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博
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

演讲人简介：

王博，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系主任，道家研究中心主任，1999年、2001年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主要研究中国哲学史、道家、早期经学，著有《老子思想的史官特色》、《简帛思想文献论集》、《易传通论》、《庄子哲学》，代表论文包括《早期儒家仁义说的研究》、《早期出土文献与经典诠释》、《道家与人文精神》等。

我今天讨论的主题是“混沌和名的限度”。为什么讨论这个话题？有两个理由。第一，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中的一个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思想传统的对话。简单来说，儒家传统主要代表了对“名”的世界的肯定和维护，而道家的传统则更多表现出对“名”的一种反思、批判，甚至否定。第二个理由，其实来源于我自己的一个困惑：我们越来越生活在一个非常名分化的世界里，没有人会否认“名”对这个世界而言那种不可或缺的意义。如果没有“名”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指称、去描述。可是另一方面，我们又反过来被“名”所控制，以至于对“存在”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它是什么，而是它是如何被描述的。

在叙述儒家这个“名”的世界的传统时，我可能主要会提及孔子、荀子和董仲舒。当然，汉代的政治传统，特别是名教的建立，显然也是这个话题中应该涉及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而在道家这个层面，我可能会讨论老子、庄子、严遵和王弼。选择他们，是因为他们对这个话题本身的那种关注，特别是对混沌和虚无的关注。我觉得他们之间一直存在着一种非常好的对话关系，儒家和道家，正是在这个对话中发展起来的。这个对话，一方面可以让我们看到“名”的世界的意义，而在另一方面，也让我们了解“名”的限度。其所构造的世界，也许并不那么坚固和绝对。以下，我想从三个方面对这个题目进行讨论。

第一个方面，我重点讨论“名”的世界，因为谈“名”的限度一定要从这个地方谈起。什么是“名”？“名”的作用是什么？如果我们看从孔子、荀子到董仲舒的论述，就会对其有所认识。当然，名家的传统也是不容忽视的，其在儒家和道家的对话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我看来，“名”的意义至少有两点：其一，名始终是我们存在的一种主要方式；其二，名把存在纳入到一个世界秩序之中。这一点，尤其值得关注，如果说前者仅仅意味着一种描述、一个指称，后者则是对一个事物或人的定位，而这种定位，就是秩序的体现。

这里，我们当然要提到儒家。子路曾跟孔子之间有个对话。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孔子答：“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孔子又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仍然是正名的体现。很显然，孔子所谓名分的世界其实就是礼乐的世界。通过把存在纳入到一种名分的序列中间来规范整个的世界，这就是礼乐。“礼”的核心，不过就是区别；而这个区别的方式，就是命名。正因如此，对名分的维护，其实也是对礼乐秩序的维护。对礼乐制度的肯定，也就决定了儒家对“名”的世界的根本态度。

再看荀子，他在儒家传统中是非常尊崇礼乐秩序的。《荀子》中的《正名》篇，对我们今天这个题目来说非常重要，其核心就是礼乐秩序。所谓“后王之成名，刑名从商，爵名从周，文名从《礼》。”这都是和伦理秩序相关的“名”：刑是刑法，爵是爵位，文名则强调了同《礼》的关系。在荀子看来，制名的目的就是指实，名的世界并非一个完全独立的世界，而是在实的世界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管子·心术上》所谓“物固有形，形固有名。名当，谓之圣人”的表述，也体现出对“名”与“实（形）”之间关系的强调。从这一意义上说，《正名》篇体现出荀子的一个理想，即让每一个“实”都有一个独特的“名”，让每一个“名”都对应一个唯一的“实”。显然，荀子是希望能够清清楚楚地给我们每一个存在定位的，这种一一对应的关系，正是秩序的保障，也是礼最重要的精神。

接下来，我想很简单地提一下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有很多篇幅在讨论“名”。我们知道，董仲舒是《春秋》学的大家，而《春秋》学在董仲舒看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正名。在《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篇中，董仲舒陈说了自己的观点，他说：“治天下之端，在审辨大；辨大之端，在深察名号。名者，大理之首章也。” 通过这样的一个判断的句式，我们足以了解名对儒家所说的道理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董仲舒看来，名号关联着两个存在，一个是圣王，一个是天地。正是这两个存在，为名的世界的可靠性、确定性和神圣性提供了保证。有了这个名号，我们就要按其所规定的位置和德性所提出的要求去做，即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此外，董仲舒还特别强调了“名”与“真”的关系，所谓“名生于真，非其真弗以为名”；“名者，圣人之所以真物也。”

