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人简介：

韩国延世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荣誉教授。延世大学前任人文学院院长,季刊《创作与批评》编辑，中国近现代史学会（韩国）会长。
近年论著包括：《横观东亚：在核心现场重思东亚历史》（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16），『共生への道と核心現場: 實踐課題としての東アジア』(東京：法政大學出版部, 2016) ，《社会人文学之路：作为制度的学术，作为运动的学术》（首尔：创批社，2014年），《在核心现场重思东亚：共生社会之实践课题》（首尔：创批，2013年），《见识台湾：韩国与台湾共寻新径》（共编）（首尔：创批社，2012年），《思想东亚：韩半岛视觉的历史与实践》（台北：台社，2009；北京：三联书店，2011 ），《ポスト〈东アジア〉》（共编）（东京：作品社，2006），《回归东亚：探索中国的近代性》（首尔：创批社，2000）。

演讲时间：2018年12月11日

在当今，新自由主义席卷全球、市场万能称霸学术界，“人文学科无用“的氛围日益高涨，白永瑞教授以为，现在是再次为历史学辩护的时候了。历史研究者可以通过批评参与社会现实的方式，将社会议题转变为学术议题，再将学术议题带回到社会中，从而体现历史学的有用性。
为了实践和检验这种方式，白教授将以东亚社会中的互相嫌恶感为题展开分析。东亚各国之间的相互嫌恶感是清日战争后“东亚分断结构”的产物，其中最重要的、刺激性最强烈的一点是“帝国论述”下的中国因素。所谓的“帝国论述”，指的是从帝国的角度来讨论中国的历史、现实和未来，现在受到广泛关注的朝贡制度论、天下体制论、文明国家论等都属于这一类。接下来笔者将以韩国、台湾、日本为例，说明中国的大国化及其影响力对韩国、日本和台湾知识界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得到了怎样的回应。

首先是韩国。2016年7月8日，韩、美两国联合发表了在韩半岛部署“萨德”消息，引起了韩国内部激烈的争论。持保守论调的《朝鲜日报》指出，萨德争议的本质是韩国对外战略“亲中”与“亲美”路线的对决，并质问韩国左派是否同意中国的“新朝贡秩序”。进步报纸《韩民族新闻报》则反驳道，那种将反对萨德等同于“亲中事大主义”的论调，是在巧妙地掩盖一个事实——部署萨德的最大获利者是日本右翼、美国军需企业和韩国内部亲美、亲日势力。《朝鲜日报》还引用中国学者的论文来构陷中国，这有鼓动韩国嫌中风潮的风险。最近，中国人在济州岛的投资观光逐渐增多，中韩两国不时在黄海渔船问题上产生摩擦，这些都有可能刺激清日战争以来韩国心目中“卑贱的中国”这一历史记忆，从而导致中国威胁论的扩散。白教授以为，韩国必须在中国和美国两大强国中取得平衡，因此不能仅仅从中韩关系的角度来理解中国的变化，而要将南韩、北韩一同放在东亚分断结构，乃至于世界体制之中去理解。惟其如此，才能在韩国逐渐扩散的反中情绪下，打开一条大众沟通之路。

