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文本与边缘研究
王明柯
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历史语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讲者简介：
王明珂，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历史语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多年来从事于结合历史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的中国民族研究。主要著作有：《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羌在汉藏之间：一个华夏边缘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文本与表征分析》等。
近日，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历史语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员王明珂先生来到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开展了题为《边缘文本与边缘研究》的讲座。王明珂先生此次讲座的内容，涉及到他曾经出版的多部书中的内容，包括《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羌在汉藏之间：一个华夏边缘的历史人类学研究》、《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民族》等。
一、华夏边缘
关于“华夏边缘”这一问题，王明珂先生首先从现实入手，对当今世界的两
种人潮流动，即中东难民潮与中国“春运”这两个问题进行了思考，并反思二者所代表的意义。王明珂先生认为造成这两种人潮流动的共同原因之一是资源分布的不平均，这也反映出欧亚大陆东西两半部分不同的人类生态体系，而这两种人类生态体系很难判决哪者更胜一筹，对此王明珂先生在《羌在汉藏之间》一书中也有相关讨论。因此，王明珂先生表明自己关于华夏边缘的研究，实则为“觉今是而昨非”：“我们知道今天比昨天进步，但是我们还是会盼望明天会更好。所以我们必须反省过去，从对过去的反省中才能知道为什么今天比过去好，需要批判与反思过去华夏或中原中心主义下的中国人类生态体系。”
随后，王明珂先生讨论华夏认同与华夏边缘的形成这一问题。畜牧化、武装化、移动化人类生计在欧亚草原带上传布，戎狄向南方争夺资源，造成东周列国利用会盟、尊王攘夷等方式凝聚彼此的认同，在春秋战国时期华夏与华夏边缘这样的概念逐渐出现。这种华夏认同形成之后，作为实践华夏族群资源意图的政治体——秦汉帝国就出现了。在此，王明珂先生谈论到随着华夏的扩张，“羌人” 概念的向西推移，王明珂先生指出其研究与一些研究羌族史学者的不同之处，他认为：“古代并没有一个民族自称为‘羌’，这是早期华夏概念里非我族类的概念。”从这一角度而言，王明珂先生重建的并非是羌族的历史，而是华夏自身的发展历史。同时，在1-6世纪对于秦汉帝国人类生态体系的形成是非常关键的时代，周边人群的回应与反击让整个华夏与华夏边缘的人类生态系统得到了调整，这包括北方匈奴的形成、南北匈奴的分裂、高句丽王国与乌桓鲜卑部落联盟的发展等。这一连串边缘人群对秦汉帝国人类生态体系的回应，在很多地方都形成一个模式。
二、羌族田野调查
王明珂先生1994年第一次进入岷江上有的羌族地区进行考察，之后他花费近十年时间从事多元的田野调查。王明珂先生表示，羌族田野调查对他而言最大的发现是这一地区所存在的一种特殊的历史心性和人类建构历史的方法，对他最大的教训是使他从解构走向反思。
王明珂先生强调了羌族祖先的历史记忆对其认识的重要性。在羌族地区不同群体之间是合作、竞争又对抗的关系，每个群体都叙述着一种相似的历史记忆模式：“从前有个兄弟来到这里，老大在一寨，老大在二寨，老三在三寨。”这引起王明珂先生的思考：为何这些人会相信这样的历史，活在历史所建构的世界中？是怎样的历史记忆造成这种现实，以及这种人的行动？事实上，这是一种弟兄祖先历史心性，我们自身其实也掌握在另外一种历史心性里，即英雄祖先历史心性。整个华夏的发展过程，其实也是英雄历史的建构过程。尤其是从汉到魏晋南北朝，华夏不但完成了黄帝祖先这样的历史，也为周围的人群建立了一些历史，及王明珂先生称之为“英雄徙边记”的历史——英雄流落边远异国，成为当地土著的统治者及开化者。
在羌族地区的田野调查中，王明珂先生对“汉化”这一问题有了反思性的理解。目前一些西方学者反对“汉化”的观点，将此与大汉族主义联系起来。对此，王明珂先生认为关键在于如何去诠释汉化。王明珂先生举了北川地区羌族“一截骂一截”的现象，每个村寨的人都认为自己是汉人，上游村落的人是蛮子，上游村落的人则表示蛮子还在更上游。这种歧视、夸耀，以及对生活习俗及祖源的攀附、模仿，以流露出的对汉人的认同，正如同自然界中的拟态现象，模仿侵害其对象的目的是自我保护，汉化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慢慢进行。王明珂先生以燃烧中的木杆之隐喻来讨论这一汉化的问题，这种燃烧的作用存在于紧密的人群中，日常生活中的夸耀、攀附、学习，逐渐造成分子与分子之间的化学作用，造成整个历史大的变化。
三、为何由边缘着手？
王明珂先生认为边缘人群因居于相对核心的边缘地位，因而失声及失去质疑典范的能力，因此将现实宿命化。关于妇女、常民、劳工与原住民的口述历史采集与出版，其观点是希望使这些边缘发声来作为社会运动的一部分。另外一种解构的观点认为，边缘的模糊、断裂、矛盾现象，可以突显典范知识所建立的各种明确、连续、理性的人类体系及其 “边界” 的错误或不足。然而，王明珂先生并非是站在解构的角度进行研究，他认为边缘更重要的是在各种典范威权所能及的，或正在发生转变的，边缘空间、时间与人群之间。在此人们较有能力表现其潜藏的意图，产生违反典范的作为，并以此逐渐造成改变。
那么，何谓“边缘文本”？王明珂先生重点讨论了不合文类典范的书写或口述文本，如王崧所着《云南通志》、黎光明《川西调查记录1929》、《岭表纪蛮》等。此外，这一概念还应包括让人觉得可笑的或不可理解的话语和作为、不合典范或破坏典范的社会行动、让人惊讶的考古发掘所呈现的过去等等。而之所以要从边缘着手，一方面是由于我们为自身的知识与记忆所锢闭，活在 “历史” 所建构的世界里。另一方面边缘异例是我们认识异时代、异文化人群的窗口，使得我们能够化奇特为熟悉，视熟悉为奇特。
四、凹凸镜隐喻
讲座的最后，王明珂先生以“凹凸镜隐喻”来表达了他对历史的反思。王明珂先生认为，我们所观察到的现象均为种种文化﹑社会与学科偏见下的表相﹐就像是以凹凸镜观看镜下的物体﹐我们所见的只是此镜面上扭曲的表相。在社会研究中一个能得到 “近似真相” 的方法是﹐移动此透镜﹐观察镜面上的表相变化﹐发现其变化规则。用这一方法可以分析“英雄徙边记”的文本，以及我在羌族田野调查得到的弟兄祖先的故事等等。这种方法一方面使我解读这些文本，解读这些镜面的表象，尽管只能约略知道镜下之物的形状，但是关键在于对于镜子本身性质的了解（凹镜或凸镜），即那些影响我们认知与表述的社会文化，如历史心性、文类与模式化叙事情节，以及学术法则。由此，我们可以了解羌族的历史心性，也可以认识自己英雄祖先的历史心性。
（赵丹坤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