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人简介：
日本名古屋大学人文学研究科教授。日本京都大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日本近世史、江户时代日朝关系史。著有《绝海的硕学：近世日朝外交史研究》（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7）、《日本人的朝鲜观是如何形成的？》(讲谈社，2017)、《薩摩藩士朝鲜漂流日记》(讲谈社，2009)、《大君外交和“武威”：近世日本的国际秩序和朝鲜观》（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6）、《近世日本与朝鲜漂流民》（临川书店，1998） 等相关著作八部。
演讲时间：2018年9月20日
17-19世纪，由于航海技术的局限，往往出现因诸类突发因素造成的漂流现象以及漂流民群体，因而在东亚各国家间存在有一个漂流民送还的体系，以及其衍生出的不同于朝鲜通信使等官方行为的民间文化交流活动。由于江户日本实行锁国政策，仅开放少数固定港口作为商贸交往渠道，因此如果中国人或朝鲜人漂流至日本，则不论漂着地为何处，都将首先被送往长崎，中国人由长崎送还至浙江乍浦，朝鲜人则由长崎经对马岛送还至釜山。漂流至中国或朝鲜的日本人，也会分别自乍浦与釜山送还至长崎。因此，前文提及的几处地点皆是研究近世东亚漂流民问题乃至东亚海交史的重要地点，值得特别注意。根据池内敏教授的统计，江户时代共有92件（1235人次）日本人漂流到朝鲜半岛的事件，而朝鲜漂流至日本的人数则大致为其十倍左右。
日本文政二年（1819年）七月，萨摩藩（今日本鹿儿岛县）的25名日本人（包括3名武士）漂流民群体漂流至朝鲜半岛西海岸忠清道庇仁县，池内敏教授以此事件为背景，以其中一位名为安田义方的武士所留下的日记为史料来源，研究讨论东亚世界的漂流民送还与漂流记等问题。
江户时代萨摩藩很少会有人漂流至朝鲜，日记的主人公安田在永良部岛（今日本冲永良部岛，奄美群岛中的一个岛屿）工作两年，在返回萨摩藩途中遭遇风暴，因而被迫漂流至朝鲜沿海。安田是萨摩藩武士，有着较高的汉学造诣，擅长绘画，因此其漂流日记上的诸多画作都有着非常深刻的意味和价值。
安田漂流日记中有三幅画作，分别为对漂流发生前、遭遇风暴，以及漂流结束抵达陆地三个时段的描绘，三幅画作说明了江户时代日本船只只有单根桅杆的基本特征。由于漂流中与漂流结束两幅画作在桅杆存在与否上具有明显的矛盾，池内敏教授指出，这是由于安田的日记与画作并非每日一记，更不是现场临摹，皆是其在日后结合记忆与想象、再最终整理而成。
安田日记中有两幅朝鲜官僚图，画中人物为朝鲜的地方长官尹永圭（在安田的日记中被称为“太守”）。在朝鲜，日本漂流民是不可以随意下船登陆的，只要其船只没有沉没，船员就必须保持在船上生活，因此安田从七月三日漂着至七月二十六日启程离开，大致在船上生活了一个月的时间。而在此期间，安田与朝鲜的地方官员们因为彼此间共通的文化基础，建立起了深厚的情谊。另外，安田还有其它诸多画作，包括放有印章的箱子、缠绕有毛皮的伞、附有虎皮的轿子、各类朝鲜人的衣着、帽子、佩刀、烟管、扇子、折叠笔以及随身携带的其它物件等等。池内敏教授指出，以上内容都非安田现场临摹所作，而是先做简要的笔记，日后再进行补充而成的，可以看出安田对于细节有着过人的细致记忆。
