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贸易与十八世纪中国
衞周安(Joanna Waley-Cohen)
纽约大学历史系Julius Silver讲席教授
讲者简介
衞周安，上海纽约大学教务长、首席学术官，纽约大学历史系Julius Silver讲席教授。剑桥大学学士、硕士，耶鲁大学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近代早期中国历史、中国与西方、中国的帝国文化（尤其是乾隆时期）等。曾获美国学术团体协会档案与博士后学者奖、纽约大学戈达德与总统学者奖、耶鲁大学奥林军事与战略史学者奖等荣誉。著有《中国的战争文化：帝国与清朝军事》（I.B Tauris，2006）、《北京的六分仪：中国历史中的世界潮流》（W.W. Norton，1999）、《清朝中叶的流放：发配新疆，1758-1820》（耶鲁大学出版社，1991）等。
有人也许认为中国的消费文化是现代的产物与发展，但这种想法并不正确。事实上，消费文化是明清时期非常重要的社会特征。在这个方面，明清时期的中国完全可以与当时的欧洲相较。前近代以来欧洲的国际贸易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有关，比如来自中国的丝绸、瓷器与茶叶是主要的国际贸易商品。与此同时，中国的消费社会在明清时期也尤为显著，18世纪的清代是一个大量进口外来物品以及高度商业化的社会。
除了我们所熟知的银器与烟草，另外几种来自新世界的进口品，比如甜薯、玉米与花生，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经济与社会。所有这些食物在16世纪通过美洲进入中国，在此之后大量的种植于中国的土地之上，因为这些植物可以存活于贫瘠的土地。当然，许多其他的食物也被输入到中国，比如土豆、甜椒、香草、菠萝等等。与此同时，由于人口的大量增长，从明末开始，中国开始从泰国以及东南亚的其他地区大量进口大米。此类贸易由明清政府所主导，移民在其中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食品也是这一时期东南亚移民所从事的最为重要的贸易内容。另外，奢侈食品的贸业也出现在这一时期，比如燕窝、鱼翅、淮山都来自于世界各地。虽然部分奢侈的食物，保留了它们特殊的地位，但是大部分食物成为了中国饮食文化的部分，逐渐丧失了所谓的异域性。所以，在中国大量出口茶叶、瓷器与丝绸的同时，食品成为了中国进口贸易的重要类型。但是这种情况后来被忽视或曲解，逐渐形成了中国并无进口贸易且闭关锁国的错误认识。
本讲座的重点放在18世纪的中国，但贸易和消费于明末就已经兴盛于当时的江南地区。明末以来，苏州、扬州、南京等地成为奢侈生活的集中地。其中，饮食文化是奢华生活一大特征，江南地区的饮食也为明清其他地区树立了新的标准。江南在当时不仅聚集了传统的士人阶层，同时也吸引着大量新兴的富商群体。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富商们开始购买与兴建园林、享受奢侈的生活、收藏书画与古董。格调与消费品成为了当时等级和财富的象征，既影响到了奢侈品本身，也影响了相关事物的品鉴和欣赏，以及知识与文化的发展。
在18世纪，消费文化也成为清代宫廷最有代表性的特征。首先，宫廷对于社会消费的利用十分显著，乾隆等帝王试图通过消费文化来控制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这也是清代与晚明宫廷的区别之一。其次，在社会期望方面，清代也与晚明有所不同。18世纪的特权阶层、文人与富商等各个社会群体之间的消费生活更难区分，这也说明了消费文化的自然化与消费群体的无意识性。总体来说，17世纪末、18世纪，是社会不同阶层激烈竞争的重要阶段。食物、饮食以及消费文化在其中扮演相当显著的角色。
（邓菲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