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人简介：

耶鲁大学艺术史博士，多年在国外从事艺术史研究，获古根汉姆研究奖与波士顿大学艺术史终身教席，哈佛大学艺术史系客座教授。2015年回国加入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书法研究，晚清官员收藏，著有《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哈佛大学亚洲中心，2003年），《天倪——王方宇、沈慧藏八大山人书画》（与张子宁等合作。佛利尔美术馆，2003年），《与古为徒和娟娟发屋——关于书法经典问题的思考》（湖北美术出版社，2003年）。 

演讲时间：2018年11月30日

白谦慎教授的讲座是他近年来关于清代官员收藏研究的概述。白教授以吴大澂的收藏、信札与人生经历为主线，还原了晚清官员收藏的人物网络与地域联结，并试图发掘晚清官员的收藏机制与收藏心态。白教授围绕着近年的研究成果《甲午战争后的吴大澂——兼论吴氏收藏的递传问题》，《晚清文物市场和政府官员的收藏活动》，《拓本的流通和晚清的艺术和学术》，《信息、票号、运输：晚清官员收藏活动中的网络要素》，行将发表的《吴大澂的收支与收藏》与《“玩物丧志”的焦虑：晚清官员们如何为自己的收藏活动开脱？》六篇文章，系统论述了研究晚清官僚收藏的缘起、困难与突破。

白谦慎教授对于吴大澂的关注缘起于1992年读研究生期间，刚开始只是随手收集一些拍卖图录上见到的图片，但是他很早就决定写一本书研究晚清士大夫和文人文化面临的现代命运。

通过吴大澂来研究晚清的收藏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吴大澂的家庭有收藏传统：祖父吴经堃与父亲吴立纲收藏艺术品，外祖父韩崇是道光咸丰年间颇有影响力的收藏家。吴大澂交友广泛，师友间颇多收藏家，如：吴云，顾文彬，潘祖荫家族，陈介祺、李鸿裔，沈树镛，汪鸣銮，王懿荣（发现甲骨文）、叶昌炽、陆心源、叶衍兰、李宗岱、缪荃孙、盛昱等等。吴大澂的一生也在当时收藏活动活跃的地区辗转：生长于苏州，太平天国时在上海避难。任翰林编修，后为陕甘学政，在陕西开始大规模的收藏。再后任广东巡抚，河南山东河道总督，湖南巡抚等等。在济宁与山西的收藏家关系密切，其中就有晚清金石收藏第一人陈介祺。所以，吴大澂的一生与当时的大收藏家与收藏中心都有密切的关系。

以1895年为界限，审视吴大澂收藏的规模和种类。吴大澂由于甲午战败后罢官，缺乏资金来源，因此1895年以后不事收藏。1893年吴大澂在《求贤馆藏古器记》中记述了自己收藏的种类主要有青铜器，玉器，印章（包括封泥），陶器，刻石，书画，瓷器，钱币，拓片等等。白谦慎教授通过吴大澂孙子吴湖帆的手稿指出吴大澂拥有鲜为人知的斋号“百匋斋”，以及宋瓷收藏的目录，丰富了学界对于吴大澂陶瓷收藏的认知。

研究晚清文物市场有很多困难。晚清文人对于买卖数额的讳莫如深，使研究者对古物交易的具体细节不甚了然。学者只能通过清人的日记，笔记与信札，粗略地勾勒出晚清文物市场和收藏的图景。资料的不平衡也对晚清官员收藏研究形成了遮蔽，顾文彬的日记信札见载，嘱咐儿子撰写的文物账本却不见流传。艺术收藏的大商大贾缺乏相应的文献资料，只有少数编修了图谱。艺术品本身性质决定的价格弹性，以及收藏者倒手之间价格变化的难以追踪，致使研究者很难推断艺术品价格在当时经济环境中的涨落。与此同时，晚清受国际影响形成的复杂币制，亦增加了研究的困难。西周重器虢叔钟在清代藏家中的辗转递藏，更是展现了晚清青铜器价格的波动。虢叔钟又名“虢叔大林和钟”，原为8枚，相传清代乾嘉时期在陕西长安出土了5枚。早期藏于扬州梅花书院的“院长”吴鼒（公元1756～1821年）。吴鼒死后，这枚虢叔钟被卖给了当时的两淮鹾使阿克登布，价格为一千二百两白银。1831年金石学家张廷济（公元1768～1848）购买时，其价格仅为二百八十四银饼（约二百两），十年中跌了好几倍。40年后虢叔钟的价格再次飞涨。1872年，有人向人在北京的潘祖荫开价“二（或三）千四百元”（大约一千七百两或二千四百两）购买虢叔钟。同年冬天，上海道台沈秉成却以五千两买下41年前张廷济购买的那件虢叔钟，价格翻涨多倍。白谦慎教授认为，1872年是个值得注意的时间点。这一年书画和青铜器价格的飞涨，可能与国际银价的变更以及剿灭太平天国与缅军以后的经济复苏有一定关系。

