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人简介：
北京大学历史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研究方向是中外关系史、丝绸之路、隋唐史、西域史、敦煌吐鲁番学等。著有《敦煌学十八讲》《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等；主编《粟特人在中國——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西域考古·史地·语言研究新视野》《马可·波罗 扬州 丝绸之路》等。
演讲时间：2019年3月11日
丝绸之路运作的过程中需要写本，离不开纸。丝绸之路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在丝绸之路上行走的人离不开公验和过所，这两者除了早期使用木简，在中古时期都是用纸来制作的。除此以外，丝绸之路上的旅行手册、常见的绘画练习本（如于闐婆罗米字母所拼汉语记录册）、商人记账本（敦煌、吐鲁番、高加索出现的丝商账本）、买卖契约、通信记录（如粟特文古信札，日本大阪大学森安孝夫的团队一直在搜集、整理和翻译丝绸之路上的书信，但至今未见）、还有求法僧的巡礼、文人诗歌的吟唱都存留在丝绸之路遗存的原始文书中。
丝绸之路的许多角度已经被反复讲述，如丝绸、香料的传播之路、佛法传播之路、玉石之路等等。而写本之路，则是人们提的不太多的。浙江大学王勇先生提到中日的文化交流有一条“书籍之路”，这对荣新江教授很有启发。在写本时代，丝绸之路上的书籍是怎么交流的，交流特征如何？这是两种学术的交叉：中外文化交流研究和敦煌学中的写本学研究，即用写本学的方法看丝绸之路上的书籍交流。
一般而言，书籍都是从丝绸之路进行东西传播的，但文化交流是有选择的，并非所有的书都有交流。从敦煌文书中可以发现李白、白居易的诗，却没有杜甫的诗；敦煌没有《战国策》，只有《春秋后语》；敦煌出土的十三经（唐代九经）无大经（如《仪礼》、《周礼》），而大量出现《论语》和《孝经》。这与国家、民族和地方的接受能力有关。宗教经典大量出现而经史子集多有选择，这其实反映了丝绸之路上的文化选择。子部书如《刘子》在敦煌、吐鲁番、和田、于闐均有出现，许多子书却一字不见。地理书如《大唐西域记》很常见，是中古时期玄奘以后去往西天取经的僧人所必备。占卜、星历、医书、药方在各个时代都传播最广。这些都说明，丝绸之路上运送着不同的写本的典籍。
过去的观念给人感觉，似乎刻本时代一来临、印刷术一产生，宋代以后知识就爆炸，这一情况实际上只限于刻书比较繁盛的苏、浙一带的个别地区。这些地区文化水平高，但传到北方的书籍其实并不多。早期的刻本传播力是很小的，刻本书的影响力超过写本书应当在明代中叶以后。即便到了民国，藏书家们目睹某书，还是率先抄写，并不先去覆印。
荣新江教授主要讲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通过分析写本的特征及其传播，来理解丝绸之路上不同形制的写本与传播的关系，这是一项系统工程，目前还没有人专门探讨。二是作为写本的书籍在丝绸之路上传播与刻本传播的差异。
中国古代使用竹简来传播信息，这些竹木简很难在丝绸之路上运载，经过考察，荣新江教授发现，这些作为书籍的简都没有离开河西走廊太远，新疆也很少。作为公文出现的有敦煌简牍，最早是斯坦因第四次中亚探险所发现的尼雅的西汉简。这些汉简斯坦因并没有拿走，他拍了照，目前保存在大英图书馆，九十年代被王冀青在伦敦发现。这批汉简的实物下落不明，当年被调拨给了古物保护委员会。荣新江教授追踪了多年，认为或许在北京故宫的地下库房，或许被运往台北了。
