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人简介：
钟鸣旦教授（ Nicolas Standaert），比利时人，比利时鲁汶大学汉学系教授，比利时皇家科学院院士。钟鸣旦教授长期致力于欧洲汉学研究，尤其是十七世纪中欧之间的文化交流。其主要著作有：《杨廷筠——明末天主教儒者》、《本地化：谈福音与文化》、《可亲的天主：清初基督徒论“地”谈“天”》、《传教中的“他者”：来自中国的教训》、《礼仪的交织：明未清初中欧文化交流中的丧葬礼》、 Chinese Voices in the Rites Controversy、 The Intercultural Weaving of Historical Texts等；并与杜鼎克（Ad.Dudink）等其他学者合作编辑 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徐家汇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数文献续编》、《法国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文献》等多套书箱；发表英文论文130多篇；与杜鼎克一起开发具有国际影响力的CCT数据库。
演讲时间：2018年11月8日
历史研究可视为关于“他者”的艺术，因为历史学家所调查的是生活在另一个时间、空间的人。在文化交流史研究上，“他者”更是占据了中心位置，因为历史学家试图去理解通过与他文化的相遇发生的事情。比如徐光启和利玛窦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人们之间的任何相遇都可引发出一段故事，这个故事可能通过文本、图像、艺术品、建筑、社群、礼仪来表达，这些都是历史学家可以使用的资源。因此，一种可能性就是我们试着去捕捉这些人“之间”最初的相遇，即他们的“之间”。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也是一门寻求“之间”的艺术。钟鸣旦教授强调其所使用的“之间”概念受启于日本学者和辻哲郎（Watsuji Tesurō）和香港学者梁元生，尤其是和辻哲郎先生。此次演讲，钟教授与听众分享了他目前的研究项目：书籍的文化间巡回以及这些书籍如何在17世纪的中国建立一个“之间”的文本社群。
当第一批欧洲传教士，如利玛窦（1552－1610）于十六世纪末抵达中国之时，他们惊叹眼前所见的传播广泛、高效且经济的印刷文化。特别是自十六世纪中期以来，中国的书籍数目和种类的确显著增长。这一过程得益于中国印刷的一些技术特征。相比欧式活字印刷机机械装置复杂且昂贵，中国通常偏好使用更简单、更便宜的雕版印刷技术，由此出现了非商业化的家刻、寺观刻。所以，中国人不用引进印刷机，也无需依赖于商业印刷坊来刊行他们的著作。而且，当时并没有一个行之有效的机构组织进行系统的出版审查，也没有教会监管出版物中的异端思想。于是，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们在刊行他们的思想时并不会遭遇阻碍。
最终，欧洲宗教和科学知识通过汉语文本所进行的传播成为十七、十八世纪中欧文化相遇的主要特征之一。这一点可以由当时产出的文本数量得到确认：总计约1050种文本（印本和手稿）。对于这批书籍，钟教授及其团队做了一个免费的参考数据库（CCT-Database）。为何说这批书籍是文化间的文本？是因为：其一，作者是所谓“之间”的人（in-between persons），比如说利玛窦，在中国待了三十年，一方面他是欧洲人，一方面完全处于中国环境，是一个之间的人；徐光启是一个类似的之间的人，徐光启有完全儒家的背景，但也信天主教，也学了欧洲数学。其二，内容包括欧洲知识和中国知识。其三，印刷物质层面反映了中国与欧洲两种印刷文化的特质，不止是文字，目录索引、图片都有两个文化的特点。这批书籍非常值得研究。从欧洲角度而言，十六、十七世纪欧洲和南美洲、印度、日本、中国、菲律宾都发生了关系，只有在中国出现了如此众多的文化间书籍；对于中国历史上出现的文化间的书籍来说，它们是重要且详实的案例（相较与汉语伊斯兰书籍和满汉双语书籍而言）；就研究程度而言，这批书籍很多没有出现在明末清初汉语书籍的现代编目中，所以它很少受到中国研究印刷文化史学者的关注。
