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边疆史与地方军阀研究
马戎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讲者简介：
马戎，美国布朗大学社会学博士，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长期致力于人口社会学、民族社会学等领域的研究。近年主要著作有：《中国民族史和中华共同文化》、《族群、民族与国家构建》、《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与族际交往》等。
3月17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著名专家马戎教授来到复旦大学，做了题为“民国边疆史与地方军阀研究”的讲座。讲座开始，会议主持人、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纳日碧力戈教授对马戎教授做了简要的介绍。马戎教授本人亦介绍了自己的学术经历与思想背景的渊源来自于北京大学人口所由费孝通先生开创的学术传统。
讲座开始，马戎教授阐释了边疆研究的意义。他指出，长期以来边疆地区的经济/社会组织与内地长期隔离。而随着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边疆地区与内地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文明冲突，导致了一些治理与制度的难题。因而，通过边疆研究从历史中汲取适当的经验与教训，对于我们解决今天的边疆治理与发展中的一些实际困难有着重要作用。
马戎教授指出，由于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直接继承了中华民国的领土，因而民国时期的边疆问题与如今的很多现实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他先从大处着眼，试图归纳出民国历史的一般特征，即民国史必须被在一个大的断裂-调整的历史背景下来理解:中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过程也是传统中华文明的政治与社会秩序/文化与伦理秩序分崩离析的过程，中华民族需要探讨新的生存之道。这其中，需要格外强调的是民国历史的三条主线：
第一是中国各族人民坚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
马戎教授指出，近代中国面临的直接外敌入侵的第一个方向来自北方的沙皇俄国与其直接继承人苏联，第二个方向则来自东北的日本。由于清朝在行政设置上是一个典型的多元型帝国构造或者多元型天下体制，汉人居住区实行省府县体制；边疆地区实行满洲将军与土司制度，并同步隔绝各民族区之间的横向交流；这种多元化的政治体制导致的行政区划与制度区隔的分离，人为地制造并强化了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区隔与语言文化宗教区隔，为后来外国势力介入提供了天然便利；但是中华民国下属各民族维护国家统一，与帝国主义支持的国内分裂势力的斗争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无数爱国志士始终在积极探索如何实现国家体制的政治转型，从一个多元性帝国向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体制过渡和国民思想过渡。
第二是外部思想意识形态的影响。
外国势力别有用心地向中国各族群输入民族意识，鼓励中国各群体独立于分裂中国，试图瓦解中国，将其转变为各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地。 面对危机，清政府也试图以推动统一的行政建制改变原有的多元化帝国结构，倚重汉人官僚与军队来维持统治，积极吸收汉人和边疆各族精英人物进入中央和地方政权，取消地方政府中汉缺蒙缺满缺等带有族群背景的职位限定。从而导致了在晚清出现了建立排满的汉人国家还是坚持五族共和的中华国族的大辩论，出现了关于君主立宪还是共和体制的大辩论，这些有关民族国民国族语国家体制的大讨论为清代以后的新国家奠定了政治认同的基础。
第三是地方军阀的演变过程与影响因素。
马戎教授的研究特别关注了西部三地区的地方军阀，即青海的马麒/马步芳父子，西康的刘文辉与新疆的杨增新。分别论述了他们在维护国家统一与处理边疆治理问题上的贡献。结合对三位地方军阀的分析，马戎教授总结了民国时期边疆史研究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第一，本地成长的官员在熟悉当地社会民情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出生在当地与在边疆地区有长期从政经历是一个边疆主政官员成功治理的重要条件。但现在现在西藏新疆的最高官员从内地选派且任期有限，这一做法似乎需要斟酌。特别是需要考虑建国来在西藏与新疆已经成长起来的本地干部，包括汉族干部。杨增新时代选调优秀青年干部到边疆县一级任职的做法似乎工作效果更好一些，而直接从外省调入自治区的主要领导，位高权重，很难听到真话，下乡时很难了解基层实情，工作自然难以有效开展。
第二，边疆主政官员的任期不应太短，而且边疆主政者的民族与宗教政策必须得到当地族群的认同。边疆地区情况复杂，需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需要熟悉当地的历史民情与精英人士，长期主政不仅熟悉地方事务，而且有清醒的长期发展规划，熟悉地方各界精英人士-可有计划地选拔培养本地干部，实现有效的长效治理。
第三，努力吸收并合理调配当地族群精英人物加入本地行政团队。既能保持边疆地区与中央政府与内地的紧密联系，又能密切联系当地各族精英与民众。
第四，选拔任用各族人才时避免强调人才的族群属性。如今的民族身份出身决定干部职位的方法难免不断强化各族干部的民族意识，限制灵活治理。应当淡化族群身份，而更强调德才的考察，重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国家观念。
最后，马戎教授指出，自清代起，中央政府就在为边疆地区提供重要的财政支持，今天中央政府的巨额补贴却没收到民国时期军阀治理的效果，这是值得反思的。应当重视历史的连续性，潜心阅读分析清代与民国时期的边疆史，帮助我们领悟当地社会的演变规律，避免重蹈覆辙。就如同成都武侯祠的对联所说：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在处理边疆问题时，我们要突破传统意识形态的束缚，重新认识历史线索与事件，同时也要用大量的实地调查来摸准问题的脉络，与当地干部民众一起探索改善边疆治理的模式。
民国三十八年历史是社会国家的双重转型期，也是中国人的国家观念得以强化的时期，在评价民国历史人物时，中国人的身份是最重要的底线；特别是在评价民国时期的边疆军阀与少数民族领袖人物时，应当把他们是否维护国家统一，是否参与分裂活动作为其最基本的评价标准；是否把中华民族和祖国利益放在了第一位，至于其特定的意识形态背景政党北京阶级出身以及在国内政治斗争中的特殊表现只能被放在第二位。民国边疆史这一尚待开发的学术领域仍然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我们还需要对其进行档案学/政治学/社会学/宗教学/经济学的更全面深入的研究。
（倪逸偲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