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思想与佛教——以自然观为线索
末木文美士（Sueki Fumihiko）
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教授
讲者简介：
末木文美士（Sueki Fumihiko），东京大学文学博士，曾任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教授、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教授、综合研究大学院大学文化科学研究科国际日本研究专攻教授。治学领域以日本佛教史与东亚思想史为主。主要著作有《日本佛教史》《日本佛教思想史论考》《平安初期佛教思想的研究》《佛教——语言的思想史》《镰仓佛教形成论》《佛教vs.伦理》《日本宗教史》《现代佛教论》《净土思想论》等。
《日本佛教史》是我二十年前的一部学术研究的作品。在此之后，随着研究的继续深入，我的想法也有很多的变化。最近，我的兴趣不仅限于日本的佛教，也通过佛教来看待日本思想的整体。今天我在这里作的讲演的题目，就是日本的思想与佛教。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因此，我给大家限定一个线索，就是日本的自然观，以此为线索来看待日本的思想与佛教。我的讲座主要从三个方面来展开：首先是介绍一下《日本佛教史》以及此后的研究；接下来，我想谈一谈日本思想史与佛教；最后是围绕自然观来了解日本的思想史，特别是中国思想与日本思想的比较。
在我的这部《日本佛教史》出版之前，日本也出版过很多种不同的日本佛教史。但从思想史角度进行考察的，这是第一本。在此之前，学者主要是从历史的角度来对日本的佛教发展进行梳理；但是，这些书都没有非常认真地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待日本佛教的发展。虽然这本书是从思想史的观点来对日本佛教史进行考察，但并不是非常抽象地来谈思想史是怎么样发展的，而是从佛教作为一种思想是如何对日本文化发生影响的角度，把佛教看成是日本文化的基底来对日本佛教的发展进行考察和讨论。
最近我的研究关切是日本的思想史，所以我想在今天演讲开始的地方先谈一谈我对日本思想史研究的心得和想法。非常遗憾的是，日本思想史研究开始得非常晚，也可以说是处在一个比较落后的研究状况之中。和中国的情况相比，中国很多的大学有哲学史研究、思想史研究专业，学者和研究者也是非常众多；而日本开设日本思想史和哲学史专业的大学，则仅有京都大学和东北大学两所。事实上，在1938年的时候，东京帝国大学也曾有过日本思想史的专业，代表人物是平泉澄（1895-1984）。他是当时日本思想史的代表人物，但又是当时非常著名的天皇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1945年二战结束，随着他的去职，其所在的这个专业也随之一起消失了。在此之后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内，日本思想史被戴上了一种烙印，就是其与日本军国主义、战争主义的关系。因此，日本思想史的研究，似乎也在某种默契中成为了被回避的一个学科。
虽然在日本，日本思想史研究非常晚才出现；但是中国哲学和合印度哲学却比较早地成立了。如东京大学，其中国哲学和印度哲学在1914年就已经成立了。在东京大学中，研究佛教的专业是属于印度哲学的。所以虽然我是研究日本佛教的，却是印度哲学专业的学生，这也是一个非常奇妙的现象。
接下来，我想来谈一谈我对日本思想史的总体把握，并在这个全景图中来考虑佛教应该被置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在思考日本思想史的时候，我认为可以粗略地将其概括为三个不同的层次：小传统、中传统和大传统。小传统开始于1945年日本战败之后，社会发生了剧变，新的宪法颁布实施，整个社会都有一种和平主义的思潮。而中传统则是近代明治以后，尤其是日本19世纪以来的传统。这个时代，日本经历了非常疾速的现代化进程，同时也展开了对朝鲜、中国的侵略。这个时代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如何来确立日本的独特性，以与欧美来进行对抗。在经历了不断的思索以后，日本思想界得出的结论是天皇应该是独特性的制度，是日本国家的中心。而大传统是指近代以前，也就是19世纪中叶之前的日本思想。在这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当中，日本的思想是多种思想的交融与重合，比如儒教、佛教、神道等等。这样的小传统、中传统和大传统的分层，也许同样可是适用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对于中国而言，小传统是1949年建国以后；中传统是在鸦片战争之后。因为在这之后，中国经历了非常迅速的现代化进程。而在这之前，则是近代之前多种思想融合的这样一个状态（即大传统）。