甘肃武威出土的《仪礼》汉简，469枚，非常精美，简很长，写得很好。它能够在一个墓葬中整体起运，非常难得。出土文本中真正属于书的到达最远的地方是尼雅。李学勤先生说西北的出土文物在两汉时期不涉要典，与长江流域所出简牍无法相比，马王堆帛书、银雀山汉简、郭店简所包含的重要典籍如《老子》等在西北都是找不到的，长城守边的将士都是发配去的，或者是内地逃去的农民，是无法阅读这些重要典籍的，只能读一读识字课本，所以没有重要典籍的发现。这是文本接受的问题，同时还有运输的问题，大批竹简太重且易折。
最早的印度的经典文本主要是桦树皮的写经，出现在中亚一带。许多文献都被保护得很好，如1994年从白沙瓦带到伦敦的一批写经，被捐入大英图书馆，它最初被藏在五个陶罐中被埋在地下。陶罐上写着此为法藏部经典，大约为公元30年左右的最古老的佛经，用佉卢文犍陀罗语所写成。这样的书，在丝绸之路上运输是非常困难的，很容易毁坏，只能短距离运输，如从犍陀罗地区运送到于闐、龟兹，翻越帕米尔地区的山脉，这些都是可以做到的。但大批量的运输是不太可能的。
塔里木盆地出土了许多桦树皮写经，比如最早的新疆和田出土的佉卢文《法句经》与阿富汗地区出土的写经是同一系统。由俄国的彼得罗夫斯基（N.F.Petrovsky）和法国的杜特雷伊·德·兰斯（J.-L.Dutreuil de Rhins）在1962年缀合，剑桥大学的布腊夫（John Brough）将其整理出版为《犍陀罗语法句经》（The Gāndhārī Dharmapada,London，1962），这是西域佛教史研究都必须了解的第一部佛典。这部佛典是用桦树皮写成的犍陀罗语的文本，但其中参杂了一些塞语（于闐文）的词汇，证明这部文献是当地人抄写的。印度系统抄写佛经的具体形式与汉地传统并不相同。汉地传统是书写文化，如果不用文字记录下来的话，文化似乎不存在；印度是口传文化，释迦摩尼的后学们都要将经典诵出比对。汤用彤先生认为所有佛教传入中国的记录，最可靠的是公元前2年（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使伊存口授《浮屠经》”，这一纪录非常准确和典型，安世高“宣译众经”、支娄迦谶“讽诵群经”、法显到北天竺“诸师皆口传，无本可写”都能说明这一点。又如十六国时期后秦昙无德“不赍胡本而来游长安”，鸠摩罗什相当肯定他的背诵功夫，他所记的药方、账簿都一字不错。这与中国传统相当不同。
纸在西汉时期已经出现，但目前所见西汉纸没有一件是书，都是短篇幅的信件。马雍先生为了确定佉卢文的年代，用尼雅楼兰的例子仔细清理了简、纸交替这一重要问题。我们现在很清楚，无论是中原还是西域，一直要到出现“洛阳纸贵”的魏晋时期，才真正实现了简、纸交替。现存最早纸本的书籍，是大谷探险队所获元康六年（公元296年）的《诸佛要集经》。《西域考古图谱》所收原件目前不知所踪，旅顺博物馆藏有同一写经的三十多个断片。这证明公元三世纪的晚期，这种卷轴装已经进入丝绸之路，进入了吐鲁番。此经是竺法护在洛阳所译的佛经，不过二三十年就已经反传回吐鲁番，当时丝绸之路书籍的传播速度很快，这就是季羡林先生所说的“佛法的倒流”。
丝绸之路上也会传抄中国的典籍，最了不起的例子是斯文赫定在楼兰发现的《战国策》，而敦煌没有发现一篇《战国策》，那些文人只能阅读《春秋后语》（敦煌吐鲁番有十几个写本）。相比较而言，西域长史府里可以读懂《战国策》的文人要高级许多。有一位日裔法籍学者说藏文写本出现了《战国策》，这就是没能理解敦煌的文献史。
公元三世纪后半叶以后，卷轴装已经成为丝绸之路上的书籍的最主要形式。从法显到玄奘，虽然都是用纸来抄写，但玄奘已经不再是用卷轴装，而是贝叶型梵夹装。可以想像汉僧西行（朱士行、法显、玄奘）都带有大量纸张，如高昌王倾全国之力来为玄奘提供物资，这其中一定包含了大量的纸张。孟宪实教授曾写出重要的论文《唐玄奘与麴文泰》，详细介绍了麴文泰对玄奘的种种优待。玄奘不像法显一样从海路回国，就是因为要去高昌国向麴文泰报恩，可是当他到达和田已经是贞观十六年，两年前，高昌已被唐帝国征服。
