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王堆汉墓发掘的历史意义

李  零

北京大学  教授 

讲者简介

李零，北京大学教授，著有《中国方术考》、《中国方术续考》、《丧家狗——我读〈论语〉》、《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周易〉的自然哲学》等。

1972-1974年，当时的中国还处在“文革”时期，考古工作者在湖南省长沙市发掘了三座西汉时期的墓葬，这就是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从中共出土珍贵文物3000多件，为研究汉代初期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提供了重要资料。 

长沙的地理位置

  长沙，古代处于楚越和吴楚之间，是楚国南境的古老城市。秦汉皇帝南巡，路线绝不会到达荆州以南的地方，南方文化，或者说楚文化，其实只能称得上是一种神秘的想象。这种想象，无比贴切地反映在西方人对中国古董的称谓“长沙货”上。

  长沙的地下文物丰富无比。湖南出土的文物，比如动物造型的商周铜器和越式大铙、楚式铜器、漆木器、丝织品、长沙窑瓷器，包括镇墓兽等，色彩艳丽，形态怪异，曾被中国古董商和西方古董商称为“长沙货”。整个西方世界对南中国都有着这些文物带来的笼统印象和神秘幻想。  

  中国的文化中心有一个渐渐南移的过程，而中国的地理大势又可以以黄河流向（今陇海线）为横轴，以大同—太原—长治—沁阳—洛阳—南阳—襄阳—荆州为纵轴划出一个“大十字”。毛泽东的著名诗句“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正是指此而言。  

  近代开埠以降，文化重心其实就是沿着这个“大十字”向东南方向转移，长江航道和京广线的重要性可见一斑。长沙处于它们的交叉点上，占据着这个“大十字”的中心位置，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性相比在古代来说，也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考古史之前的盗墓史

  众所周知，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帛书非常重要。但中国现存的帛书实物以1942年长沙子弹库楚墓中出土的帛书为最早，关于这批帛书，不能不提到两个人物，一位是美国人柯强（John Hadley Cox），另一位是文物收藏家蔡季襄。

  1901年，雅礼协会在美国成立。1904年，长沙开埠，雅礼协会选定长沙作为传教目标。1935年，美国人柯强来到雅礼中学任教。当时，长沙四郊正在修国防公路，各种盗墓者（“土夫子”）非常活跃，于是柯强就在长沙搜集到大批文物。1939年，他在耶鲁大学美术馆举办了长沙出土文物展。随后，商承祚先生根据展览出版了《长沙古物闻见记》。

  1942年，柯强入伍。在第三、第四次长沙会战期间，子弹库帛书出土。长沙子弹库出土的帛书，最初是由长沙的收藏家蔡季襄收藏。1946年，蔡氏在上海与柯强以10000美元成交，议定由柯强代他在美兜售。

  蔡季襄的旧藏中有三件稀世珍品：第一件是长沙出土的漆木双鹤双蛇，1948年流美。第二件是长沙出土的子弹库帛书，蔡季襄托柯强在美代售，1946年流美。第三件是长沙出土的陈家大山帛画，1950年捐献给国家，现藏湖南省博物馆。 

  1972年马王堆汉墓的发掘与1942年子弹库楚墓的发掘颇有渊源。任全生、漆孝忠、李光远、胡德兴，这四位的身份非常特殊，他们本来是1942年子弹库楚墓的盗掘者和子弹库帛书的发现者。解放后，由于他们擅长“认土找边”，后来分别服务于湖南省博物馆和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并参加了1972-1974年的马王堆汉墓发掘。  

  1973年，为配合马王堆汉墓的发掘，湖南省博物馆重新发掘了1942年被盗掘的子弹库楚墓。这些专家为子弹库楚墓的重启和研究提供了线索。1949年以前的盗墓史与1949年以后的考古工作，在这里找到了结合点。

  马王堆汉墓是“文革”期间的重大发现，带有那个时代的特点——艰苦奋斗的共产主义协作精神，领导一声令下，大干快上，效率高，谁也不能计较个人名利。比如，我的老师张政烺先生其实在出土简帛整理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最后都是集体署名。

  “文革”期间，满城汉墓、银雀山汉墓和马王堆汉墓，这三大发现是西汉墓葬研究的里程碑。马王堆汉墓有三大亮点：帛书、帛画和女尸。

  马王堆帛书是继子弹库帛书之后的第二次发现，唯一经科学发掘的发掘。红楼整理组对银雀山汉简和马王堆帛书的研究堪称简帛研究的楷模。帛书，文图并茂，相辅相成，使我们重新认识什么叫“图书”。马王堆不仅出帛书，也出土了大量竹简。而学者们对马王堆一号墓遣册的研究也有范式性的意义。

  马王堆帛画有很多种，其中用以覆棺的T形帛画是墓主本人的画像，在西汉墓中是第一次发现，它上承陈家大山帛画、子弹库帛画，下启东汉铭旌，在中国墓葬传统中尤其重要。另外，马王堆女尸也对研究中国墓葬传统非常重要。

  简牍、帛书、帛画的发现与研究，过去是以西北为重镇。现在，湖南后来居上，已跃居这类研究的头号大省，自新世纪以来，一发而不可收，前途不可限量。

□（原载《澎湃新闻》2014年12月9日，记者朱戟影，原题《李零：长沙马王堆发掘是盗墓者干的正经事》，此处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