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措林寺六体真言碑与蒙元时期真言碑源流
——11至14世纪中国多民族艺术关系史研究
谢继胜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汉藏佛教艺术研究中心主任
讲者简介：
谢继胜，宁夏人，藏学硕士，艺术史学博士。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汉藏佛教艺术研究中心主任，1998-1999年哈佛燕京访问学者。兼任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理事、西藏博物馆与中国藏学中心西藏文化博物馆等多家博物馆特聘研究员以及《中国藏学》杂志学术委员等多项职务。主要从事汉藏佛教美术史和西藏民间宗教研究，大力倡导“汉藏艺术”的理论体系，从艺术史史实中印证汉藏艺术发展的客观性，构建我国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明史的理论基石。主要著作《风马考》、《西夏藏传绘画:黑水城出土西夏唐卡研究》、《藏传佛教艺术发展史》（主撰）等，译著《西藏神灵和鬼怪》、《西藏宗教艺术》等。多次主持国家级重大项目，连获“中国藏学珠峰奖”等多项荣誉。
位于日喀则拉孜县的平措林寺，寺中觉囊大塔内曾藏有一方用梵文、蒲甘文、藏文、八思巴字、汉文和回鹘文书写的六字真言碑。蒙元时期，六字真言在以北京为中心的地区广泛流行，并且不断向更远地区传播。通过考察真言碑的传播源流，从图像分析的角度入手，结合文献材料，分析真言碑的宗教内涵及其流行原因。
一、平措林寺与平措林寺真言碑
平措林寺位于日喀则拉孜县平措林乡。现存平措林寺是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由多罗那他主持修建，原为觉囊派寺院，至五世达赖喇嘛执政时期被改宗格鲁派。距离该寺不远的觉囊沟沟头，原有觉囊寺（Jo-nang dGon），是13世纪由衮邦.吐吉尊追所创建。
该寺的六体六字真言碑位于寺内的觉囊塔中。觉囊塔由笃布巴（rDol-po-pa 或 Dol-po-ba）修建，称为“通卓钦摩大塔”（sKu-‘bum thong-’grol chen-mo），是藏地首创的“吉祥多门塔”（bKra-shis sgo-mang）样式，大塔 1330 年奠基，1354 年建成。而寺中六体碑出现的年代可能在笃卜巴1339年前往前藏讲经声誉鹊起之后，即1340-1361年间。
值得注意的是碑中的蒲甘文和汉文“三字咒”。六体碑出现蒲甘文或与这段时间蒙古军队进入缅甸有关。在《大光明寺住持瑞岩长老智照灵塔铭并序》中可以得到印证。而六体真言碑中的汉文“三字咒”的用字与莫高窟六体真言碑不同，为“唵哑吽”。“唵哑吽”俗称“三字咒”，最初或见于法贤（980-1000）译《佛说瑜伽大教王经》，在元末明初的瑜伽焰口科仪中常见。藏传佛教“三字咒”的流行早于六字真言，然而两者的功用是不同的。
平措林寺出现六字真言碑主要有两个原因。从笃布巴与萨迦派以及蒙元朝廷的关系方面来看，笃卜巴与元廷的联系应当是萨迦或噶举上师引荐的结果。从昂仁大寺、拉堆绛万户与六体真言碑的关系方面来看，位于后藏的拉堆绛(La-stod-byang) 与拉堆洛(La-stod-lho)的万户，拉堆绛地方万户长曾经资助了觉囊寺的修建。因此，六体真言碑在平措林寺的出现是与笃卜巴和元廷的关系以及拉堆绛地方万户长的资助等因素密不可分的。
二、六体真言与四臂观音像
四臂观音的早期文献，是据称造于6世纪、藏文本出自8世纪末的《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为主。其图像在汉藏佛教造像中的演变与六字真言是同步发生的。
最初的四臂观音石刻、雕塑多见于东北印度和中印度，年代在11世纪前后，且有立相四臂观音，但并无六字真言与造像并行。与六字真言关系密切的四臂观音造像最早出现在西域与河西敦煌一带。例如，莫高窟149窟东壁门南四臂观音（西夏），东千佛洞西夏时期四臂观音像，榆林窟27窟西夏上师与四臂观音像，夏鲁寺四臂观音图像等，都是与四臂观音信仰有关的图像资料。