根据桑德（Lore Sander）的研究，从五世纪初叶，嚈哒的侵略截断了塔里木盆地与印度西北部的联系，嚈哒逼迫中亚小国去柔然、北魏求兵，但均无法相救。嚈哒的兴起使得笈多王朝被迫南迁，萨珊波斯被迫西走，他们先后占领索格狄亚那，进入吐火罗斯坦。这一时期印度的桦树皮写经不见了，全部改成了纸张。最好的例子是焉耆发现的关于“头陀行”苦行僧的龟兹语写本里，一面是405年鸠摩罗什在长安翻译的《十诵律》，由于西域僧人看不懂汉文，汉文传来的佛经被当作废纸。西域僧人把两张汉文佛经粘在一起反过来，在背面书写吐火罗语。
自此以后，西域地区的文献不再使用印度的物质载体，只使用印度的贝叶形制。挪威富商Martin Schøyen通过伦敦Sanford书店将阿富汗地区的大量贝叶经抄本买回伦敦，形成了国际著名的Schøyen Collection,现在桑德、哈特曼等人在他的帮助下对他的搜集品进行研究。因此现在的书籍史研究要与物质文化的研究和造纸技术的研究同步进行，不仅仅要看纸本身。到了公元十世纪，于闐人仍然用贝叶形。贝叶装和纸张结合起来形成了经折装，经折装比卷轴装更容易找到位置，卷轴装的麻烦在于阅读每卷最后几行时，要把整页卷一遍，非常不便，但经折装就没有这种麻烦。而册子本不像卷轴装，是私人藏书，不涉及传法，因此没有规范化，可见的敦煌所出的唐诗杂抄并非现在的别集概念，文人小品也都不按一定规则。
出土的西方文献也很重要，如九、十世纪吐鲁番阿尔法寺所出摩尼教文书，出土在高昌城西南大寺的对面。摩尼教文书纸张装帧与汉文写本类似，但书写是西方形式，且纸张非常精美。这些高昌的摩尼教文书是从哪里来的呢？柏林吐鲁番研究中心的学者曾说这些纸张是从中原地区而来，荣新江教授对此并不认同。九、十世纪，敦煌的纸是极差的，高昌难道能拿到中原这么好的纸吗？他认为这些纸是从西而来。景教系统与摩尼教一样，勒寇克（Albert von Le coq）在葡萄沟挖走了一个景教的图书馆，有中古波斯语基督教的诗篇，抄的非常精美。更多的是叙利亚字母所写叙利亚语，这是景教的教会语言。伦敦大学的亨特尔教授领衔整理，目录已经出版两册。当地的信徒主要是粟特人和回鹘人，所以粟特人也用叙利亚字母书写（粟特语有三种字母，一是粟特字母即阿拉米字母，今天演化为蒙语、满语，二是摩尼文，三是叙利亚文）。根据西姆斯·威廉姆斯（N. Sims-Williams）的研究，这些西方文书除了景教聂斯托利派，还有希腊教派。在公元十世纪，欧洲基督教与中亚、西亚的教会一定存在联系。
另外荣新江教授介绍了写本书籍在传播时与印刷品的区别。弘法藏、契丹藏等几部大的藏经都是整体颁赐的，运输力很大，肯定有国家的力量。我们从《宋会要辑稿》中可以看到，宋代皇帝曾经命令一周赐一部印本藏经给敦煌，但目前未见到，也许是一件都没运到，也有可能运到时敦煌藏经洞已经封闭了。吐鲁番的出土物一直到蒙元时期，数量更大。但写本时代不同，一种是接力型传播，敦煌卷子中的法令文书，比如著名的《公式令》（P.2812），在它的反面纸缝上都印着“凉州都督府之印”。唐代长安的公文书，却在凉州抄写，不然不可能有此印。这可以说明，古代纸张的供应、抄写和运输是分步骤完成的，不是全部在长安完成，更不是统一运输的。古人分段接力抄写，法曹参军要亲到凉州来抄，他抄一份到沙州，沙州下属各行政区划再接着抄。大部分书是这么抄写完成的。
其次，古代私人的卷子有两面性。文人出行要带着私人的书，它不是供给图书馆来抄书，许多书比如有一个卷子，一面抄的是《汉书·张良传》一面抄的是《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文人有意要读某些书的某些部分，他们在出门前会让书手替他们把想读的部分抄下来。讲经的僧人也经常利用两面来抄经。两面的文献在敦煌吐鲁番值得我们系统的研究。
第三，丝绸之路上许多物品都具有私人性。在研究文化传播时，公与私非常重要。比如有一本《文选》是永隆二年三月十九日在弘济寺（文献不见此寺，是长安寺庙，因避讳已改名）抄写的，对比中原版本虽然也是双行小注，却有失严整性。敦煌出现的经卷有许多为《开元释教录》所不收，即所谓“藏外经典”，这其实也反映了文献的私人性。
（蔡纪风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