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界与是非：胡适英文笔下的中国情怀
周质平
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教授
讲者简介：
周质平， 1970年毕业于台北东吴大学中文系，1974年获台中东海大学中国文学硕士学位，1982年获美国印第安那大学中国文学博士。现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晚明文学、中近现代思想史。著有《现代中国思潮与人物掠影》、《现代人物与文化反思》、《光焰不熄—胡适思想与现代中国》等中文著作以及A Pragmatist and His Free Spirit (with Susan Egan) 等英文著作。
客观地论断一个历史人物在历史上的地位并非易事。若评论胡适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可借用1941年12月15日美国《生活》杂志上，一位名为Ernest O. Hauser的记者对胡适的评论。他将胡适与孙中山相提并论，并认为孙中山对现代中国的贡献在于提供了一个政治的框架，而胡适则为现代中国在知识文化领域给出了实质性的意义。这是一种相当公允的评价。
就学术研究而言，从提倡白话文到批判旧礼教，从整理国故到全盘西化，胡适不但是提倡者，也是总结成果的人。胡适的影响及于中国哲学，史学，文学各个层面。甚至于近代中国语法研究，胡适也是少数先驱之一。在社会改革方面，从丧礼改革到妇女解放，从个人主义到好人政治，这些口号和运动都是和胡适分不开的。他几乎成了20世纪初期，中国新思潮的总汇；因此新文化运动所引起的种种结果，都或多或少的归结到了胡适的身上。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中，胡适成了一个不是“首功”，就是“罪魁”的两极人物。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特殊地位，再加上他与国民党、共产党关系的密切，因此很难超越政治的立场去评论胡适。
然而，从1917年回国到1949年之后，胡适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却从“应时之人物”转为“先时之人物”，这并非是因为胡适的思想有了改变，而是由于社会的倒退使得同样的人物在1949年之后反而成为一个超越时代的人物。1949年以后，胡适被有意作为知识分子的反面教材。而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作为知识分子正面教材的鲁迅形象的确立。在正面教材与反面教材形象的确立中，值得注意的是偶像与傀儡之间巧妙的辩证关系。赞扬往往是傀儡化的开始，当人们都得向某一人物学习的时候，偶像已经成了工具了。鲁迅的悲剧是他阻止不了偶像化的过程，在他一步步被推向神龛之时，实则已完全成为共产党的工具。若将胡适与鲁迅相提并论，那么胡适身后的萧条与冷落正是鲁迅所不可及处。
此外，新材料的出现于历史人物的形象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可以分为两种：一是新材料的出现使得历史人物保持原来的形象，乃至更光辉更伟大；另一种则是新材料的出现使得历史人物原来的光辉形象更为暗淡。根据新材料关于鲁迅新的研究，如孙乃修的《思想的毁灭-鲁迅传》（2015）、乔丽华的《我也是鲁迅的遗物：朱安传》（2009），这两部作品对鲁迅的形象进行了一定的批判，在某些方面，鲁迅实则成为他自己所批判的黑暗残酷的旧社会的帮凶。另外一方面，保存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蒋介石日记》中众多关于胡适的叙述使得我们对胡适这一历史形象有进一步的了解。例如当胡适去世之后，蒋介石在日记中写到：“胡适之死在革命事业与民族复兴的建国思想言乃除了障碍也。”这将50年代胡适被称为蒋介石“御用文人”的污蔑扫荡干净。
胡适是一个有多方面影响的人物，若仅看胡适的中文著作，那么对这一人物的了解会有一定的片面，研究胡适不可不看他的英文著作。胡适从1912年起就开始发表英文著作，时间长达五十年，其文章在美国和欧洲都有许多刊物发表。值得注意的是，胡适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在中、英文作品中有较大的不同。胡适在中文文章中对中国文化进行了十分严厉的批判，而在其英文著作中则并非如此。
1912年胡适在美国，其在日记中表示要撰写一本英文著作，该书的中文名为《中国社会风俗真诠》，而其英文名则为In Defense of the Chinese Social Institutions，从“真诠”到“辩护”表现出胡适的不同态度。该书中将要撰写的内容涉及祖先崇拜、家族制度、婚姻、守旧主义、妇女之地位等各个方面，这些都是胡适在中文著作中所极力批判的，而在英文著作中胡适则为中国社会的这些方面进行辩护。
胡适中文笔下对中国文化有“中国百事不如人”，乃至“中国不亡，是无天理”的激烈批评。胡适中、英文著作的一个大方向的不同在于，胡适中文著作强调中西之异，而其英文笔下则转而为中西之同。在中西之同中，胡适常常使用比附的方法，为科学、民主、自由这些现代价值观念找寻中国的“根”，他认为这些价值系统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并非没有。但是胡适的态度本身仍有一定主从的关系，他认为西方的价值系统是一个普世的价值系统，而在中国的传统中并不缺乏这样现代系统的根源。例如胡适将古代中国哲学比附于科学——在其1917的博士论文中胡适将《庄子·寓言》中的“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视为物种“自然演进的理论”；1934年胡适在《儒教与现代科学思想》一文中讨论了孔教与现代科学思想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孔教不仅能够为现代科学思想提供沃壤，孔教的许多传统对现代科学思想的精神与态度是有利的。再如胡适在讨论科学的时候，认为最重要的在于科学的方法与精神，乾嘉学派的考证方法在他看来亦是中国有科学的一种证明。而在胡适用中文讨论科学方法的文章中，讨论中国人为何不能发展出自然科学这一问题时，他认为乾嘉以来考证学从来没有超越纸上的材料去对自然进行研究，但胡适的英文著作中并不提及这一点。
此外，胡适认为“德先生”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是具有一席之地的。例如在其1912年“A Republic for China”的文章中，他依据《尚书》中“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及孟子的“民贵君轻”的角度来看，认为民主对新成立的中国民国并不陌生，以此反驳洋人认为民主对中国是不合适的这样的看法。1941年胡适在“Historical Foundations for a Democratic China”（《民主中国的历史基础》）中，认为中国的社会结构及哲学思想中有很深的民主根源，一是科举制度使得阶级并非世系的而是互通的，二是客观的互相竞争的考试制度，三是历史上中国政府始终有一种自我建立起来的纠错或接受批评的制度，主要为谏官制度。由此可见，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胡适试图从学术上告诉西方人，民主自由对中国人来说并非外来的强加的，而是本然的，中国并非是独裁与集权的国家，而是站在民主阵营中的。
另外，胡适在“The Natural Law in the Chinese Tradition”（1951）的文章中还提出一个新的问题，即讨论中国是否存在“自然法”的概念。胡适对中国传统哲学的“人有四端”的思想进行解释，他认为儒家经典至高无上的权威，等同于自然法，对皇权有所制约。
如何理解胡适中英文著作中思想的矛盾性？胡适在1914年曾说道：“吾国无论是耶非耶，吾终不忍不爱之耳。”对胡适自己的这一做法，他说道“（吾）何尝不时时为宗国讳也。”在胡适的著作中虽然不乏对中国文化严厉的批评和对西洋文明热烈的赞扬，但是这丝毫不影响他对中国文化的依恋和爱护，他一生终极的关怀始终是中国文化的重建与再造。胡适思想在今天依旧是所有独裁与暴力的死敌，我们深信只要中国人对自由民主理性科学的追求不死，胡适的思想就有他不死的时代意义。
（赵丹坤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