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的仆人、熊希龄的顾问：
1913年内藤湖南对中国的文化认同与政治介入
陶德民
关西大学文学部教授
演讲人简介：
陶徳民，关西大学文学部教授、关西大学文化交涉学教育研究中心主任，著有《大正癸丑蘭亭会への懐古と継承—関西大学内藤文庫所蔵品集を中心に—》、《内藤湖南と清人書画—関西大学内藤文庫所蔵品集—》、《明治の漢学者と中国—安繹·天囚·湖南の外交論策—》、《日本漢学思想史論—徂徠·仲基および近代—》、《懐徳堂朱子学の研究》；合编Culture Interaction Studies in East Asia: New Methods and Perspectives、《東アジアの過去、現在と未来》、《東アジアにおける公益思想の変容—近世から近代へ—》、《朱子学と近世·近代の東アジア》等。
以往学界关于日本知识人对于近代中国的态度曾经有过各种表述，我今天则试图以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日本教授内藤湖南为视角，探讨他如何看待中国文化和政治。之所以选择这个题目，首先是因为我的一个思考，我们过去常说，近现代日本人对于中国传统经典、诸子百家的中国、唐宋的中国十分崇拜，而对于近代中国的落伍非常歧视。即所谓“仰视古代中国，俯视近代中国”，是否真是如此？其次是源于一个契机，恰在一百年前的1913年，中日五个城市均召开了兰亭纪念会，其中包括东京和京都。内藤湖南在那一年春天写了《兰亭会》，秋天写了《支那论》，尤其后者我们通常认为是一部比较学术的著作。且当时已经有了他成名的论断——“唐宋变革论”、“宋代近世说”的雏形。实际上中间存在误会，这不仅是一部学术著作，更是给他在清末的老友，曾在民初任总理的熊希龄的一个政治建议。因为我所在的学校有关于内藤湖南比较详细的资料，也就为我的上述思考提供了史料支撑。
杭州西泠印社兰亭纪念会（1913年4月）
我今天主要谈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内藤湖南对中国的文化认同。清中期有一个大学者阮元，在书法史上第一次提出“北碑南帖”的分派学说。后来杨守敬带来日本大量的碑拓，因此东京的书法家比较推崇他，碑学逐渐成为显学，压倒帖学。而内藤湖南则不然，他更赞同南帖派，内藤年青的时候就写过《兰亭序》，认为日本书法界不应该跟风，把北碑捧得那么高。辛亥革命后，中国的很多文物流往西方，也有不少流向了日本。据说罗振玉跟王国维因担心文物在辛亥革命的战火中毁于一旦，曾将很大一批收藏运至京都。内藤从1909年开始陆续为流到日本的中国碑帖写序跋。所以他后来自称“题跋专门家”。在1913年2月，内藤在为《唐拓十七帖》写的跋中说：“二三年来，此等碑帖先后景印行世，余皆亲衡量以董其役。报本之愿，聊得遂焉，亦一段翰墨因缘也。”所谓“报本追远”，是对一个宗族或家族的祖先知恩图报而举行祭祀追念时的用语。内藤使用此一词语，想必是将王羲之认作自己所属的汉字文化圈的书法艺术的始祖。后来吉川幸次郎作为内藤的学生也提到，内藤不太喜欢颜真卿、苏东坡之后的书法，而推崇更早的二王（王羲之、王献之）。因此，我这里强调的是，尽管内藤湖南对中国文化存在相当的认同，但认同中仍存在流派的区分，并且企图把日本关于二王的收藏进行强调和宣扬，使得其文化认同中包含着具体而丰富的内涵。
第二个要谈的问题就是他的《支那论》与对熊希龄的政治建言。《支那论》的写作时间始于熊希龄出任总理两个月之后，即大概1913年11、12月之间。需要注意的是，他的很多著作并不是自己执笔，而是口述成书的。如课堂讲授，由学生整理后其亲自校对，《支那论》则是他第一次请速记者来记录。他从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弊书》、《日知录》，写到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而最后之所以会写熊希龄，是因为他非常重视熊的理财手腕，认为熊是清末民初中国仅有的几个理财专家，这也是当时中国政界的一个共识。戊戌维新中，熊希龄曾作为变法派，在变法失败后本该“永不叙用”。而他之所以后来可以摆脱变法失败的阴影，是因为他在家乡办了很好的实业，如刺绣和砖瓦厂等。随后被端方和赵尔巽看重，后来就被调到奉天去做农工商总办。
熊希龄任国务总理时的照片（1913年）