白谦慎教授将价格较低的拓片，视为晚清最能沟通高层文人和低层文人的媒介。他发现在晚晴收藏品之中，再贵的拓片也比不过珍贵的阁帖。珍贵的阁帖能达到千金，而对于拓片而言，二百两银子已是巨价。拓片分为旧拓和新拓，未经题跋的拓片价格较低，哪怕是国初的拓本。若是新拓或今拓的话，才值几钱。总体而言，拓片价格很低，一两以下的拓片很多，而书画一般都要达到几两以上。罗振玉是当时教育部的工作官员，通过政府资源大量收集拓片。拓片大收藏家如缪荃孙，拥有几万张拓片，经由自己或拓工雇拓印而实现收藏。 拓片由是沟通了晚晴各个阶层的文人，也推动了艺术与学术的发展。

关于晚清私人收藏家如何得到信息、付款、收货、运输等此前很少为人关注的问题，链接的是当时的收藏规模与社会机制。吴大澂于1873-1876年任陕甘学政，其间广收文物。离开后，他依然和陕西友人和文物商人保持密切关系。在给苏州文物商徐熙的一封信中显示就是托他买文物，由此可见收藏者之间的激烈竞争。虽然晚清已经有了电报，但是异地信息的获得依然通过信件传递。然而，不同于晚明官员主要通过友人带信，晚清官员可以通过官方的邮寄系统来传递自己的私信，传递速度得以提升。另外，当时各地使用银两的标准不同，即便在同一地区，也未必通用统一的银重和成色标准。这给商业贸易的正常运行带来极大的不便。银行和钱庄对于各地城市之间不同的银价标准必须了如指掌，他们在两地之间进行业务上的汇票往来或者现银交易时，都要为自己留出充分的余地。运输问题也是官员异地收藏要面临的问题。在清代，官员不仅要到异地任职，还经常轮换。吴大澂在任官期间，会视任期长短、路途的远近、水路还是陆路，来决定带多少和什么样的艺术品。如在1886年去吉林时，因为走的是陆路，任期较短，吴大澂仅仅带了些图书和拓片，而自己收藏的青铜器则放在天津。可以说，这种网络使得晚清官员学者能在更大的范围内以更快的速度进行他们的收藏活动，而与他们收藏活动相关的学术活动，也体现了一种新的规模，为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白教授分析了吴大澂的收入与开支情况，以及经济实力如何影响了吴大澂的收藏选择。通过充满孝悌之心的吴大澂写予家人的信札中，可以窥见他的主要开销是探敬和参拜费。这些开销高达每年4000多两，用于拜谒亲王与打点人际。吴大澂在晚清的收藏家中并非富贵，尤其是对比富庶地区的地方官员，如上海道台沈秉成，宁绍道台顾文彬。吴大澂也自知财力不够雄厚，因此价格较低的玉器成为了他收藏的首选。吴大澂通过发展冷门类别（玉器）以优化自己的收藏，成为了晚清玉器收藏第一人。

晚清危机四伏，列强环伺，内外交困的时候，官员如何心安理得地收藏？这个问题的解决反映了晚清官员收藏家实现收藏道德合理化的过程。首先，白教授肯定了收藏焦虑的存在。吴大澂在自定年谱里写道，他爸爸小时候就教导他不要玩物丧志，为母亲守丧的时候吴大澂对朋友亦说“不愿其多收长物为身累也”。面对这种焦虑，白谦慎教授认为，官员们主要通过两种途径去消解：建功立业与理论建树。晚清的这些喜爱收藏的官员是非常有才干的，甚至是洋务运动期间的中坚力量。比如李鸿裔曾是曾国藩最亲近的幕僚，所以曾国藩在当了总都督以后，他担任了江苏观察使。吴云在上海被太平天国围困的时候，负责立捐局总局，和顾文彬一起组织中外汇款会，邀请李鸿章入沪，成功避免太平天国打进上海。他们都在晚清的动荡中贡献了自己的才智，建立功业。与此同时，晚清官员也通过给收藏制定文化等级来证明自己收藏的合理性。吴大澂在《古玉图考》中写道：“典章制度于是乎存焉”，点明了古器物重构商周时期的礼仪制度的功用，所以玉不是玩物，青铜器亦然。早在宋朝欧阳修和赵明诚都提到了拓片证经史的功用，因此拓片也非玩物。清金石收藏第一人陈介祺明确提出收藏并非为“耳目之娱”的一套理论：爱文字之心必须胜过爱器物之念。因此，爱文字就不是爱物了，不爱物就更谈不上玩物。当收藏活动转换成一种学术活动以后，它就可以和古代制度、历史、意识形态结合起来，变成一种有意义的文化活动，而非“耳目之娱”。吴大澂认为青铜器如毛公鼎、大盂鼎、散氏盘是珍本尚书，一两个文字可以 “证许小学津梁”。吴氏还用铭文、钱币、印章上的文字编纂了《说文古籀补》这本书。王国维、罗振玉、容庚、裘锡圭先生对这本书的评价都非常高。清代收藏与学术之间的互动可见一斑。

晚清是一个剧变的时代，晚清的官员收藏也体现出这些变化的痕迹。外国收藏家的介入，如我们现在熟知的美国福开森、日本的藤原家族，都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大量收集中国艺术品。到了二十世纪，资本的作用越来越大，收藏家的结构也相应产生了变化。再加诸现代博物馆、艺术史概念的出现，过去传统的官员收藏家集收藏家、创作家、批评家于一身的历史现象也就结束了。

（谢程程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