现在，我讲第二个问题，即“混沌”和“虚无”。“名”的世界，并不是让我们所有人都觉得很舒服。为什么呢？我们必须思考一个问题：在这个“名”的世界里，我们大部分人都是被命名者，这很重要。当然，作为命名者，你也许会很过瘾；但对于被命名者而言，你必然是被某种标准所规定和限制的，这个标准可以是天子、圣王、权力，或者说是“真”。因此，这样一个命名本身，就决定了“名”的世界和实际存在之间存在一种紧张。正因如此，它也一定会让我们去思考这个“名”的世界和我们真实的存在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庄子·逍遥游》中有这样一句话，“名者，实之宾也”。“名者实之宾”的这种立场，显然与“制名以指实”不同，其本身就包含着对“名”的一种蔑视。这种对“名”的世界的反思，也体现在《老子》中。“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这句话的意义非常重要，它开创了一个传统，一个对“名”的世界反思和批判的传统。老子把握到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名”真的可以触摸到那个真实的世界么？世界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我们的本质是“有名”还是“无名”。《老子》说得很清楚，“无名，天地之始”。这是他的一个判断，换句话说，这个世界从根本上来讲是没有名的，也是不可以被命名的。在老子看来，正所谓“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 真实的世界是无名的，不可命名的，姑且言之，就是“道”。正因如此，他才对“礼”表现出一种完全不屑的态度。“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然而，老子也有其通达之处，他充分意识到“名”对我们的意义，“有名，万物之母”，正体现出这一点。又所谓“始制有名”，也体现出老子对“名”的承认。但是，他马上又说：“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可以不殆。” 什么叫“知止”？就是要知道“名”的限度，了解它不过是对世界的一种相对的叙述。

讲到“无”和“无名”，另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混沌”。《庄子·应帝王》中，详细描述了有关混沌的一则寓言。从中，我们当然可以了解到其对于混沌的捍卫，那不是一个逝去的世界，它其实就是我们生命的底色。而在严遵的《老子指归》中，我们也能够看到道家对“无名”的强调，所谓“无名之名，生我之宅也；有名之名，丧我之橐也。”王弼的《老子注》和《老子指略》，也清楚地表现出“名”的世界的局限性。通过推理的方式，王弼强调了无形无名者，才是万物之宗。“名之不能当，称之不能既”，乃是一种通常的状况，《管子》所谓“名不得过实，实不得延名”的提法，不过是一种理想化的状态而已。在王弼看来，“至真之极，不可得名”，最真的东西，最细微的情感，是无法用“名”和语言来描述的，诚所谓“无名，则是其名也”。同老子一样，王弼也肯定一个“名”的世界，所谓“不可不立名分，以定尊卑”。然而，他同样强调了“知止”的重要性，认为“任名以号物，则失治之母也”。

最后在第三部分，我想作一个简短的总结。通过儒家与道家有关“名”的对话，我认为最应该思考的，仍然是“名”与这个世界和生命之间的关系。有关“名”背后的东西，我觉得有两个方向：道家可能更多强调的是其背后那个无名的世界，我则以为更应注意另外一个东西，就是命名者。“名”和权力之间的关系促使我们思考，我们为什么要迷恋“名”？我们的伦理世界、政治世界，是如何被建立起来的？它是神圣的还是有限的？在什么意义上讲是神圣的，而在什么意义上讲又是有限的？《中庸》中有这样的提法，“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然而，在马王堆出土的《黄帝四经》中，我们却听到了另外一种声音，所谓“物自正也，名自命也，事自定也”。这种对“自”的精神的强调，促使我们在分别“混沌”与“名”的限度的同时，了解到自我命名的重要意义。所谓“圣人恒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当我们对“名”有了这样一个理解之后，附着在“名”之上的确定性就被打破了；换言之，“名”的神圣性就被解构了。我们需要的，仅仅是一个作为工具的“名”。我们造作了“名”的世界，但“名”本身不应成为我们的主人。生命，可能才是我们真正的主人。谢谢各位。

谢一峰  整理

2013-0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