第二个例子是日本。对前近代的日本人来说，中国是古典书籍中的规范之镜，是作为教养必须要学习的对象；到了清日战争以后，中国就成了蔑视的对象；在日本帝国时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开始被重新解读，中国也就被重新放置到与日本对等的位置上。但是，无论在哪一种日本认识中国的系谱中，中国都是构成日本认同的他者，直到现在也一样。中国文化研究者丸川哲史指出，日本媒体总是在努力将日本与中国相比，以展示日本的优势，将中国描述为“不自由”、“不民主”的国家。这就是嫌中论述在日本高涨的原因。但是，中国对于民主是具有自我的思考方法和惯性的。日本思想史家子安宣邦则与他相反，认为中国是不民主的一党专政国家，怀疑中国能否成为共同实现亚洲和平的邻居。在丸川哲史，中国帝国经验是统合周边不同政治社会体制、不同文化风俗的各个政治实体的、一种具有弹性的关系模型；而在子安宣邦，帝国经验则是在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前提下，朝全体主义式政治社会体制的经济大国中国的统合。两人对帝国论述的不同论断，可能也是源于日本的民主主义观或是发展战略，或许可以代表日本中国研究者的两极。同时，也有研究者认为1972年后的中日关系史依附于中日政府间高层的交易，而不是牢固立足在制度的基础上。所以建立新的中日学术交流方式、与市民合作完成学术课题，是更应该开展的新交流方式。正是因此，现在才更有必要从东亚分断结构这个更广阔的视角重新审视中日关系，认识日本人的嫌中论述、发现其煽动、强化美日同盟逻辑的一面。
最后一个例子是台湾。与韩日不同，台湾社会运动圈对“中国因素”的讨论一直不少，但由于其强调自我认同的倾向很强，对于中国崛起正面意义的讨论一直很匮乏。2010年以后，台湾的“小确幸”和“天然独”思潮更是结合了台湾人的本土意识和反对两岸特权阶层的情绪，构成了“反中”论述的基础。
这种“反中”情绪根源于近代以来一连串战争给台湾人民带来的敌视中国的集团记忆，在台湾社会内部造成了本省人和外省人的分裂。1990年以后，经济增长和程序上的民主主义使台湾面对大陆，形成了一种类似“文明国家”对“专制国家”的优越感，这便是“太阳花运动”等台湾民主化运动的原动力。这种优越感不仅表现在“小确幸”的思潮上，还表现在挪用“中国梦”发言，认为只有台湾才有资格实现中国梦的论述上。杨儒宾的“1949年礼赞论”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他认为，1949年是中华文化“反复南渡“的终点，台湾接受并传承了儒家文化，证明了其中确实蕴含民主等现代价值，同时也将这种”中国梦“反馈给了中国。很显然，”中国因素“在他的论述中有着极强烈的存在感。

吴介民的观点则很值得我们讨论。他先是将台湾一般的中国论述分为两种，即中国机会论和中国威胁论，前一种将中国当作摇钱树而无节制地拥抱，后一种将中国视为吞并台湾、共产化台湾的威胁，不分青红皂白地加以批判。他提出了“第三种中国想象”，即：中国已经走到了官僚国家资本主义的阶段，而台湾的“独寡占”也在台湾社会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为了摆脱这样的困境，两岸的公民应该联合开展社会运动。到那时，台湾人便能以自己的民主经验，在文化政治概念的华语世界中争取“文化领导权”。他的观点很快引发了热议，有的人攻击他对中国的看法不过是新型的“中国威胁论”，也有人认为他“价值高地“与”文化领导权“的说法显露出台湾人的傲慢心理。白教授能够认同他强调”中国因素“的问题意识，但完全摆脱中国因素，却会造成对”美国因素“等其他帝国因素的依赖。因此，需要再次强调东亚分断结构的观点。只有这样，才能不仅仅在大学体制之内，也在公民社会中生产、传播”健康又平衡的中国知识“。

最后，再回到历史学的有用性。对中国的嫌恶感是与东亚各地区的历史相连结的，历史学的方法论可以用于观察、检视这些社会问题。无论是在当今的韩国、日本还是中国台湾，“中国因素“及其认识框架都能引起一番论战；同时三个社会又都正在渴求着平衡的中国知识，以抵消中国因素衍生的反中情绪。因此，我们应当改变观察历史的框架，在学术上挣脱细碎化的主题和方法论、提出共通的研究课题和概念，以求得彼此的谅解、超越“反中”的论述框架。在此，白教授想要尝试性地提出“东亚分断结构”这个已多次提及的认知框架。东亚分断结构，是从历史心理隔阂的角度对韩国 “东亚分断体制”论的再建构。东亚分断体制指的是冷战后的东亚，依然延续着一种既有中国-美日同盟大分断，同时又有各种小分断（朝鲜半岛、中国-台湾、日本-冲绳等）的重叠社会结构。白教授的“东亚分断结构”，指的是过去一百多年东亚地区间存在的历史感觉和认识论层面上的分断，它在近现代不断地扩大再生，造成了历史观和认同的深刻差异。
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做到系统地看待帝国论述在各社会内部发展的脉络、过程和差异，同时将相互嫌恶感历史化、相对化，历史学也就继承了“实学”的精神、体现了其效用。笔者相信，如果历史的效用可以不仅停留在学界内部，而是和一般大众共享、使历史性的思考日常生活化，那么应当能够阻止政治权力为了某种目的而将历史神化或歪曲，这正是迈向具有“批判性运动”特性的社会人文学之路。

（徐韵文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