继而，池内敏教授举了三件朝日双方文化交流的具体事例。第一件是安田向尹永圭就冲绳特产的一种高度数“泡盛酒”进行概念解释与原理演示，但是最终没能成功；其次是尹永圭造访安田的船只时，安田使用自己所作的一幅猿猴绘画作为接待装饰，这幅画作得到了尹永圭的高度赞赏；第三件则是安田即将启程赴釜山还国时，朝鲜问情官执意要求漂流民承担送还费用。池内敏教授认为，在近世东亚世界，漂流民无需承担送还费用是各国间的不成文惯例，因此朝鲜问情官的要求十分令人费解。而在安田与问情官笔谈之时，与安田私交甚好的朝鲜官员则暗示安田不要计较，甚至直接在安田手心中写字，并对问情官谎称是赠别之诗。
池内敏教授认为这三个事例都有着非常的意义和价值。他指出，在江户时代，东亚世界各国家间语言不通的人们，往往使用笔谈进行交流，除安田与朝鲜官员以外，在朝鲜通信使的记行中也有许多类似的例证，使用汉文进行笔谈可以起到互相理解的作用。日本所藏有关朝鲜通信使画卷上所记载的1748年朝鲜赴日通信使途径冈山藩时的一个故事为例：
通信使团中的一名唐人（即朝鲜人，江户时代日本对外国人统称为唐人）想要如厕，于是撩起衣服露出臀部，下面番船上的日本才判（被征用的藩属民众）认为其如厕需要花费很长时间，便吟咏了一句汉诗——“入厕堪勘哉汉人”。唐人听闻后对才判说，你真是什么也不懂，一点也不像一句诗，我来教你如何分别。才判大喜，靠近大船，不料唐人却扔下了粪便，并对才判说，你现在身处粪中，应当感谢我（日语中“分”与“粪”同音，“教”与“扔”在授受关系上表达一致）。
池内敏教授指出，“才判”作为冈山藩征用的领内民众，虽然知晓诗文赠答这种东亚世界间的文化交流形式，并尝试模仿，但仅仅停留在模仿阶段便是民众层面文化交流的界限。这种模仿式的交流并非以经过学术训练后掌握的水平进行，而是以世俗化、通俗化的内容所学到的相对简单的东西为媒介。这里的汉诗，与其说是按照古典规则而做的作品，不如说是允许将日常杂事随心所欲吟咏的内容。由于“才判”与“唐人”缺乏文化上的共通性，因此被指责为“连一句诗都算不上”。
而安田日记中有关离别的记述如下：
离开漂着地前一天，希望同安田进行诗文赠答的朝鲜人络绎不绝地造访，安田一边装载行李（由于安田的船只已经无法航行，因此由朝鲜方面提供送还的船只），一边埋头笔谈。入夜，安田刚刚熟睡，便被交好的朝鲜地方官员们唤醒，告知尹永圭已经为他准备好了盛大的宴食。宴会上充斥着离愁别绪，李宗吉依依不舍地询问安田何时才能重逢，平时不喜饮酒的尹永圭也畅饮了数杯，请求安田写下辞别的五言律诗，又恳请安田作画一幅。宴会结束时已接近拂晓，漂流民的货物搬运完毕后，安田等人武士走下漂流船，在送还船上与尹永圭握手致意。惜别无言，尹永圭祝愿三人平安归国，安田也祝愿尹永圭永远平安，并保证定会平安归国。大家潸然落泪，迟迟不肯离去，小舟载尹永圭等人离去后，安田伤感地从船上眺望，发现尹永圭仍在频频回眸挥手……
朝鲜并非是安田想要抵达的土地，对于安田来说这既是初次涉足的土地，也是再也不会造访的土地。不过这里也是朝鲜官员士人同日本漂流民进行内容丰富的异文化交流之地，安田和尹永圭两人之间之所以互相理解，是因为双方有着共同的文化基础，这一切都是因为交流双方具有文化上的共通性才得以成立的。
通过上述两则故事，池内敏教授认为，考察近世东亚世界间的文化交流中最重要的因素是文化上的共通性。所谓文化上的共通性，即泛指从中国古代的各种修养到酒、烟草等文化嗜好品，亦或是欣赏自然的心境等等要素，可以说文化上的共通性的内容和水平直接影响着交流的质量。同时我们必须注意，这种交流的质量的差别与身份差和阶级差等问题密切相关，若不考虑这种文化上的共通性以及其背后的身份差、阶级差，从身份制度社会过渡到近代市民社会的过程中所牵扯出来的日朝关系摩擦问题便无从解决。
（王宏嘉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