内藤湖南本人还有一个特点，而我们现在还没有仔细去研究，就是他对财政史很重视。当他去东北调查间岛问题时，就去找到了熊希龄，两人交往比较深。这一点在内藤湖南的《支那论》序言中也有交待：“支那的时局宛如走马灯，正在急转变化中……目下居于权势中心的袁世凯也没有一贯的政策……虽然内阁总理熊希龄等可谓其中具有一贯政策的人物，其一贯的政策能否获得贯彻，实为目下的疑问。不仅如此，熊希龄的政策实际上似乎是要将在清朝末年所思虑者原封不动地试行于革命之后的今日。我跟熊氏颇有交情，在十年前就当时支那的救亡策交换过一些意见，对其见识是赞赏的。”直到1912年内藤到奉天做调查时，奉天的一个官员作笔谈时也记录了这样一段话：“贵国此日形势岌岌，弟与财政总长熊秉三交态甚密，欲一为言之，但此时公事甚忙，未能赴燕见伊耳。”也就是说，在熊做财政总长的时候内藤已有建言的愿望，当熊成为总理之时自然不在话下。
内藤湖南及其《支那论》
尽管内藤写《支那论》有为熊希龄建言的意图，但此书写至最后出现了一些变化。著写之人都知道，写书最后写序。内藤在口述的时候是心平气和、侃侃而谈，而到了第二年三月，他为本书写序的时候，竟然爆了粗口。他称，近日的油田和治淮工程外资的导入，简直是不承认中华民国成立的借款。他本来是要设身处地为中国人着想来写这本书的，如果到了现在这个情况，他根本没有必要写了。而且他认为，甚至在中国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新的都统衙门。他这番言论在中国、日本都激起了一些反弹。那么，他为何对中国进行这样的警告？这一问题以往学界研究也不多，实际上源于日美在华竞争。因为当时中国将陕西省油田和热河省油田给了美国石油公司开采，治淮工程是给了美国红十字会所联系的一个公司，这里面其实有袁世凯、熊希龄、张謇等人远交近攻、预防日本的意图。其中很妙的是，就在内藤写序言之时，当时在北京的日本驻华公使走访了熊希龄，当时熊虽然已经下野，但仍作为开采煤矿和石油的总办。公使质问他为什么把油田的开采权给了美国，熊也是堂堂正正地回答称，给哪一个国家来开采，是我们国家的权力，况且在清末中美也洽谈过这个项目，不过是把前清的项目做到位而已。内藤这一番言论正是在这样的复杂背景下出现的。
第三个问题是内藤湖南的中国观的特征。中日本来属于同一个东亚文化圈。二十世纪初期，因为日本比较强盛，其言论就有一种为地区代言的意味。比如新渡户稻造写的《武士道》，美国的总统老罗斯福买了三十本，送给他的子女和亲朋好友，表明他当时承认作为上升阶段的日本。再如禅宗，虽然原产于中国，但是因为当时铃木大拙作为强国的佛学者，在世界上讲日本佛学时用日本式的发音“Zen”指“禅”，虽然后来有一些中国学者试图用“Chan”代替“Zen”，不过直到现在仍旧扭转不过来。在西方文化非常强盛的时候，内藤等人能够对东方的文化艺术进行宣扬，如将书法作为东方艺术非常经典的部分来肯定，便十分有益和难得。尤其是当时对于中国普遍发生了转向，除了个别有远见的保守派人士外，都开始对中国文化丧失自信力。而诸如日本五教授发表关于敦煌的文章时自称为“敦煌主义者”的表现，实际起着为东亚文化代言的积极作用。至于内藤本人对中国的态度由热转冷的变化，其实又回到了上面提到的日美在华影响消长的问题，即国际契机以及其政策建议本身的局限性上。内藤在袁世凯死后，曾经发表过名为《两国国民性的理解与日支亲善》的文章，认为日本人不应以中国人缺乏国家观念和爱国心而加以鄙视，中国人也不应以日本人不懂友情和不讲义气而加以鄙视。“总之，双方都要理解各自的长处短处，不应只以自己的标准来判断他人，而要以对方的标准互相考量。相互之间不失尊敬心，则两国国民的交际必能于此带来新的进步。”
1917年内藤到访中国，去满洲之前曾在北京逗留。时值华北发大水，京津地区收藏家们纷纷拿出自己的收藏来义展。展品颇多，内藤天天去看，大饱眼福，唯独有一件苏东坡的《成都西楼帖》未能一见。因为他马上就要参加下一届的寿苏会，他觉得一定要看到此珍宝才能在接下来集会增加谈资，遂雇了一个翻译同往徐世昌家。因为徐世昌是袁世凯的心腹，此翻译开始觉得内藤拜访政治家，不过谈些时事政治，翻译起来应该轻松。没想到访问了三个小时，只谈了一刻钟的政治，两个多小时皆谈《成都西楼帖》，而此帖又偏偏是苏东坡各种style的书法之集成，翻译自然觉得牢骚满腹，后来便对内藤抱怨：“你今天是访问古人苏东坡还是今人徐东海？”引得三个人哈哈大笑，内藤在自己的汉文作品中将这一轶闻记录下来。而其对中国文化的痴迷程度也可见一斑。
刘亚娟 整理