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vid Porter

密歇根大学英语语言与文学系教授

演讲人简介：
   David Porter，美国密歇根大学英语语言与文学系教授、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十七、十八世纪中英文学、文化潮流的比较研究。著有《象形文字：前近代欧洲的中国密码》（2001）、《十八世纪英国的中国品味》（2010），编有《前近代性的比较研究，1100-1800》（2011）等。  
   二十一世纪初的几十年里，文学研究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与其十九世纪的本源的矛盾和冲突越发明显。跨越国境的文学研究成为了新研究范式革命的前沿阵地，后殖民、杂合以及世界文学的研究充分展现了文学的躁动不安与灵活多变。当下越发频繁的接触、侵吞、流动迁徙打破了静态文学的固有观念，也向以时空溯源作为划分文学作品唯一依据的研究传统提出了挑战。
世界文学的概念使我们逐渐抛弃将国家作为文学组织框架的旧方法，去探寻能够更好地捕捉作品宏观意义的新的分类途径。与作品分类在空间轴边境上的消融一样，时间轴上传统的时期概念也被生命周期所取代。这一世界文学概念的新解释带给我们的启示是，我们可以在一个重读与改写的动态生命周期概念中，打破时间的固有范畴，重构对文学历史的认识。文学作品之再造力的意义，或许并不逊于作品之创生环境，以生命周期取代传统时期的范畴划分，不仅为独立的文本解读提供了全新视角，也为文学历史开创了宏观量化分析的研究方法。
  简而言之，世界文学的研究是研究运动中的文学，即研究全球化进程中文学作品不断开拓的范围，研究作品发行、适应、侵吞与杂合的过程。虽然这一研究思路带来了不少重要的研究成果，但是跨文化范式在其更大范围中对早期现代性的反思存在着失真。打破狭隘的国界范围内文化发展的定义，强调接触与移动性，反而模糊了这一不太引人注意的现实，即大部分早期现代作品缺乏移动性，或至少与现代国际化都市的延展性相比，在发行上更为局限。
  因此除了民族文学的历史溯源和接纳了文学移动性特征的殖民主义思维模式之外，我们还有什么选择呢？中国有一个成语叫“井底之蛙”，这个成语的深意回应了乔纳斯·费边（Johannes Fabian）对文化研究中盛行的思潮发起的尖锐批判。全球化进程正在不断否定欧洲历史的典型意义，需要我们对其进行重新定位。
  实现这一目标的最直接的途径是提高自身适应性，以便更好地适应特定时期不同地理区域出现的模式。尽管这一研究动向代表了世界历史学研究的前沿，在文学领域却近乎于一种倒退。文学的主体过于单一、主观、独立和特殊，难以轻易进行抽象、整合，而这恰恰是比较研究中的必要步骤。
  二十世纪之前那些被人们认为是最遥远、最难接近的文学传统，通常是在一个极为精确、延展性强、与欧洲文学作品的一一对应中得到解释的。自歌德于1827年宣告世界文学时代到来之日起，人们开始在除诗歌外的其他文学形式中，发现中西文学传统的大量相似与共通之处。与此同时，近来研究中国文学的西方学者也在两种文学传统中发掘出一些作品或体裁间的相似之处，为外国读者解读中国文学作品提供了熟悉的参照点。
  不同文学传统间无止境的比较，其本身的意义容易遭到质疑，当我们观察到看似相同的内容，急于做比较、下结论时，需要警惕我们解读的可能只是纯粹的巧合。即便某处的相同看似无懈可击，在冷静考察其意义后，很可能发现这只不过是小小的交接点，而并非整体概念上真正意义的共鸣。
  因此如果系统的比较要成为替代或补充跨国主义、着眼于关联和移动性的世界文学研究方法而获得认可，就需要方法论上的革新。相似点越多，比较研究的基础也就越牢靠，对相似现象做出的宏观历史解释也越有力。以这些标准来衡量，现代化初期的中英文学的比照为比较研究提供了很好的个案。这两个看似迥异的文学环境，因其政治历史独特的相似性而得以融通。
  其中，我特别关注的是方言小说中鲜明的讽刺传统。讽刺作为一种叙述模式，不仅是对语言和习俗中最地道、最独特的个性的回应，同时也是对更广泛意义上社会趋势的回应。中英近现代讽刺家在观点上的异曲同工令人称奇。社会现实主义的发展，特别是对平凡人物日常活动的微观关注，在两种文学语境中都与社会批判主义并行，在十八世纪中期盛行的喜剧小说中达到高潮。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了文学历史的趋同并非巧合。我们有必要对比较研究这一概念加以严谨阐释，弥补以上提及的研究方法的缺陷并做出明确的回应。
