阙特勤的坐骑——突厥马命名传统对唐朝的影响
罗新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教授
讲者简介：
罗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研究领域为魏晋南北朝史、简牍、墓志、北方民族史，西域史；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西域（楼兰、车师）史、北方民族（匈奴、鲜卑）史。著有《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中古北族名号研究》、《历史的高原游牧》等，合作主编《吴简研究》第三辑。
内亚族群如何称呼“马”？ 汉魏传统的马名是怎样的？唐朝马和突厥马的命名传统之间，又有着怎样的渊源？唐朝骏马的命名，是中古汉语自身演变的结果，还是受到内亚因素影响而发生的改变？本次讲座，罗新教授主要围绕以上几个问题展开。
南宋李石《续博物志》中记载：“唐天宝中，大宛进汗血马六匹，一曰红叱拨，二曰紫叱拨，三曰青叱拨，四曰黄叱拨，五曰丁香叱拨，六曰桃花叱拨。”由此可见，除去表示毛色的修饰词外，赫赫有名的汗血宝马被汉语音译为“叱拨”。所以，“叱拨”作为外来翻译词可能最早在唐代初年就已进入汉语，成为中亚宝马、名马的代名词。对于 “叱拨”的词源从何而来，白鸟库吉最早认为“叱拨”与波斯语asp/asb（马）等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此后原田淑人在研究唐代女子骑马俑的论文中也接受白鸟的说法，认为“叱拨”的语源应是伊朗语的aspa。但薛爱华在其名著《撒马尔罕的金桃：唐朝的舶来品研究》的一个注释中根据哈佛大学伊朗学权威费耐生提供的线索，否定了这一假说，并提出“叱拨”的语源应为粟特语，意为“四足动物”，可以用来指代马。罗新教授认为白鸟库吉最初的观点是正确的，不仅伊朗语，甚至整个印伊语都是如此，因为古代汉译佛经中有“阿湿婆”、“阿舍婆”，都是梵文中“马”这个词的对音。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按照印伊语的语法规则，修饰词序为被修饰词在前，表颜色的修饰词在后，应为“叱拨红”、“叱拨紫”，这点与阿尔泰语和受过它影响的汉语的表达顺序恰好相反。因此，我们可以判断“红叱拨”、“紫叱拨”是经过翻译后的汉语形式。
不过，上文提到的那六匹汗血马很快被唐玄宗改名为“红玉辇，紫玉辇，平山辇，凌云辇，飞香辇，百花辇”。其中“平山”、“凌云”、“飞香”，都代表了人们希望马具有的某种品质或者德性。这体现了汉魏之际中原人对骏马的制名传统：一般为双音节，而且往往是偏正结构，表颜色的修饰词居前，表德行的修饰词在后。这点很可能与魏晋时人流行单名，加上姓氏即为双音节的命名习惯有关。这种例子可在《西京杂记》中找到，比如其中记载汉文帝有良马九匹，“浮云、赤电、绝群、逸骠、紫燕骝、绿螭骢、龙子、嶙驹、绝尘”，号为“九逸”。再比如，魏晋时曹操马名“绝影”，吕布马名“赤兔”，曹真马名“惊帆”，“言其驰骤如烈风之举帆也”；陈琳《答东阿王笺》中也有“飞兔流星，超山越海”之句。
至于隋唐以后，马名就以三音节者居多，而且表颜色作用的修饰词几乎都变为后置，这并不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比如《旧唐书》载唐太宗“十骥”：“腾霜白、皎雪骢、凝露骢、悬光骢，洪波瑜、飞霞骠、发电赤、流星騧，翔麟紫、奔虹赤”。类似的例子当然还有著名的“昭陵六骏”，它们是李世民在唐朝建立前先后骑过的战马，分别名为“拳毛騧”、“什伐赤”、“白蹄乌”、“特勒骠”、“青骓”、“飒露紫”。除“青骓”外，均以颜色词作为词尾，如前所述，这种制名方式显然与北方族群传统更为接近。那么，是否可以就此推断唐初名马的制名习惯受到突厥传统的影响？罗新教授运用语文学方法考察了突厥文阙特勤碑铭中九匹战马的名字，总结出它们共同的特点是毛色词后置，之前是某种名号词（部族名、官号或某种发挥临时性专名功能的描述性词汇）。而“昭陵六骏”中只有“什伐赤”和“特勒骠”这两匹的制名形式与其相同。
唐初名马的制名习惯与突厥的马名之间有着高度的相似性，可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这种相似并不意味着唐初以某种官职类名号给马取名这种做法一定不是源于中原自身的传统，而是从突厥学来的。因为我们现在可以找到很多中原传统在唐代以前用官职名号给马取名的用例。其中有力的证据来自南朝，《南齐书》记载宋齐鼎革之际，萧道成在苍梧王被杀之后，“夜从承明门乘常所骑赤马入，……及太祖践阼，号此马为龙骧将军，世谓为龙骧赤”。这里的“龙骧赤”与“什伐赤”、“特勤骠”的命名法完全相同。
因此，关于唐朝出现的这种明显接近于突厥马的命名方式，到底是中古汉语自身演变的结果，还是受到内亚因素影响而发生的改变？罗新教授认为目前还没有关键性的证据，仍然只能是一个开放的疑问。但其中涉及的进行历史研究需要关注的 “考虑汉语及汉语社会的‘内亚性’问题”的问题意识，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他提醒我们需要在许多方面做细致的研究，以观察内亚因素如何渗入华夏传统并沉淀下来成为新传统的一部分。
（范予晨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