戏，可以演不同的戏，或者同样的戏用不同的方式去演。现代人与前现代人的区别在于，现代人在“边走路边看镜子”，时刻伴随着选择。施耐德教授认为，这个舞台代表了人类态度的非既定性、非自然性。
上述的四种现代性特点，虽然仍避免不了带有西方色彩，但施耐德教授认为他们是可以概括全球普遍的现代性特质的。保守派所反对的不是具体的政治、社会、经济安排，而正是这些特质。保守派当然有很具体的政治、经济方面的目的诉求，但这些诉求因人因时因地而异，无法一概而论。保守派的本质应该从更抽象的层面寻求，这个层面就是与现代派对人类、人性的理解不同。
保守派首先怀疑人的理性。保守派承认人有理性，但保守派认为，首先，像启蒙那样只看到理性是不对的。第二，理性也是有限的，从人类历史来看，很多时候理性不能阻止人类做错事。第三，保守主义批判启蒙对理性的天真的执着。前述的四个现代性特点都关乎人性，而人到底是什么，这才是保守派真正关心的。
施耐德教授继续区分出两种不同的保守主义。第一种是宗教的、或曰古典的保守主义，另一种是历史的、或曰以文化传统为基础的保守主义。第一种保守主义依靠古典哲学，认为普遍的规范是人们可以理解但不能改变的。人可以设法在当下社会实现这些规范，但实现时必须明确可操作性，我们当然要努力，然而这些规范是不会因历史和文化所改变的。第二种保守主义认为没有所谓的普遍规范，即便有，人们也无法观察到。人们只能依靠祖先所留下的传统，这些传统都具有特殊性，人要在接受、继承、延续传统的同时慢慢改变。
保守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Cultural nationalism）应该被区别开。施耐德教授指出，民族主义本身就是现代的东西，并以现代化为目的。现代民族国家是一个推动现代化的体系。文化民族主义，仍以三十年代的国民党为例，是要推动经济发展、将社会组织理性化、解放个人。历史的保守主义是肯定传统而反现代化的，而古典保守主义不管传统，只尊重普遍的规范。对保守主义者的判断，应该看其对待传统的态度。
在国内外对于中国保守主义的研究中，很多人喜欢用“文化保守主义”这个术语。但施耐德教授认为，这个术语中并没有厘清保守主义的核心概念。研究者们通常认为保守就是对传统的肯定而非五四，但实际上，很多保守主义是要搞现代化的，对传统文化的肯定是出于认同的考虑，而不是价值规范的考虑。在价值上，这些“保守主义者”还是要搞现代化、提高效率、从超越的权威中解放出来，他们并不相信儒家的天性天理之说。
当然，也有真正的保守主义，有的是“古典的”，有的是“历史的”。譬如梁漱溟和王国维，而章太炎则在不同情形下有不同表现。文化保守主义同样具有政治性。尽管文化保守主义者不反对革命，不反对共和，但保守派的政治性不在于政体和革命，而在于对人的理解。不存在非政治的保守主义。保守主义关心人性、人际关系，而这正是政治的基础。
中国的保守主义者立场常常不定，也常常自相矛盾。这些知识分子无法被明确地归类为哪一种保守主义。在三四十年代之前，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很明确的对现代性的理解，也没有成文的理论。但他们明确感觉到了现代化的挑战。
施耐德教授在他正在写作的书中重点讨论进步史观和伦理。他梳理了对进步的四种态度。第一种是认同，认为进步来自于西方，各国要通过自己的文化特色而现代化，这不是对现代化的批判，而是对西式进步的批判。第二种批判针对历史事实，人们回顾历史时，发现历史中不仅没有进步，反而有很多退步。这种批判可以见诸梁启超、杜亚泉、柳怡徴等人的言论。
第三种批判以伦理为基础。这种批判认为，即便存在进步，也是错误的。因为进步、进化都以竞争为基础，竞争只论成功与否，而不论手段好坏。施耐德认为，这种批判开始具有了保守味道。
第四种批判是真正具有哲学意义的批判，即一种对现代性的全面批判，它不仅批判进步，也批判其背后以理性为基础、以对象化为基础、以主体为核心的现代意识形态，章太炎的早期著作和刘咸炘的著作都具有这种批判色彩。
在演讲的最后，施耐德教授谈论了保守主义的边缘化、困境，以及保守主义问题意识在今天的价值。
（姜伊威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