  跨文化文学比较常受到极端分类方法的影响。许多比较研究的问题并不在于比较本身，而在于其试图回答的问题。首先是量化研究目标，即对两种文化目标的异同度的评估，这一方法局限于其自身小范围的量化结果，而不能反映更大范围内存在的可能的相似或差异。我所提倡的比较方法是将某种相似作为前提，以此为出发点，探索可称为“跨文化隐喻”的开阔的对比空间。
  对相似关系的清晰定义，能使人文学科中各种不同的比较模式间的区分变得更为精确。而以上提到的两种方法则可描述为比较中的对照和类比，对照的主要目的是展示差异，而类比方法则关注相似。从相对宽泛的相似出发的观察，可以视为“类似”或“相称”。我想许多文学历史学家对近现代中英讽刺小说的比较研究做出的直接回应是，对其相似点的精确度提出质疑，或指出两者所使用讽刺形式的差异。
  这样一种对讽刺的再思考提出的首要任务是，认同文化间存在丰富的相似资源，其次是完全摆脱“讽刺”这一概念的束缚，当然不仅仅是讽刺本身。如果我们真要对文学研究做一次后民族主义的重释，那么从体裁分类到功能分类的转变就变得更为重要。传统理解的不同类型文学作品，甚至是文学与非文学作品间的形式差异仅在某一特定传统中出现，只反映该传统内形式创造的历史演变。某一部作品在世界文学中的定位取决于观察者选用的比较方法，我们在下结论前，最好能全面考察它的作用、目的及其对读者带来的影响。
  尽管体裁对作者而言能够起到明确的规约作用，在描述作品的同时对文学创作定型。然而对于文学研究者而言，体裁的最主要的功能还是描述。体裁是对某种文学形式的分类定义，为探索广阔的文学版图、追索某种创作形式的演进历程提供了有效的概念工具。而在跨文化文学研究中，体裁因受制于其诞生的本土环境而存在一定的缺陷。我们对于构成“史诗”、“十四行诗”或是“小说”体裁特征的认识植根于我们对这些文学形式所在历史环境的认识。
  这其中的问题来自对具有很强任意性的定义的固守，以及对经验主义有效阐释现实的错误认识。回避的方法之一就是将重心从“体裁”转移到“功能”上来。对作品功能的关注虽然不利于严格分类，但它灵活、富于弹性，能照顾到作品所在环境的多样性及作品效果的即时性，因此适合以承认相似性为前提的比较研究。
  讽刺的社会功能，从最广泛意义上讲，可以包括夸大、嘲讽、戏弄、戏仿、谴责等，如果我们将关注点聚焦在讽刺小说，就会发现“讽刺”的这种功能是作者在对熟悉世界的描述、以平民语言讲述精彩故事以及对平凡人物的认同中实现的。我们也许会问：在什么情形下，讽刺能成为一种普遍甚至可预测的回应？讽刺效果是借助什么手段实现的？原因何在？
   这些问题的提出和我所说的类比比较的思路是一致的，即当我们将文学作品视为在某种程度上可预测的一种回应，我们就更有可能突破民族文学历史的束缚，探寻跨越时空不同传统中有价值的形式。这样一种思路转变有两方面的影响：首先，它将一国文学传统中的自我形象和英雄人物的描述融入更广泛的研究视野内；其次，它鼓励我们从承认普遍相似性的前提出发，对熟悉的事物提出新问题。
   就比较文学而言，其主导的对照和类比模式要求对比较双方给予同等的关注，而缺乏这种关注平衡的研究所得出的任何结论都是不合逻辑的。这样一种观察视角的转换也会带来两方面影响：一方面，它进一步开拓了世界文学研究的版图，使其变得更灵活包容，接纳更多的作品和创作形式；另一方面，研究者可以借鉴异域文学传统中的概念工具和理论范畴，实现研究方式的突破创新。
   我提出的比较研究方法的最后一点要求是，需要以术语、分类及参照点为基础，对一切在目标文学文化语境中熟知的内容进行重新定义。术语是比较研究中的一大难题，之前我们提到的不少术语，如“小说”、“讽刺”等，都模糊了它们的欧洲文学渊源，但在比较研究中，这样的名称可能并不利于抽象讨论。一个解决办法就是依据不同文学传统对术语进行重新定义。
   与东方主义视域中人文学科的中西比较研究传统不同，关注跨文化移动性和关联性，为文学和文化历史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比较的重要性在于其对类比思维和换位分析价值的认可，对文学功能和轨迹的关注，在未来迅速发展的世界文学领域中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方法的必要补充，帮助我们进一步探究世界文学的深层结构。

陈宁阳  翻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