我所进行研究的主要思路，就是考察日本近代以来的中传统和近代以前的大传统，并且把它放置在当下的情境中来看待其对我们今天的影响。就小传统和中传统的层面而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经历了战败以后，它选择了一个普遍主义的立场，即所谓的小传统，来试图同他们近代以来的中传统，即与战争有明确关系的思想作一个决裂，甚至同大传统，即被认为带有封建主义的思想决裂。而在中传统的解读方面，我认为可以用一个三角形来图示。这个三角形左边的部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现实世界，即一个显的世界。而三角形的顶部则表示了一种方向，即近代的宪法国家。三角形底部作为支撑和基础的部分，是由两个部分构成的。一个是儒教，尤其是日本近代被改造以后的儒教所体现出来的国民道德；另一个则是冥的世界，即一个非现实、与现实对立的世界，在日本来说主要是祖先崇拜和祖先祭祀。
而在大传统的解读方面，我这里借用日本哲学研究者Thomas P. Kasulis对文化的两种类型，即自我统合性（integrity）和他者亲密性（intimacy）文化，作为讨论的概念基础。所谓自我统合性，是对于现代个体的理想描述，包括了一个自律的自己，一种理性的行为，在心理上有高度的自觉性和反省性，同时在这样的基础上可以对公共性有所贡献。而与此相对的是他者亲密性，则被描述为与个人发展相对的一种没有得到完全发展的状态，更多地重视自己与他者之间的关系。其处世的原则，也是更多情感性，更加重视身体的而不是心理的。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西方哲学都把这种他者亲密性的人格类型看做是一种未得到充分发展的人类观。而所谓的近代化，如果放在个人身上的话，就是要从这样的一个他者亲密性发展成为自我统合性，以此作为近代化的个人形象的理想。在Kasulis的研究过程中，他发现日本的文化人格，更多地是倾向于他者亲密性的。但他认为：这并不是日本文化较之于西方近代的自我统合性劣势的地方，而是一种不同。如果将中国同日本的思想进行比较，则中国人以儒学为中心的思想中存在着一个垂直构造的世界观。同时，儒学所追求的理想是建立一个现世的秩序，非常重视如何发挥人的主体性，建造一个符合性和理的世界。而在日本，佛教对人们的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与中国对于人的主体性的强调不同，日本在处理“自我”的问题上，是试图将自我分解，回归到自然中去。
接下来，我将用三个例子，来进一步阐述日本思想中自然观的特点。第一个例子是是《山越阿弥陀图》和《二河白道图》。通过这两幅绘画作品的解读，我们可以看到：在绘者的思想理念中，佛不是在山的高处，而是在彼处，是与凡俗世界处于同一水平面上的。关于日本思想史上的“自然”，一个一个非常重要的代表人物——亲鸾。他关于自然的一个重要的表述就是 “自然法尔”，即放弃人的主体性和人为的“企图”。同样的中日差异我们在中国和日本的禅宗上也可以得到确认。中国的禅是非常重视主体性的；而日本禅所强调的是主体性的“放下”。在日本，人和草木是被当做同样的主体来看待的。
第二个例子是日本十三世纪天台宗僧人慈元的《愚管抄》。在这本《愚管抄》中，他在解释历史的发展中认为，推动历史的一个很重要的力量是“冥”的世界。其对“显”有重要的影响力，所以才造成了世间一些事件的发生和历史的变化。
最后我们看一下佛教之外的思想是如何理解“显”和“冥”的。安腾昌益是日本江户时代的一位思想家，也是社会主义论者。他的理想是所有的人都从事农业。安腾昌益认为人是由稻米造的。因为在日本人们的主食是稻米。所以他画了一张图，认为稻米的米粒中是包含了一个人的原型。而在19世纪中叶发生的安政大地震中，民间依然还是试图用冥界中诸神的关系来解释，将地震的原因归结为鲶鱼的作乱和惠比寿神的怠惰。可见，在日本的思想当中人们对于“冥” 和“显”之间相互关系的想法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谢一峰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