这些出现在西域以及河西敦煌一带的四臂观音像多出现在西夏时期，蒙古人通过西夏人开始接受四臂观音信仰，并成为多体六字真言出现的契机。以夏鲁寺四臂观音图像为例，夏鲁寺从西夏等地吸收了原本在丝路河西流行的四臂观音信仰，在与上层的交往中，体察了蒙元统治者对四臂观音及六字真言的尊崇，在夏鲁寺的建设中极大的突出了以四臂观音为信仰中心的图像体系。此外，榆林窟第6窟明窗蒙古供养人图像中出现的四臂观音图像，也说明了四臂观音信仰与蒙古上层的密切关系。
三、多体六字真言碑的形成
实际上六字真言与四臂观音图像有一个逐渐分离的过程。通过梳理多体六字真言碑的形成过程，从而揭示六字真言与四臂观音图像之间的分离过程。
事实上，西夏兰扎体梵文六字真言并非直接来源于体系化的藏传佛教。藏传佛教集中出现六字真言是在13世纪以后，是以夏鲁寺为标志的，且与四臂观音相联系。12 世纪以前种子曼荼罗六字真言后缀大多没有指代阿弥陀佛与观音的种子字 Hrīh，13 至14 世纪以后的六字真言开始多用 Oṃ Maṇi Padme Hūṃ Hrīh。此外，六字真言经咒与西夏其时流行的大乘佛教净土宗或禅宗等念诵仪轨的相似性，使得西夏佛教将六字真言等同于净土念诵，从而促使六字真言信仰蔓延开来，并与种子字曼荼罗的出现形式分离，成为单纯的念诵真言。
关于中国内地最早的汉文六字真言。飞来峰33龛杨枝观音龛侧所见汉梵合璧六字真言是目前已知中国内地最早的六字真言，置于杨枝观音侧，与四臂观音并无关联。六字真言汉文用字是西夏时期的字体，说明杨琏真迦施造飞来峰是采用的西夏粉本，双语合璧采用竖排构图，此后的兰扎体六字真言竖排皆缘于此。这也可以看作是多体六字真言式样传播的源点。
15世纪以后，六字真言再次脱离四臂观音形象而成为四臂观音的象征。此外，六体真言传播到藏区，则逐渐演变为转经筒玛尼轮。其演变的逻辑大致是，梵文六字真言的曼陀罗形式暗含着获得旋转的动因，六字真言陀罗尼经咒成为汉人眼中佛经的代表，在装藏佛经的转经筒中装入六字真言经咒，而后这种转经筒传入藏地。六字真言又使藏人将转经筒认定为四臂观音，对四臂观音的尊崇使得转经筒演变为玛尼轮而流布全藏。
基于上述诸多现象，讨论六字真言出现在蒙元朝廷的原因就显得十分必要。这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蒙古人多接受了西夏人的佛教信仰，元初这种趋势仍然十分明显。蒙元时代一些大工程的监理大多由来自河西的党项后裔负责，因此北京八达岭及密云一线集中出现与四臂观音相伴随的六字真言。这与元初西夏佛教信仰的传播关系密切。第二，正是西夏真言信仰的传播与西夏故吏的推动，元泰定帝在泰定三年（1326）在大都周边岩壁镌刻“西番咒语”的兰扎体梵文和藏文六字真言，此事被完整著录于《元史》，密云番字牌乡现存兰扎体梵文六字真言题刻藏文附记，也清晰记载这一史实。第三，元初藏地前往元廷的番僧为迎合皇室的喜好，对六字真言进行宣讲，使得源自西夏的六字真言信仰借助政治因素的推动，传播至全国各地。
四、结论
各地六字真言最初兴起于西夏，蒙古人将西夏人的双语或多语言六字真言并列的传统定型，泰定帝敕令军队于大都附近八达岭镌刻多种文字的六字真言，这是多民族文字六字真言的源头，随后借助政治因素散播至包括敦煌在内的整个河西走廊以及卫藏腹地。平措林寺六体碑与莫高窟六体真言碑及河西走廊各地所见六体真言墨书题记一样，是元泰定三年(1326)以后形成的多体真言碑的演化式样。蒙元时代这些出现在各地的六体真言碑，虽然相隔千万里，但成为蒙元时代西藏地方与中央政权紧密联系的重要旁证。
元代滥觞于卫藏夏鲁寺的四臂观音图像，随着元代朝廷与萨迦派及西藏地方的政治文化交流，丝路河西原本盛传的四臂观音信仰的影响逐渐扩大。 14世纪以后，六字真言专指或等同于四臂观音，但脱离了与之相连的四臂观音图像，以密咒真言形式成为藏传佛教的象征，并借助转轮藏演变而来的转经筒流布至藏传佛教传播的广大地区。探索四臂观音与六字真言的演变史可以勾画11至14世纪藏、汉、回鹘、西夏、蒙古等多民族政治文化交流的轨迹，并印证了元明以来多民族文化的趋同特征。
（张梦妍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