接着钟教授谈到研究这批书籍的方法论问题。他强调研究这种文化的互动，一方面关注印刷的物质性，另一方面关注印刷的社会性。这些研究方法借鉴于欧美研究书籍史的成果。一方面，他们研究那些文化间书籍的生命周期：它们的出版、制作、流布、接受、翻译和收藏。另一方面，他们关注那些制作、散播、翻译和阅读书籍的人，一个从作者到出版人、印者、运送者、书商，再到读者的沟通回路。 而最近有学者认为“这两种研究模式的相互交叉和联结的方式有望成为未来几十年国际学术研究的一个关键议题”（ Joseph P. McDermott &Peter Burke, 2015）。而钟教授的项目就是迎接这个挑战，把两种方法结合起来，既关注书籍的物质性又关注书籍的社会性。钟教授计划从书籍生产制作、分布流通、阅读消费几个方面进行着手，在此基础上研究之间社群身份意识之形成。对于什么是身份意识？钟教授认为身份意识就是你怎么经过书籍表达自己的身份。比如数学家说我是一个数学家，我有这些书，我读这些书，出版这些书，和这些人来往。当然证明你的身份不止经过身份来决定的，或者通过礼仪。
对于如何开展这个计划，钟教授在整理、阅读这批文化之间文献后，提出了很多有益的问题。
在书籍的生产制作层面，钟教授认为首先得关注出版的是什么。书籍、宣传册、零散的单页、插画、地图、间印欧洲文字的汉文书籍、有欧洲文字但在中国刊行的刻本、间印满文的文本等等都得纳入分析的框架。其次要解决它们是怎样制造出来的。我们可以在这些书中找到什么样的关于刻工、印刷地点、再版、文本变化等印迹。其次，刊行基督教书籍的地理位置以及它们与印刷中心有怎样的关系也值得关注。最后，需要回答是谁在推动这些刻本的出版。
在书籍流通方面，钟教授认为首先得关注印刷品的流通有多广，在区域、阶层上有何特殊性。其次，这些汉文书籍如何流传到欧洲并分散到各地，其动机、过程为何，又是怎样最终保存在图书馆里。钟教授发现传教士的回忆录以及明末清初中国私家藏书目录中含有很多这方面的文献。
在阅读消费方面，钟教授强调除了阅读以外，是否还有礼仪性的、表演性的、戏剧性的、实验性的消费。其次，阅读者与文本的互动是什么样的？这批书籍曾经用过什么样的分类方式？这样的分类如何干扰了现存的分类体系？为了更为直观说明这个问题，钟鸣旦教授举例说，如果把《四书》、《易经》放在欧洲的图书馆去，图书馆管理员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应该把这本书放在哪里。这和分类有关。在中国，有一个很长的分类历史，所以佛教的到来干扰了中国的分类制度，天主教的到来也干扰了中国的分类制度。明末清初也产生了新的分类，如“大西人著书”、“天主教类”等等。
关于“之间”的社群身份意识的形成，钟鸣旦教授认为需要关注书籍的生产制作在多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国基督徒的身份，具体而言，在多大程度上，十九世纪基督教的身份认同建立在重版十七世纪著作的基础上。钟教授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1840年代天主教再次来到中国时，传教士热衷出版十六、十七世纪的天主教书籍。这可能是其确认其身份、传播身份的一个表现。
报告的最后，钟鸣旦教授从三个方面总结了这个研究计划：第一点，书写一部文化间书籍的社会史，调查一个文化间书籍在中国的诞生过程，或者说人群和机构的网络或系统支撑下的生产制作、分布流通和阅读消费；第二点，印刷物与印刷的社会化之间的双向互动。传教士和信徒积极使用中国印刷技术，与此同时，他们自身也被转化，由参与印刷工作而接受新的宗教和科学的思想；第三点，文本塑造的身份意识。中国基督徒文人身份的主要载体是学术、文本、仪式和文人创作，了解书籍如何能超越文化和语言的局限连接不同的“之间”社群。
（王业清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